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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中国是否已进入“高通胀”时代的讨论成为热点，多数人认为中国确实已步入“高通胀”时代，对于这样的判断，笔者并不能完全认同。笔者认为，如果用“中国已进入结构性通胀时代”来表述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物价走势似乎更为准确。
通货膨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人们通常是通过观察某一价格指数的变动来判断经济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这个价格指数可以是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可以是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当然，最理想的是GDP缩减指数。无论选择哪一类指数，它都代表某一特定商品篮子的平均价格水平。如果价格指数的上涨是由篮子中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引起，我们可以说经济发生了全面性通货膨胀；如果价格指数上涨是由篮子中某一类或某几类商品价格上涨引起，这时可以说经济发生了结构性通胀。
尽管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非常复杂，但从结果来看，全世界的通货膨胀无非两类：一类是全面性通胀，一类是结构性通胀。发达经济体发生的通胀，通常是全面性通胀；而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通胀，则通常兼具全面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的特征，而且结构性通胀特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
对于全面性通胀，又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可能是因总需求过度膨胀或者说货币发行过量而引起的物价全面上涨；另一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潜在总供给能力明显下降而引起的物价全面上涨。如果全面性通胀是由名义总需求过度膨胀引起，或者说是由货币的过度发行引起，就需要采取措施来控制货币。央行的货币政策干的就是这个工作。
在我国，通常用广义货币M2代表名义总需求。而M2有两大增长源，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外汇占款。其中银行贷款大致占60%－70%，外汇占款大致占30%－40%。由于银行贷款占比较大，因此人民银行通常用压贷款的办法来抑制货币的过度扩张，而对占比30%－40%的外汇占款却不闻不问。这种管理总需求的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是：虽然名义总需求能得到一定抑制，但同时也会伤及总供给。因为贷款的减少必然带来用以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的减少，投资减少则意味着未来商品潜在总供给能力的下降，两者对冲的结果可能使治理通胀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外汇占款占比较大的国家来说，如果物价上涨是由名义总需求过度膨胀引起，则应把抑制名义总需求的政策重点放在控制外汇占款过快增长上，而不能一味去压贷款。
由于弗里德曼的名言 “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我国的流传甚广，认为只要管好货币，就能控制住通货膨胀，因此，我国ZF对名义总需求（即货币供应量）的管理历来比较重视，其管理效果总体上也是比较成功的。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除2009年因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较高外，其他年份M2增速大都被控制在20%以下的水平（15%－16%的年份居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平均增速达到10%以上的转型国家来说，这样的货币增速水平应该是不高的。
虽然我国对名义总需求方面的管理是相对成功的，但是对实际总供给的管理却非常不到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很少涉及总供给管理方面的内容，而恰恰在总供给管理方面，我们存在的问题比总需求方面要严重得多。在总供给水平出现明显下滑的情况下，即使总需求保持稳定，实体经济也可能发生全面性通胀。最近十年，我国先后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通胀过程，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总供给管理不当 （而不是货币管理不当）有关。
由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内商品供给实际上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是国内产出，二是国际净进口（可能是负值），因此对总供给的管理也应该包括这两个方面。
因国内产出方面出问题引起潜在总供给水平下降从而推动物价总水平上涨的事例包括：劳动力工资上涨，导致企业产出意愿下降，物价因此出现上涨（成本推动型通胀）；对能源等要素价格进行人为管制，导致要素价格过低，要素部门产出意愿下降，同样会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对贷款进行管制而导致全社会新增产能不足，使得物价调控效果不佳；企业税、费负担过重，也会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为实现“节能减排”达标，地方ZF对高耗能企业拉闸限电，导致钢材、水泥等高耗能基础产品产量短期内快速下降，从而快速推高总物价水平；发改委的“价格约谈”同样会导致企业生产意愿下降，最终反而会对物价形成更大压力，等等。上述事例的共同特征就是抑制国内潜在总产出水平的增长。
国内总供给能力不足也可能因国际净进口增速下滑引起，典型事例是输入型通胀。输入型通胀的实质是国内从国际市场获取有效供给的能力因国际价格的上涨而出现下降，结果导致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由于输入型通胀的发生机制也是因总供给下降引起，因此，它本质上也是一种成本推动型通胀。
对于结构性通胀，典型特征是价格指数商品篮子中的某一类或某几类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从而带动价格指数快速上涨。比如目前涨幅较大的消费物价指数CPI，75%左右的涨幅是由食品 （大致占居民总消费额的33%左右）价格上涨贡献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我国非食品类消费品的月同比最高涨幅仅为3%（2011年6月），而且在大多数时间内，其涨幅都在2%以下。相比较而言，食品价格涨幅要远远高于非食品价格涨幅：2003年－2004年那一轮通胀食品价格最高涨幅是14．6%；2007年－2008年通胀期间食品价格最高涨幅达到23．3%；此轮（2010年－2011年）通胀食品价格月同比最高涨幅是14．8%（2011年7月）。因此，我国最近十年发生的三次通货膨胀过程都带有明显的结构性通胀特征，如何抑制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是我国治理通胀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发生结构性通胀无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如突发性自然灾害、战争、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等，导致某一类商品因突然发生短缺而引起价格大幅上涨；二是由于不同生产部门间存在巨大劳动生产率差异而引起的结构性物价上涨，这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长期存在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例如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工业部门的1／7，服务业的1／5，当上述产业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无法在短期内弥合时，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必然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的产品价格长期处于上涨状态，否则，没有人（或资本）愿意留在低劳动生产率部门从事生产活动 （低生产率部门商品价格相对于高生产率部门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现象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过去，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程度非常严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工资问题上没有谈判能力，因此我国结构性通胀特征表现得并不明显。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过剩程度的不断缓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工资谈判中开始掌握主动，农民工工资出现了快速上涨的趋势。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必然会倒逼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否则没有人愿意从事农业生产，都会到城里打工。因此，结构性通胀将在中国长期存在，它可能会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全过程。
对我国通胀问题的总结和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通货膨胀按价格指数上涨原因可分为全面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两大类。治理全面性通胀既要设法控制名义总需求，更要考虑增加实际总供给：对名义总需求的管理应主要通过压缩外汇占款而不是压缩贷款的办法，使货币供应量增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增加实际总供给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ZF可通过实施减税、降费等措施，增加企业产出水平，缓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ZF应大力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以增加要素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放弃“价格约谈”等价格指数管理策略 （价格约谈管理的是价格指数而不是价格）；放松对贷款的人为控制，保证新增产能的合理增长；建立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规避输入型通胀；当发生全面性通胀时，可有针对性地制定鼓励进口的政策，提高国内从国际市场获取有效供给的能力。
应对结构性通胀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对农业、服务业等低劳动生产率部门的价格补贴力度，否则只有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容忍程度。为应对食品价格上涨而引发的结构性通胀，一是应加大对粮食、肉禽生产部门的财政补贴力度，这是治理我国消费品领域结构性通胀的关键所在；充分运用粮食、猪肉储备调节制度，控制粮价和肉价在平稳基础上适度上涨；二是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蔬菜、水果、肉禽流通环节的成本，增加对农贸市场的摊位补贴、营业税减免；严控农产品出口；大幅削减以粮食为原料的替代能源生产等。采取措施，保证生产要素能在各部门间自由流动，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尽量拉平各生产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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