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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系转贴，节选自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学会秘书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二届全国学术年会综述》）
区域经济学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1、区域经济学的新进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华中科技大学宋德勇评述了由克鲁格曼（Krugman，1991）开创，由藤田、维纳布尔斯等人拓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等人的开创性工作主要是把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以及演进性的动态因素引入了空间经济学模型，对区域产业聚集和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进行了新的探讨。伴随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生，《经济地理学》新的学术期刊于2001年创刊。目前，新地理经济学已成为区域经济理论或空间经济学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引起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权威刊物的广泛关注。
西安交通大学刘健诠释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认为新战略的思路是西部开发力度加大，中部全力自我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由此形成的东部地区之间新的联动关系，使经济增长动力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战略理念上，新战略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谋求所有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发展既非是均衡发展的“全面推进”，也非是非均衡“梯度推进”，而是强调中央政府统筹功能的“协调发展”；强调的既非“均富”也非“先富”，而是“共富”；区域统筹强调的既非地理区域也非行政区化，而是按市场规律和经济联系及区域特点形成的经济区域；区域统筹发展绝非是强调分配均等的“一平二调”的复归，而着力的是强调起点平等的“机会均等”。在战略机理上，新战略在对资金有效性和社会公正性的统筹考虑和相机抉择基础上，形成了“统筹发展、分区推进”的内在机理。虽然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出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也出现了资金低效性和回收长期性问题，形成了西部开发自身无法破解的、国家资金稀缺性与整体建设对资金需求迫切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稀缺和亟需缩小区域差距的背景下，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策，这既走出了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新路子，又能为西部开发提供后续资金。在战略部署的基本思路上，从各地区实际出发，整合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南京财经大学张为付在对我国的工业生产的区域聚集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产业发展战略调整的思路。通过对27种主要工业品的空间布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中西部地区在资源类产品上具有优势；（2）中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中东部地区集聚；（3）中高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大多数产品向东部集聚，而一些技术非常成熟和有污染的产品向中西部集聚，其中京津沪三个城市在多数中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家电产品上已出现明显萎缩和转移；（4）IT产业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其中集成电路产品向广东和浙江快速集聚。根据这一趋势，他提出调整我国产业发展战略的建议：东部大城市要以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为主，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研究中心落户；东部中小城市应成为中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和FDI产业资本的主要聚集地，同时发展一些中低技术劳动密集产业以形成对中高技术产业群的配套和解决就业。中西部大城市要以发展中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同时向中高技术加工业方向延伸，迎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中西部中小城市要发挥资源优势，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大城市制造业提供能源和原材料，其产业结构要以中低技术的资本劳动密集产业和为东部产业配套为主。
南京大学葛扬和史先诚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葛扬认为，推进一体化进程应建立官方和非官方的多层次的协调机构，依据市场规则构建企业、政府间的运作机制，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形成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提升产业、产品的竞争力，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建立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强环境治理以构筑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的基础。史先诚认为地区一体化的内涵是统一的竞争规则和一体化的市场，阻碍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有：地区市场分割是一体化的直接障碍，政府限制竞争和直接参与竞争是地区经济分割的直接原因，竞争规则不统一是一体化进程缓慢的症结所在。据此他提出，以协调竞争规则为核心，以政府创造宏微观经济环境为基础，引导企业成为经济一体化为主导力量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战略。这要求政府转换职能，以维护竞争为己任，协调沪苏浙三地地方性政策法规和各项制度，积极从事市场竞争的基础环境建设。同时，他主张借鉴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从具体领域共同市场建设做起。
浙江财经学院张佑林从管理体制角度探讨了阻碍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他认为过度竞争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而行政分割下形成的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又是造成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城市间错位发展、阻碍资源自由流动和跨地区合作、地方政府代替企业自主决策、强化行政性垄断的根本原因。依此他提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对管理体制进行制度创新。在宏观管理层面有两种选择：一是不改变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的权宜之计，设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特别行政区，改变目前上海经济区只有协调责任，而无决策权力的局面；二是打破现行两省一市的行政管理格局，借鉴西方大都市区管理模式，设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管理局”，在大都市圈范围内再设立隶属于管理局的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大都市区。在微观管理层面，进行规划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市场、产业布局与结构、财政税收制度、法律与政策、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福建师范大学黄家骅在分析福建经济的区位优势和劣势基础上，提出“泛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随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区的崛起，福建经济就像哑铃中部一样面临着不断变细的挑战：被南北两大经济区排挤而边缘化，被南北两大经济区抽走资本和产业而稀释化，被南北两大经济区置于配角地位而低端化。但随着台湾产业和资本向西转移的加速，福建经济又面临着新的机遇，他借鉴西方区域经济学的梯度发展理论阐述了发展新思路：其关键在于福建经济的做大做强，形成“增长极”，借助以台湾海峡为中心的“拉力”和“推力”，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开辟一段东西双向的要素与产品充分流动、产业与资本快速增长的陆桥通道。其具体设想包括构建产业极平台、构建西进物流大道、构建东出西进大港、构建以福州为核心的大都会城市中心极。
2、区域经济协调与生产要素、产业聚集
西南师范大学朱泽山批评了那种把发展差距是否缩小作为判断区域经济协调的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构筑有利于收入流转趋于平衡的市场互补关系，形成分工合作、共同发展关系。这种互补关系有可能建立在区域间行业分工，产业技术水平差异，同一产业在产品品种、品牌、规格等方面的差异，资源占有差异等供给方面因素的基础上；也可能建立在区域间需求差异以及供需结构差异基础上，在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的背景下，这些差异也能形成市场互补关系。落后地区不仅要抓住上述差异中存在的市场机会，更应该注意利用第三方资源、捕捉不平衡增长过程中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市场互补机会。
暨南大学陈雪梅从产业集群角度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及政府行为问题，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不仅须具备产品生产过程可分性和最终产品可运输性的必要条件，还须具备一系列充分条件：产业有较长的生产链、不同生产工序差异性大、把不同专业技能联合起来的网络创新能力、以及市场易变性使多个柔性生产的协作企业比单个大型企业有更低的转换成本。产业集群形成的这些条件，以及珠三角地区已形成的产业集群案例表明，其形成具有自发性和偶然性，不是所有产业在所有地区都能形成某一产业集群，地方政府不宜言必称集群，人为指定聚集某一产业，而应采取辅助性的集群政策，为其形成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福州大学张烨分析了福建沿海地区劳动力集聚的5个趋势：农村劳动力向农村第二、三产业集聚，农业劳动力向渔业和牧业集聚，第一产业向劳动密集制造业和含有劳动密集工序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第一产业劳动力向城镇第三产业尤其是商贸行业集聚，山区劳动力向沿海转移。在此分析基础上，她（原文误作“他”）提出发展民营经济、壮大产业集群，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加快生产要素集聚，培育福建沿海地区区位优势的对策建议。
3、剩余劳动转移与城乡区域经济发展
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主张通过开发人力资本、构建社会资本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20多年来乡——城的人口流动确确实实发生了刘易斯模式所预期效果，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有两个关键问题始终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力资本的开发，农民工只能从事附加价值不高的劳动；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缺少社会资本的支持，在户籍、就业、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不到与市民平等的待遇，不能融入城市社区生活。如果不重视把农民工的原始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如果不重视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改进使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并享有与市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将长期“异化”在城市中。他们的经济状况的改善是有限的，他们给城市的贡献也是有限的。
南京大学李晓春分析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双重机制：一是“离土不离乡”型的转移机制，二是“民工潮”型的转移机制。这两种机制分别对应着两个理论模型：前者对应于刘易斯模型，后者对应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是以单一模型进行分析，忽视了理论模型的针对性。
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还就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亚经济区、东亚经济区、两岸四地经济整合等区域经济问题以及本省市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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