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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许多经济学者习惯于用两个特征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一是ZF主导；二是投资推动，并认为两者的结合，即ZF主导的持续投资构成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与原因。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得要领的，依此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更是不可取的。
首先，中国既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典型的转型经济体。按照罗斯托的理论，在经济发展经过的起飞阶段，ZF的大幅投资是必要的，由此产生的ZF主导、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经历，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弗里德曼所述的“有限ZF”就不是完美的ZF，而是有缺陷的ZF，正像已故的马里兰大学的奥尔森所强调的那样，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因为无法组织起有效率的ZF才出现增长的灾难。作为一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经济体。尽管转型意味着ZF从直接组织经济的角色中退出，但中国自身的经验和前苏东的教训表明这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转型中ZF主导经济的特征不仅不会迅速消失，而且是转型过程的稳定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之前，谈任何模式为时过早，如果把进行式当作完成式、认为形成了“中国模式”显然是不妥的，其意图只能被阐释成试图阻碍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
用ZF主导来描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显然不得要点。不过，在钱颖一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各级ZF确实在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中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中央ZF作为制度供给主体提供了以双轨制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中国渐进转型的重要经验，地方ZF在“分灶吃饭”的财政分权激励下，创办乡镇企业、体制外增长是谋求转型与增长互动的成功创举。
中国与其他ZF主导的经济体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地方ZF积极参与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必须经历的三个宏观，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但是，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中国地方ZF对经济发展起突出作用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成功“模式”，地方ZF重经济建设轻公共服务的职能行为的负面特征日益明显，职能转型的迫切性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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