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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制造”遭遇全球危机
1873年，大清外贸的拳头产品茶叶，在最大的海外市场伦敦，遭遇了价格大滑坡：当地进口商的报价只相当于往年的一半。
茶价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60天，这导致伦敦市场不再需要维持6至12个月的茶叶库存，茶叶的储备需求迅速下降。
同时，中国丝、茶产区在太平天国战争后迅速复苏，根据《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1873年2月13日报道，中国茶叶的出口量在1872年时就达到了供过于求。加上印度等地的茶叶，世界茶叶供应总量攀升迅猛。
供需矛盾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1872年，英国《整治假货法案》（The Adulteration Act）经修订后实施，对食品安全实行更严格标准。英国商人利用“绿色”牌，打压中国茶价。
英国《整治假货法案》最早于1860年开始实施，茶叶的质量问题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当时，饮茶与喝咖啡已成为西方时尚，但“大清制造”的茶叶十分珍贵，一般民众消费不起。为满足小资们的需求，一种“替代产品”便应运而生。这种“茶叶”相当廉价，原料均为从伦敦各宾馆饭店收集的茶叶渣，加入绿矾（硫酸亚铁）和羊的粪便（根据官方文件的确如此！）重新烹煮，然后再涂上普鲁士蓝（亚铁氰化物）、炭黑等。而有的制假者甚至连茶叶渣都舍不得投入，直接拿树叶进行加工生产。和啤酒等被掺入大量有毒物质相比，这种“再生茶叶”还只能算假冒伪劣产品。
当时的一位科学家在化验了大量的不安全食品后，愤怒地说道：“一个人如果在公路上抢劫了几个先令，他会被判处死刑；但另一个在给全社会下毒的家伙，却居然可以安然地逃脱任何惩罚！”科学家们呼吁，低收入的一般民众，是这些不安全食品的最大受害者。在他们的持续揭露下，英国公众自我防范意识大大提高，甚至不得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捧着科学家们提供的配方，自己烘焙面包，磨制辣椒、面粉、咖啡和咖喱粉等。那些被揭露出来的有毒产品，如黄色蛋奶、彩色糖果等，则成为过街老鼠，但英国的农贸市场一片萧条，经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英国官方痛定思痛，在议会的认真调查和激烈辩论下，终于出台了人类历史上首部规范食品安全的法规。
1872年，当英国商人拿起再度修订完善的《整治假货法案》时，他们所真正要挑战的，是长期以来因“卖方市场”而形成的华商在国际茶叶市场方面的绝对主导地位。那些在茶叶短缺年代被有意无意忽视了的质量问题，此时都被一一挑选出来，作为商战的武器。当年怡和洋行伦敦办事处的报告，就坦陈了背后的商业动机：“考虑1870年和1871年的茶叶进口事宜，我们首先要注意贸易状况已经同前几年大不相同了……茶叶质量已经不稳定，因此，进口商不愿进货。我们更无意自负盈亏来推销这种货物，即使在价格看来很有利的时候。因为同中国的便捷的通讯已使任何长期的供应不足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与茶叶一样，中国丝绸因为在国际市场长期占有垄断性的份额，定价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中国商人手中，甚至在落季后的第三个月，中国市场的收购价还大大高于伦敦市场的销售价。外商们对此早就耿耿于怀，当市场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后，他们同样扛起了“质量”的枪炮进行狙击。
这期间，中国（上海和香港）和英国（伦敦）之间开通了电报，丝绸行情可以畅行无阻，一些洋行甚至只凭借电报便开始了买空卖空的“期货”投机，丝绸交易额迅猛上升，出现了严重脱离产能的“大跃进”。在急增的出口订单需求拉动下，“萝卜快了不洗泥”，中国丝绸的质量软肋迅速暴露出来。为了赶工，缫丝和纺织环节缺乏质量监控，“大清制造”的丝绸品牌声誉在欧洲市场一落千丈，甚至导致产品滞销。
1872年5月，法国里昂的丝绸商会向上海总商会书面投诉，抱怨中国丝绸的质量问题以及虚假标识。他们警告说，中国丝绸如再不改进，将可能被欧洲产丝绸赶出法国市场。法国人的警告并没有被重视。一年后，英国驻沪领事也发布了同样内容的警告，并经由上海道台沈秉成向丝商们发布，但同样也被忙于扩大生产的丝商们忽视。
1870年至1871年，上海周边的主要产丝区，丝绸出口的增长速度每年在7%~8%。但伦敦市场却因为过度投机，以及普法战争（1870~1871）而急剧下降。在出口增长和需求下降的双边扭力作用下，中国的丝商们终于听到了泡沫破碎的惨声：根据里昂丝绸商会估计，1873年中国丝绸价格平均下降了约30%。
在质检壁垒面前，中国商人在丝、茶两大宗产品上的挥斥方酋，成为过眼云烟。继价格大关失守若干年后，出口量的大关也迅速失守，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迅速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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