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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4部，主编学术著作12部。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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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诺丁汉大学 新加坡国立 永年

http://business.sohu.com/20110929/n320900832.shtml

郑永年：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新加坡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任所长郑永年与前任所长王赓武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这两位前后辈的学者，都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但各具风采。相比王赓武的英伦绅士风度，郑永年身上依然保留着中国乡村的质朴气息。
　　郑永年生在浙江余姚乡下，上大学以前，一直在农村生活。1981年，郑永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当时从城市来的同学都反感政治，而郑永年是从农村出来的，并没有对政治的恐惧感，他对历史包括共-产-党历史充满兴趣。
　　在北大，郑永年待了整整九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留校任教两年。在充满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郑永年积极参与以《读书》杂志为中心的思想讨论。他教的是西方政治理论、西方政治思潮，在当时被认为是比较敏感的课。1990年，郑永年想：“与其空虚度日，还不如到美国留学。”他幸运地申请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全奖的奖学金。
　　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最初的几个月，郑永年感到很不适应。他在中国没有摸过电脑，但在美国不仅要用电脑写文章，还要用英文直接来写。但老师非常鼓励他，给他很多自由的余地。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导师给郑永年许多选择的空间，一开始，郑永年想研究尼采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解读尼采，后来发现：“我所理解的尼采，不是真正的尼采。”只好放弃。郑永年对农村很了解，便想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后来发现也做不下去：“倒不是不熟悉，而是太熟悉了。做着做着，就可能有情绪的东西出来，不够客观。”最后，郑永年把题目换成研究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当时普林斯顿风云际会，正有一批从中国来的名人，多从体制内部出来，有丰富的社会和政治经验。郑永年和他们交谈，直接学到了中国体制实际运作的知识。从此，郑永年写博士论文得心应手，1994年提前做完。1995年博士毕业以后，郑永年得到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两年博士后。
　　普林斯顿如同一个世外桃源，波士顿则汇集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名校，学术讲座很多。郑永年目标明确，博士后研究的项目是中国民族主义。在费正清中心，他去饭堂总会碰到老教授，他经常见到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并有机会陪老先生喝茶聊天。郑永年感慨："学问’是中国的词，但是中国有学，没有问。我在美国感觉‘学问’，有一半是问出来的。”
　　在哈佛大学，郑永年感觉学科之间没有界线，他学政治学，也常去听人类学、社会学的课。相比之下，他感觉中国的大学把专业分得太清了。在海外生活多年，郑永年一直在思考：“不仅仅在中国而是整个亚洲，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跟方法论有关系。我们往往太过机械地学习西方的方法，所受的教育是微观的，美国也有微观的教育，但是美国有很多制度使教育既宏观，又微观。美国的社会科学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欧洲人提出了很多的思想，跑到美国来做实证研究。早期西方的社会科学从15世纪以后开始发展到近代，出现了马克思、韦伯等等，建立起一个宏大的体系，后来慢慢地发展进入微观研究，因为只有微观才能有新发现。但是中国在宏大体系上还没有走过，就直接跑到了微观。这是‘见树不见林’。亚洲学界现在应用性的东西比较多，原创性的东西比较少。到今天为止，世界性的社会科学还是没有中国的份额。”
　　郑永年与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颇有交往。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并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但使他名声大振。后来傅高义又写过《亚洲四小龙》。那时候，郑永年也对亚洲四小龙充满兴趣，认为“四小龙”是西方之外的另一个发展模式。新加坡是“四小龙”之一，刚好到哈佛大学去招人，郑永年便想到新加坡工作。1996年底，郑永年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后，便开始在波士顿与新加坡之间两头跑。1997年，他正式到新加坡工作。2005年，郑永年去英国诺丁汉大学建立了一个中国政策研究所，后来又应王赓武先生之召，回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
　　在新加坡十多年了，郑永年还是中国公民。他说自己放弃了多次入籍外国的机会。郑永年至今不能参加新加坡的选举投票。但他盛赞新加坡制度开放：“新加坡在国际上找人才，不管身份如何，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就会吸收。”
　　现在，郑永年至少一个月回中国一次，有时甚至一星期一次：“我自己出身农村，还经常去农村看一看。搞中国研究，没有这个感觉，把握不好。”
　　郑永年喜欢用“理解中国”来说明自己长期从事的研究。在他看来，欧美的学界很难理解中国。“老外批评中国是有的，但是都比较肤浅。老外解释中国，就像中国解释西方一样，中间有一个文化的差异。我觉得解释中国应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了，理解世界的东西不够。哲学家的两个任务，一个是解释世界，一个是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首先要把解释世界搞清楚。中国学者解释世界的功课做得不好，但是每个人都想去改造世界，我自己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主要是解释世界，不是去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是副产品。我一直在解释中国。”
　

一贪几十亿，不是钱和道德的问题　　如何遏制腐-败
　　时代周报：新加坡1965年立国，当时基础非常薄弱，发展到现在不过40多年，这种崛起在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是了不起的奇迹，你认为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郑永年：大家总结新加坡的经验也不少，我来了新加坡以后，除了那些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材料，我觉得领导层的决断能力很重要。新加坡刚刚独立的时候，是被马来西亚赶出来的，李光耀哭了。他觉得任何一个国家都看着他，算着他几天能倒台。李光耀说：只有你成功，人家才会佩服你，什么方法都不要说，要成功。没有他的领导能力，新加坡不可能在短短的46年时间—如李光耀先生所说的—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跳跃。他以前也跟邓-小-平说过：我们都是边缘地带的移民，素质都很不高。确实，一些新加坡的老一辈就是以前中国东南沿海生存不下去的人，是没钱的甚至是要饭的人。新加坡这个国家一点资源都没有，连水都要靠马来西亚，现在好多了。许多人说：新加坡管理得好，是因为新加坡小。我告诉他们：你们错了，看看全世界，管制不好、发展不好的都是小国家。西方国家说的失败国家，大部分都是小国家。倒是大国不会失败。新加坡重视人才资源。一部分是政治人才，另一部分是专业人才。政治人才的任务就是把专业人才找到，把他们用好。一个国家的经济能不能发展，文明水平能不能提高，不是靠政治家，是靠专业人才。新加坡到全世界去找能干的人，有了人才，那什么都有了。
　　时代周报：全世界公认新加坡ZF把腐-败问题解决得很好，你认为有什么秘诀？
　　郑永年：新加坡可以改变很多人的观念。在中国一说腐-败，就觉得要民主，好像民主就不腐-败了。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民主的腐-败，而且非常多。那么，有些人说没有反对党的制约就腐-败，所以需要反对党，但是实际上，新加坡哪里有强有力的反对党？新加坡的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制约微乎其微。所以，很多东西单看大方面的民主是看不出的，要看具体的制度和细节。新加坡不腐-败，大家就说是因为高薪养廉。当然现在新加坡ZF的部长工资很高，但以前并不是很高。李光耀说：如果一个警察不能养家糊口，他就要去腐-败了。一个汽车司机不能养家糊口，他也会去腐-败的。所以，一定要给足公共部门的薪水，使员工能养家糊口。这不仅是公务员的问题，整个公共部门都这样。另外，新加坡要把最好的人弄去从政。西方就不是，美国最好的人都去经商了。但新加坡最好的人要去从政。公务员这几年工资增加得很快，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与企业界竞争人才。
　　时代周报：高薪真的能养廉吗？
　　郑永年：人的欲望是毫无底线的。如果高薪能养廉，那北欧国家的公务员很低薪，怎么也清廉呢？据我自己的观察，一般意义上的高薪养廉、民主多党制都跟腐-败和清廉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制度细节。一个是公务员的工资货币化，这个人上班开什么车，戴什么表，拿工资一看，一抓一个准。一个是透明的财政和预算，那是最有效的控制腐-败的方式。中国现在的好多腐-败都是制度形成的，好多东西不要看意识形态，要看制度的细节。制度具体设计很重要，也并不是高薪就不腐-败了。中国的贪官一贪几十亿，几辈子都用不完了，这不是钱的概念问题，也不是道德的问题，道德是没有用的。这些制度是要靠职业人士来设计的，不是政治人物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中国年年反腐-败，年年还有那么多腐-败，新加坡也没有搞运动，照样很清廉。
　　新加坡教育系统培养熟练工人
　　时代周报：人家常讲，新加坡的法律是全世界最严的法律，为什么会这样？
　　郑永年：这点我也认同。但是，西方早期的法律也很厉害。西方对保护产权的法律非常严。后来西方的法律慢慢完善，变得更文明了。新加坡的法律体系，比较现在西方的法律体系，当然是非常严的。早期，随地吐痰，新加坡要罚款很多钱，还要义务劳动。当然，新加坡的很多法律像鞭笞，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只是没有废除罢了。新加坡自己没有额外地去创造很多的法律，就是把西方一些废除了的法律留下来了。
　　时代周报：新加坡以前是不开放赌业的，后来为什么会开放赌业？
　　郑永年：以前李光耀先生说过：只要我活着，就不要开设赌场。从ZF的角度来说，赌业是新加坡产业升级的一部分。不光是赌业的概念，而是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所以它不叫博彩，叫综合娱乐。当然也有人反对，尤其是那些基督教徒的ZF官员想不通。但是为了国家利益，大家包括李光耀本人决定要做，那就去做。以后效果怎么样，慢慢会出来。
　　时代周报：红灯区是一直都有的？
　　郑永年：一开始就有。新加坡是港口城市，有很多海员，如果不开红灯区，一般老百姓生活就不安定了，这些人可能会骚扰平民老百姓。早期中国的中宣部派人来考察，也包括考察红灯区。回去以后写一份小红书，叫《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但是把红灯区这一章去掉了。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红灯区也是这样，与其地下，还不如把它合法化。
　　时代周报：新加坡的教育体系有什么明显的特点？
　　郑永年：教育也是收一点钱的，但是比较便宜。新加坡发展大学，同时又鼓励技工学校的发展。新加坡很小，要吸引外国公司，就要给它提供熟练的劳动力，所以教育系统更主要的一个目标是培养熟练工人。在中国，学院不见了，到处都是大学。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个方面是工厂找不到技术工人。同样的一个技术放在中国生产和放在新加坡生产，附加值可能相差好几倍。我去广东跟他们讲：你们30年以前用农民工，30年以后仍然用农民工，怎么提高？附加值肯定低。
　　研究中国问题，还是离中国远一点好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中国模式，有没有新加坡模式？
　　郑永年：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没有什么道德含义。中国人好像认为一个模式就是好的，不是这么回事。模式就是一个制度运作的特点，也有坏的模式，失败的模式。新加坡的模式倒是有的，但是不固定，在变化。
　　时代周报：最近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很多，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中国模式这一说？
　　郑永年：最开始就是外国学者所谓的“北京共识”，当时我就觉得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不一样。北京共识相对于华盛顿共识，共识要推广的，模式不一样。模式有两个方面，既有强项也有弱项。我也讨论中国模式，但跟中国学者讨论模式不一样，中国学者说模式基本上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像左派说：中国模式就是好的，甚至比西方的模式还好。但自由派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模式，不值一提。中国改革，就是要改革这个模式。我这几年研究中国模式，是把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来看其内部是怎样运作的。
　　时代周报：你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几年之后，重新看中国问题有没有新的发现？
　　郑永年：我的感觉是研究中国问题，还是离中国比较远一点，才看得清楚一点。研究中国，脱离中国环境可能更客观一点。我接触过的很多朋友，都太情绪化了。看中国，如果只看《人民日报》，看教科书，都是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基本上，西方从行到知，做得非常好。中国的知识是规范型的，大家就是抽象地想，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想。中国是知行不一，中国的文化也没法走到知行合一。中国的学者到今天为止，一谈论什么问题就一味强调应当怎么样，都搞不清楚这个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我不认同季羡林所讲“21世纪是东方文明的世纪”
　　时代周报：十几年前，亚洲地区提倡亚洲价值，现在来看，这种价值还有吗？
　　郑永年：我感觉作为政治意识的亚洲价值可能已经不太存在了，至少大家不太去提了。因为现在包括新加坡自己的实验也不是很成功，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但是，我觉得作为一种生活层面的儒家价值还是有的，这种价值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而消失，在老百姓的生活层面还是根深蒂固的。
　　时代周报：当时提出来的儒家理念，在西方有影响吗？
　　郑永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不可能对西方的实际生活有任何影响。就像有些中国人喜欢基督教，但对总体文明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季羡林先生讲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并不是说这三十年，西方文明取代东方文明，下个三十年，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起起落落，都有它的发展规律。我不认同季羡林先生讲的，21世纪是东方文明的世纪。首先什么叫东方？尤其是儒家文明就更不确定。儒家文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儒家文明每次都是由一个外来文明涌入才复兴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是一个宗教。中国文明是世俗文明，特点就是开放性、包容性。所以，如果21世纪是儒家代表的文明的话，是会吸收其他的文明进去的。看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就很清楚。好多中国人看问题太简单，好像美国衰落了中国就崛起了，不是这样的。中国是开放的崛起，但如果美国衰落了，也是要把中国拉下去的。
　　时代周报：现在的亚洲“四小龙”在政治上还有发展优势吗？
　　郑永年：亚洲四小龙的民主不一样，新加坡的民主化慢一点。我也经常比较新加坡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在新加坡，有一些禁区是不可以用民主名义接触的，比如种族、宗教、文化、语言。新加坡不允许印度人待在一起，不允许马来人待在一起，各个种族都混居才和谐。新加坡也不允许马来人组织政党，不许印度人组织政党，因此新加坡就是在种族冲突中诞生的。
　　乐观看待“后李光耀时代”
　　时代周报：西方舆论一直在讲，新加坡不够自由，不够民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郑永年：我想一部分当然是事实。美国、欧洲、英国看新加坡，都是以它们现在的水平而不是从历史上来评价的。制度建设需要权威，当时英国、德国搞制度建设，权威集中，没有人讲今天我们所讲的人权。新加坡刚建国以后，一直处于国家建设的阶段，既然强调国家制度建设，需要权威，就不能像西方这样自由散漫。权力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从西方现在的阶段看另一个社会不公平。如果学习西方民主，人均GDP3000美元的民主与人均GDP3万美元的民主，质量是不一样的。新加坡现在的人均GDP4万多美元，以前也是有选举制度的，但不那么开放。但新加坡的开放跟泰国、菲律宾的开放还是两码事，民主的质量不一样。如果老百姓很穷，选举很容易腐败。候选人给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可以买票的话，这个选举就没意思了。如果教育水平不高，选民对投票的意义也很难有理性的理解。民主的质量高不高，要看背后支撑民主的很多因素。像非洲开放选举，但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打得一塌糊涂。
　　时代周报：你对“后李光耀时代”乐观吗？
　　郑永年：我是比较乐观的，李光耀不是人治，不是一个个人统治，他是把个人的意愿和理想转化成制度。这个制度无论是反对派还是执政党，都是接受的。所以，新加坡社会会越来越开放，民主化程度会越来越高。亨廷顿曾经比较过李光耀和李-登-辉。他说：新加坡在李光耀死了之后，这个制度会随他而去；而李-登-辉死了之后，台-湾民主制度会留下来。亨廷顿说对了一半，台-湾在陈-水-扁掌权那几年，原来很多好的制度都被破坏了。在新加坡，李光耀是一个强势人物，他能最有效地把自己的理念转换成制度，这一点是亨廷顿先生没有看到的。

中国传统哲人王阳明在其哲学思考和官僚工作经验中，悟出了“知行合一”的道理。“知行合一”是一个理想状态，在实际生活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在任何社会，对任何一个组 织（包括政府）和个人来说，要做到知行合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有很多事情，只有停留在“知”的层面，或许永远不会有“行”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行”，也就是“实践 ”，并没有能够提升到“知”的层面。“知行合一”既然是一个理想状态，就需要去追求。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要追求如何把“知”转化成“行”， 另一方面，要把“行”提升为“知”。
　　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政策研究者就必须同时了解“知”和“行”，但和这两者本身又不完全一样。首先，政策研究者和“知”者不同。从事“知”的社会群体有很多，但最显着的 就是哲学家。政策研究者和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区别。哲学家可以探讨所有一切，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虚空想象出来的。因此哲学家或者属于哲学思考的人，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在理想的世界里，有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有些理想是受现实限制而现在不能得到实现，将来或许有可能实现，而有些理想则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的，就是人们所说的“乌托邦”。从现实来看 ，人类社会从开始到现在，所实现的理想并不多。人们头脑里面所产生的理想大多成为历史的记忆。
　　政策研究者必须懂得哲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不懂，那就很难分辨哪些理想是乌托邦，哪些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是现在实现不了，将来可以实现的。马克思曾经说，哲学家有两项任务，一项 是解释世界，另一项是改造世界。这是两项关系密切的工作。没有认识世界，就很难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就是认识世界。不过，哲学家的任务主要还是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更多的是让政 治家来做要好一些。当然，这并不排除哲学家转变成为政治家。马克思本人就参加了很多政治活动，成为了政治家。不管怎样，在哲学和政治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没有意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 的鸿沟，那么政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历史上，很多具有哲学思维的人成为了政治家，掌握政治大权，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例子。当时的很多政治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想把很多理想转变成为现实，结果出现了很 多问题。中国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例子，用其无限制的权力来实现其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如果这些理想事先经过“是否可以实现”的论证，情况可能就会很不相同。很显然，政策研究者必须具 备的品质，就是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要沟通理念和实际世界，探索理念或者政策思想的实际可行性。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 辑。
　　政策研究者的独立性
　　其次，政策研究者也必须和政府官员有所区别。这里，政策研究者要寻找自身的定位。这个定位应当和官员的定位不同。政府官员的主要任务是决策和政策执行。这里，有几方面的工作，政策研 究者可以做。
　　第一、政策研究者很难告诉政府官员做什么，不做什么，因为政策研究者很难获得实际政策世界非常复杂的信息，也很难真正把握政治世界的实际情况。政策研究者所可以做的，是告诉政府官员 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情况下不可能做什么；就是说，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可以告诉政府做一个特定政策选择会导致的特定后果。现实地说，政策研究者很难保证决策者的理性 ，但是可以昭示给决策者通往理性决策的路径和方法。
　　第二、要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宏观环境之中。政府官员一般只注重微观，看不到一个政策的大局，或者说，他们会侧重政策的技术面。这就要求政策研究者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比较宏观的内 容中加以分析。宏观面的分析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执行。
　　第三、政策研究者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是具有利益的组织或者个人，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受制于利益。政策研究者这里就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做到相对的利益独 立，就是说独立于某一具体的利益，而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置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总是强调智库独立的重要性。
　　第四、政策研究者还必须注意到一个特定政策的伦理和道德性。任何政策，不管其多么科学，都带有伦理和道德面。政策如果和利益相关，那么也不可逃避伦理和道德。就是说，政策很可能是对 利益的重新分配，一些人可以获益，一些人可能受损。如果忽视政策的道德面，政策的执行就会造成其它方面包括社会政治面的问题。即使道德问题不可避免，但如果事先对此问题有足够的注意，那 么至少可以管理和控制道德问题。
　　政策研究者应当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知识。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政策科学仍然在发展之中，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很多政策分析者都是学院派人物，很多政策分析工具很难被政策制定者 所使用。政府官员感觉到政策分析者的作品不好用，政策研究者感觉到被政府官员冷落。政策研究领域的一种常见情况就是，政策研究和政策实践毫无关系。这需要研究政策的人的思考，以便改进政 策研究。
　　具体就一个国家的政策研究来说，政策研究者至少必须做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理论指导。任何政策研究必须是理论指导的，但政策研究本身不是理论研究。没有多少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会对理论感兴趣。但如果没有理论，政策研究很难有说服力。需要有理论，但又 不是理论文章，这就要求研究者吃透理论，消化理论，把理论隐含在政策分析之中。
　　第二是必须具备国际视野。政策研究要具备国际视野，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人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和影响。一国内部的发展深受外部环境的 影响，同时一国内部的发展也会产生外部的影响。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无论国内发生什么，都会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其次，借鉴外国经验。人们注意到，自近代以来，各国的制度越来越具有趋 同倾向。各国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要符合本国的文化、经济、社会等等条件，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各国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学习型 国家。这是中国成功的其中一个根源。政策实践是开放的，做政策研究更不能是闭门造车。
　　第三是国家实践和地方背景。无论是理论还是国际视野，政策研究最后要落实到每一个国家的具体环境。如果不能把政策落实到国家的具体实践和地方背景中，那么政策会缺乏可行性。政策的可 行性来自对一个具体国家和地方的理解。
　　从“行”到“知”把握话语权
　　第四，政策研究者也必须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做得很好。在西方知识传统中，从“行”到“知”，即把经验知识概念化和理论化 ，已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研究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在很多政策方面一直把握着话语权的根源。
　　中国的政策研究者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强。传统上，过分强调“知”而轻视“行”，而“知”又不是从“行”而来，因此“知”的层面表现过分道德伦理化，大多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说教，对实际政 策没有任何相关性。不能从“行”到“知”，一直是中国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的一大阻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有很多好的政策实践，但没有被概念化和理论化。结果，中国的很多实践不被外界所理解，其实内部的理解也很肤浅。大家所做的大都是用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概念和 理论来评论中国实践。
　　把“行”上升为“知”非常重要。首先是话语权的问题，就是确立自己的政策价值评判体系，而不是总是借用人家的。借用人家不是不可，但事实是用人家的东西很难解释自己。其次，是深刻认 识自己，从理论上认识自己。第三，这不仅仅是话语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经验分享。不能上升到概念和理论，就很难解释自己，很难让人家来认识自己。第四，进入世界“政策市场”。如同其他 很多事物，世界上也存在着一个“政策市场”，就是各国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的“交易”。而“知”就是这种“交易”的形式。中国改革开放有那么多的政策实践和思想，也不乏很成功的。但为 什么在国际“政策市场”上没有中国产品？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把“行”（即政策实践）上升为“知”。
　　在当代中国，政府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社会对政策的参与要求也越来越大。随着信息流通的加速，各级政府再也不能像传统那样，凭借自己的主管意志来决策。这一方面表明，决策 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政策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中国的政策科学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还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今年（2011年）3月“两会”的记者会上，当问到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执行问题，总-理-温-家-宝就是从“知”和“行”这个角度来回答的。现实的情况往往是“知易行难”。很多政策执行不下 去，和政策研究投入不够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很多决策的失误不仅仅是决策者的责任，也是政策研究者的责任。政策研究如何追赶上时代的需要，这是中国的政策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上（2011年6月26日）的一个发言稿修改而成。）

中国传统哲人王阳明在其哲学思考和官僚工作经验中，悟出了“知行合一”的道理。“知行合一”是一个理想状态，在实际生活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在任何社会，对任何一个组 织（包括ZF）和个人来说，要做到知行合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有很多事情，只有停留在“知”的层面，或许永远不会有“行”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行”，也就是“实践 ”，并没有能够提升到“知”的层面。“知行合一”既然是一个理想状态，就需要去追求。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要追求如何把“知”转化成“行”， 另一方面，要把“行”提升为“知”。　　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政策研究者就必须同时了解“知”和“行”，但和这两者本身又不完全一样。首先，政策研究者和“知”者不同。从事“知”的社会群体有很多，但最显着的 就是哲学家。政策研究者和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区别。哲学家可以探讨所有一切，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虚空想象出来的。因此哲学家或者属于哲学思考的人，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在理想的世界里，有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有些理想是受现实限制而现在不能得到实现，将来或许有可能实现，而有些理想则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的，就是人们所说的“乌托邦”。从现实来看 ，人类社会从开始到现在，所实现的理想并不多。人们头脑里面所产生的理想大多成为历史的记忆。
　　政策研究者必须懂得哲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不懂，那就很难分辨哪些理想是乌托邦，哪些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是现在实现不了，将来可以实现的。马克思曾经说，哲学家有两项任务，一项 是解释世界，另一项是改造世界。这是两项关系密切的工作。没有认识世界，就很难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就是认识世界。不过，哲学家的任务主要还是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更多的是让政 治家来做要好一些。当然，这并不排除哲学家转变成为政治家。马克思本人就参加了很多政治活动，成为了政治家。不管怎样，在哲学和政治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没有意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 的鸿沟，那么政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历史上，很多具有哲学思维的人成为了政治家，掌握政治大权，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例子。当时的很多政治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想把很多理想转变成为现实，结果出现了很 多问题。中国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例子，用其无限制的权力来实现其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如果这些理想事先经过“是否可以实现”的论证，情况可能就会很不相同。很显然，政策研究者必须具 备的品质，就是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要沟通理念和实际世界，探索理念或者政策思想的实际可行性。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 辑。
　　政策研究者的独立性
　　其次，政策研究者也必须和ZF官员有所区别。这里，政策研究者要寻找自身的定位。这个定位应当和官员的定位不同。ZF官员的主要任务是决策和政策执行。这里，有几方面的工作，政策研 究者可以做。
　　第一、政策研究者很难告诉ZF官员做什么，不做什么，因为政策研究者很难获得实际政策世界非常复杂的信息，也很难真正把握政治世界的实际情况。政策研究者所可以做的，是告诉ZF官员 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情况下不可能做什么；就是说，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可以告诉ZF做一个特定政策选择会导致的特定后果。现实地说，政策研究者很难保证决策者的理性 ，但是可以昭示给决策者通往理性决策的路径和方法。
　　第二、要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宏观环境之中。ZF官员一般只注重微观，看不到一个政策的大局，或者说，他们会侧重政策的技术面。这就要求政策研究者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比较宏观的内 容中加以分析。宏观面的分析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执行。
　　第三、政策研究者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是具有利益的组织或者个人，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受制于利益。政策研究者这里就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做到相对的利益独 立，就是说独立于某一具体的利益，而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置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总是强调智库独立的重要性。
　　第四、政策研究者还必须注意到一个特定政策的伦理和道德性。任何政策，不管其多么科学，都带有伦理和道德面。政策如果和利益相关，那么也不可逃避伦理和道德。就是说，政策很可能是对 利益的重新分配，一些人可以获益，一些人可能受损。如果忽视政策的道德面，政策的执行就会造成其它方面包括社会政治面的问题。即使道德问题不可避免，但如果事先对此问题有足够的注意，那 么至少可以管理和控制道德问题。
　　政策研究者应当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知识。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政策科学仍然在发展之中，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很多政策分析者都是学院派人物，很多政策分析工具很难被政策制定者 所使用。ZF官员感觉到政策分析者的作品不好用，政策研究者感觉到被ZF官员冷落。政策研究领域的一种常见情况就是，政策研究和政策实践毫无关系。这需要研究政策的人的思考，以便改进政 策研究。
　　具体就一个国家的政策研究来说，政策研究者至少必须做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理论指导。任何政策研究必须是理论指导的，但政策研究本身不是理论研究。没有多少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会对理论感兴趣。但如果没有理论，政策研究很难有说服力。需要有理论，但又 不是理论文章，这就要求研究者吃透理论，消化理论，把理论隐含在政策分析之中。
　　第二是必须具备国际视野。政策研究要具备国际视野，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人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和影响。一国内部的发展深受外部环境的 影响，同时一国内部的发展也会产生外部的影响。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无论国内发生什么，都会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其次，借鉴外国经验。人们注意到，自近代以来，各国的制度越来越具有趋 同倾向。各国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要符合本国的文化、经济、社会等等条件，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各国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学习型 国家。这是中国成功的其中一个根源。政策实践是开放的，做政策研究更不能是闭门造车。
　　第三是国家实践和地方背景。无论是理论还是国际视野，政策研究最后要落实到每一个国家的具体环境。如果不能把政策落实到国家的具体实践和地方背景中，那么政策会缺乏可行性。政策的可 行性来自对一个具体国家和地方的理解。
　　从“行”到“知”把握话语权
　　第四，政策研究者也必须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做得很好。在西方知识传统中，从“行”到“知”，即把经验知识概念化和理论化 ，已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研究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在很多政策方面一直把握着话语权的根源。
　　中国的政策研究者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强。传统上，过分强调“知”而轻视“行”，而“知”又不是从“行”而来，因此“知”的层面表现过分道德伦理化，大多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说教，对实际政 策没有任何相关性。不能从“行”到“知”，一直是中国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的一大阻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有很多好的政策实践，但没有被概念化和理论化。结果，中国的很多实践不被外界所理解，其实内部的理解也很肤浅。大家所做的大都是用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概念和 理论来评论中国实践。
　　把“行”上升为“知”非常重要。首先是话语权的问题，就是确立自己的政策价值评判体系，而不是总是借用人家的。借用人家不是不可，但事实是用人家的东西很难解释自己。其次，是深刻认 识自己，从理论上认识自己。第三，这不仅仅是话语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经验分享。不能上升到概念和理论，就很难解释自己，很难让人家来认识自己。第四，进入世界“政策市场”。如同其他 很多事物，世界上也存在着一个“政策市场”，就是各国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的“交易”。而“知”就是这种“交易”的形式。中国改革开放有那么多的政策实践和思想，也不乏很成功的。但为 什么在国际“政策市场”上没有中国产品？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把“行”（即政策实践）上升为“知”。
　　在当代中国，ZF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社会对政策的参与要求也越来越大。随着信息流通的加速，各级ZF再也不能像传统那样，凭借自己的主管意志来决策。这一方面表明，决策 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政策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中国的政策科学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还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今年（2011年）3月“两会”的记者会上，当问到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执行问题，总-理-温-家-宝就是从“知”和“行”这个角度来回答的。现实的情况往往是“知易行难”。很多政策执行不下 去，和政策研究投入不够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很多决策的失误不仅仅是决策者的责任，也是政策研究者的责任。政策研究如何追赶上时代的需要，这是中国的政策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上（2011年6月26日）的一个发言稿修改而成。）

近年来，“顶层设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话语的关键词。中国这些年的改革进展不大。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改革动力。中国所面临的各方面的挑战就足以构成改革动力。改革动力没有被有效转化成为改革政策，这是个政治问题。如何制订有效的改革政策，顶层设计变得重要起来。　　实际上，“顶层设计”的需要和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志，即使存在着巨大的改革要求，也不能转化成为改革政策。在强人政治时代，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比较容易转化成为政策并加以实施。在强人政治之后，领导集体的政治意志变得非常重要。但是，较之强人的政治意志，集体政治意志比较难以形成。在这方面，目前的中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一些人只知道“不做什么？”或者“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这是个大的政治问题。中国面临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都要在改革过程中获得解决。没有强烈的集体政治意志，只能导致面对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局面。
　　其次，强人政治之后，政策的动员能力也出现了问题。执政党领导层必须作集体的动员，但集体动员能力从理论上说容易，实际上则非常困难。这些年来，很多政策就是因为政策动员能力的缺失，往往停留在字面。政策的执行不仅受制于体制内部因素（横向面的官僚部门和纵向面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而且也受制于社会上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和政权有紧密关联的既得利益集团。
　　当（中央）改革者的权威不断弱化的时候，就需要顶层设计。不过，不能简单把“顶层设计”理解成为中央集权。实际上，“顶层设计”要解决的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集权之下的不改革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强人政治时代的过去，中央权威开始感受方方面面的制约。因此，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维护中央权威”的目标下，各方面的权力开始集中于中央，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和人事任命等等，很快就改变了自1980年代以来的分权状态。不过，中央集权不见得领导层有权力。中央的权力大多分散于各个官僚机构和部门。中国尽管反对西方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但在实际层面，中央各个部门之间的互相制衡远较西方强。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官僚既得利益因此有了长足的成长，它们往往各自为政。同时，因为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体制的出现，即使高层的权力也变得相当分散化。这容易使得各方面的既得利益挟持改革议程，最终导致了目前的“不改革”现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改革什么？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如何实施改革？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顶层设计”过程来回答。或者说，从改革的思想、方案的设计，到改革政策的落实，再到新制度的形成，都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权力。在近现代国家，没有一项重大的制度是在没有权力运作下得到确立的。
　　改革无法单靠顶层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和社会的动力非常重要。这一点自改革开放之后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很显然，中国早期的改革就是从地方开始的，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当时的“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推广到全国的。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也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重庆的国家动员模式；江苏的政治改革（公推直选）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地方领导人最具有改革动力。很多年来，地方ZF官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批评对象，地方专制、腐败、黑社会化等等弥漫于各个地方ZF。这些也是事实。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干部想有所作为。目前中国存在的很多地方发展模式大都来自于地方官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是一线ZF，ZF官员和社会关联度大，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们必须有所创新来应付或者解决问题。作为一线干部，他们了解社会，也并不缺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再者，地方创新也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在后强人政治时代，ZF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而确立不同的地方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式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地方干部必然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他们也在思考如何改革的问题。地方改革成功了，就可以扩展到其他地方。这对他们自己的前途也非常有利。在和平年代，改革的成功是地方干部政绩最重要的根据。
　　地方发展模式的竞争是好现象。但是，必须注意到，尽管今天的中国各地方改革都在树立自己的模式，但并没有发生类似1980年代那样的效果。在1980年代，地方改革呈现两个显着的特点。第一是地方的大胆和勇气。在经历了改革前的贫困社会主义实践之后，全国各地都想摆脱贫穷，创造出自己的地方发展模式。当时地方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一个地方是否能够在一些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第二是成功的地方改革很容易上升到全国层面，扩张到全国的其他地方。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层面的改革都是在地方先行先试的。但是今天，不仅地方先行先试的勇气不如从前，而且即使像上述被认为是成功的大多地方改革也仅仅限于地方，没有扩散效应。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顶层设计问题。
　　在后强人政治时代，地方改革也受到体制非常巨大的限制。政治强人可以充分授权给地方，让地方充分改革。如果出现问题，强人也可以为地方改革提供保护。这尤其表现在早年“经济特区”的改革上。同时，强人也很容易把成功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成为国家层面，把改革推广到国家的其它地方。现在则不然。一些地方改革者顾虑重重，既是因为缺少来自上层的充分授权，也是因为没有上层权力的政治支持，很难把地方改革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除了少数地方的领导人在大张旗鼓，多数地方领导人都选择低姿态、低调的改革路线。
　　中央地方相互牵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现在呈现出一种实际上的互为“否决”现象，即中央可以“否决”地方，地方也可以“否决”中央。一些被视为成功的地方经验，很容易被上层的一些权威人物所否决。在高层缺失集体政治意志的情况下，很难对地方经验达成共识。一旦哪一个关键人物不认同某一地方改革试验，这一试验最成功也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决策者的中央在不断推出新的政策，但地方总可以找到理由不执行中央的政策，或者有选择性地来执行中央政策，取决于中央政策是否符合地方利益。地方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否决”了中央政策。
　　很显然，地方ZF既可以成为国家层面的改革动力，也可以成为改革的阻力。地方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取决于顶层设计。对中央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动员地方改革的动力，遏制地方对改革的阻碍。
　　除了地方ZF层面，地方动力更应当关注社会的参与。首先，没有社会的参与，顶层设计不可能科学。在改革领域，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政治，都会涉及到社会，所有改革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社会。在1980年代，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特别强调科学决策，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开放决策过程给社会，让社会来参与ZF决策。这一点在今天变得更为紧迫。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很多决策表面上看非常理性和科学，但实际上是脱离社会现实，并不能反映社会现实的需求，最终可能成为幻想和空想。
　　第二，不管一项改革是通过怎样的顶层设计，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就不可能实施下去。改革需要社会的接受度和支持。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显得重要。很多政策往往是自上而下制定，但往往是只停留在口头和口号上。尤其是当受到地方ZF和官员的阻力时，中央ZF可说是毫无办法来克服地方阻力。任何改革，没有社会的大多数的支持，就很难超越既得利益而得以实现。
　　第三，顶层设计必须满足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参与要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力量已经得到很快的发展。一部分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而跃升为中产阶层之后，就开始萌发政治参与的要求；另外一些仍然处于比较贫穷状态的人，因为等了多年不能脱离贫穷状态，也在政治化，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追求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不能满足社会参与的要求，经过顶层设计的政策很难具备高程度的社会合法性。
　　第四，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参与可以影响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国各地地方差异大，中央政策不可能一刀切地在各个地方实施。这就给地方ZF创造了客观条件去实践各种地方改革。在没有社会的监督下，地方官员的改革可能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只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在中国体制下，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例如地方官员所从事的很多政绩工程，并不是真正为了地方利益，而是做给上面看的。要遏止这种情况就需要地方社会的参与。社会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会迫使地方官员具有长远的利益考量，而非短期个人利益所驱使。
　　也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参与可以解决如何制约地方官员权力的问题。中国目前的情况是，随着党内民主的实施，中央层面领导人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但地方仍然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制约机制。地方“一把手”腐-败、权力滥用，仍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缺失社会参与的情况下，地方“一把手”是否成为“土-皇-帝”，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自我约束。但自我约束是很不可靠的。因此，要避免地方坐大，还必需实现社会的参与。
　　“顶层设计”的概念已经提出了，但内容并不很明确。要细化顶层设计还需要很多研究。但无论怎样的顶层社会，都会发生在中央－地方－社会这个政治构架内。顶层设计如果没有地方ZF和地方社会的动力，既不会科学，也会很难实施，变成空中楼阁。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ZF官员在普通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的统治基础。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着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的空洞无物是尽人皆知的，在很多时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没有自主知识体系丧失话语权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难有原始创造力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到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摆脱知识体系的依附本质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本栏上周论述了中国为什么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当然，在亚洲社会，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各国都是如此。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不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科学。日本最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但很显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远。道理很简单，尽管所有这些制度形式学自西方，但运作则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日本是假装称“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　　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例如日本本身学习西方的努力；日本在战略上高度依赖于西方；日本经济和西方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只有“西化”的努力，而没有建立自己社会科学的努力。当然，在这个背后则是日本的知识界被西方所消化，尤其是美国，这样的一个事实。尽管日本也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但力量很微薄。更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的是简单地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
　　亚洲其他国家在知识体系上也都被西方所“殖民”。近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尤其是精英学者）都是受西方教育的，他们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更无意识来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在这些国家，也有一些学者有这个意识，但他们是绝少数。不过，除了日本，即使这些国家的学者拥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能力来这样做。规模很重要，很小的社会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的投入的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像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来生存。
　　中国未经历“宏大的论述”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观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尤其是传统上对中国不感兴趣的主流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对中国显示出无限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在提高，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更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或者说，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可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
　　不过，这些有利于的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相反，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局势。很多主观层面的要素，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朝建设知识体系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我称之为“宏大的论述”阶段。西方的知识体系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19世纪得到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初基本完成。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论述”基础之上的，诸如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亚当斯密等等。这些“宏大的论述”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今天，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已经转移到微观研究。欧洲还继续有“宏大的论述”的传统，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然出自欧洲社会科学家。但美国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微观。微观研究是美国人的优势。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到欧洲和美国的分工和合作。美国和欧洲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欧洲移民建立的，他们没有任何困难，把欧洲的知识体系移到美国。如果用学术化一些的语言来说，欧洲人建立假设，美国人来检验。这种分工和合作，一直相当有效。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并且，中国似乎没有主观条件再去做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早已经放弃了知识体系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度美国化。现在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宏大的论述”的意识；相反，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用美国化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种应用性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橛子”（西方）的理论来评判（中国）“苹果”。上面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会得到轻易的改观，因为中国一切视西方美国为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通过评审制度等等高度制度化了。这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很难克服。
　　中国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可能？上面说过，中国具有很多有利的客观条件。从历史上看，中国可以也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很多主观上的努力。欧洲的知识体系也是主观的产物。知识体系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制度改革入手。
　　政治控制制约知识创新
　　第一，政治和行政分开。对知识体系的创造来说，政治和行政应当有不同的责任。对现行政治应当有个新的定义。现在的政治是知识体系的阻力，因为其强调的是控制。政治一方面要从知识体系领域撤出来，另一方面要为知识体系的创造者，造就有利的环境来进行知识创新。现在的政治控制必须通过政治方法才能得到解决。要意识到，知识体系是政治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传统中国是这样，西方社会也是这样。中国当代政治的脆弱就是因为缺失知识体系。因为知识体系是人创造的，行政不可避免。高教、研究所、智库等知识生产组织不可避免行政管理。撤出政治，强化行政，有利于知识体系的生产。
　　第二，重新设计基金分配制度。现在的基金或者研究经费是实现政治控制的有效经济手段，是思想意识的控制体，通过行政管理手段体现在知识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而是控制。举例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作思考、来做研究，这样才会有创新。
　　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往往是ZF部门或者ZF代理人）申请资金。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而是为了控制。ZF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仅仅是控制机制。对掌管金钱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当然，你越听话，表明控制就越有效。怎么办？应当把大部分研究经费作为工资分配给研究者。同时，基金制度要透明化。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好的经验，不难学。
　　第三，设计中国本身的评审制度，去除极端西方化倾向。中国的科研评审体制又是另一种进口的“殖民”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不用想改变这个体制，中国也永远不用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
　　当然，评审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要去除那些不利于中国知识体系生产的评审制度。在西方，评审制度本来只是研究者同行之间的事情，和ZF毫无关系。并且，西方的评审制度是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和思想偏好的学者和其研究产品，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市场和平台。但到了中国，评审制度就成为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机制。这就是说，要把评审制度从政治人物和官僚手中移交给专业人才。再者，评审制度的内容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内容管理来促进知识体系的生产。比如说，可以鼓励那些有“宏大的论述”的作品的出版。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出知识体系创造这个问题，使得大家对此都有一个意识，有了意识才能自觉地去做。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大家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应用西方知识体系，并且以为就是掌握了真理。这种心态是知识体系生产的最大的阻力。有必要开展一场知识界的大讨论，以达到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中国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客观条件，而是缺乏知识体系生产的意识和动员机制。实际上，中国可以从西方的知识体系生产和发展过程学到很多经验。中国的问题是本末倒置，花了大量的经历来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知识体系，但完全忘记了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创造出来这个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