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对于一个赶超战略为先、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大国来说，追求GDP的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4%的增长率。正因为此，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称为世界的一个模式或范例，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功，对世界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伴随着持续近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也积累了一些结构失衡的体制性问题。一方面，各级政府都把保持GDP的高增长作为其凸现“政绩”的主要标志，因为拥有强大的配置稀缺资源特别是影响信贷和“批租”土地的权力，加上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使得各级政府纷纷投资发展产值大、收入多、税收高的简单加工业。另一方面，由于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致使在要素领域，政府仍然是重要的配置主体，拥有规则制定权、执行权以及裁判权，直接参与要素资源的价格干预和配置，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一些地方政府仍一味追求GDP的增长，直接参与要素资源的配置，以压低劳动力价格、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提高区域竞争力来参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从而使市场的供求关系难以真实反映。这种要素资源价格的扭曲使企业和政府可以无视要素资源的禀赋，选择发展资源耗费大、效率低但能带动当地经济粗放增长的产业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得以形成并强化。
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建立在特定的体制基础上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的根源在于转型时期的特有体制，这种体制在强化我国经济粗放增长的同时，也暴露了经济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新旧体制摩擦加剧，社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人与自然矛盾冲突日益明显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直接成为2003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仍然坚持“政策转向”，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因。此外，中央之所以坚决做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还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首先，中国正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关键期；其次，从2003年开始，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各种矛盾和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不断强化；第三，我国经济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推进迅猛，目前改革领域正深入到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改革的阻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入世的过渡期已过，国内外各种市场主体的竞争日趋激烈。因此，在这一时期，挑战与机遇并存，处理得当，经济社会将会跃上快速发展的新平台，处理不当则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动荡。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
一、中国经济面临三大矛盾和双重约束
总的来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推进，价值取向更加多样化、利益诉求更加显性化、社会冲突更加复杂化，归纳起来实际上表现为三大矛盾。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我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维系人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草地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1／3、1／2，支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这些数字本身就凸显了我国的生存压力，也反映了我国人与自然矛盾的客观现状。同时，我国坚持赶超的发展战略，长期沿用传统发展模式以拼资源换增长，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10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造成了资源的衰减和枯竭，而且由于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使我国生态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我国由于人口增长与资源困境，加上改革初期采取先易后难、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所以浅层次、容易改的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现正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和问题层出不穷，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局面的重要因素，使深化改革的难度加大，复杂性加深。就目前而言，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失业群体不断扩大、“三农”问题久而未决、城乡差距不断增大、劳资关系失衡等。三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所保持的稳定高速增长，使“中国要不要崛起”已不是问题，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经济的和非经济的问题，使“中国崛起对世界是福是祸”成为近几年令世界困惑而引发不断探讨的问题，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日等大国，关于应对“中国崛起”的议论日渐普遍，不少国家还付诸对策行动之中。在中国与他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贸易摩擦，据统计，2005年1至8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起，涉案金额高达15.4亿美元，案件数量与2004年同期持平，但涉案金额增长22.5%，仅美国就对中国6种产品发起337调查，涉案金额约11亿美元。这些问题都使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经济正在遭遇资源和需求的双重约束。这一点从1997年和2004年两次政府的宏观调控中可以明显看出。1997年的宏观调控是由于需求不足引起的，由于前几年大量投资支撑的快速增长，造成了产能的过剩，而亚洲金融危机又造成了国外需求的陡降，两者叠加，造成了我国供给大大超过需求，政府为了确保经济增长，只好实施“没有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采取多种措施扩大有效需求，但是消费需求启动的效果仍不理想，经济发展中的需求约束依然明显。而2004年宏观调控的起因则是资源短缺，我国东、中、西部无论经济差距有多大，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经济增长方式相同，均为高投入、低产出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极易引起原材料、能源、土地等资源供给紧张，因此这几年全国各地都普遍出现了电荒、水荒、地荒、甚至“民工荒”的情况。与此相联系的企业竞争战略虽不尽相同，但均为低价竞争的战略。而支撑这种竞争战略的主要因素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但是现在的经济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生产要素的禀赋情况从而要素价格都发生了改变。生产要素的供求矛盾由此产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对经济进行干预，否则将会造成全局性的供求失衡，带来极大的浪费和损失。虽然人们对这种要素短缺现象众说纷纭，看法各异，但不论人们主观上如何评价，客观上它都表征了一个事实，即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可见，需求不足与资源不足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的现象，表明当前中国经济正同时受制于资源和需求的双重约束。
二、冷静看待经济运行中的约束问题
中国的确存在很大的资源约束问题，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资源支撑的先天性约束。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资源的约束在我国现阶段，只是表象，不是本质。土地短缺?难道我们的地比香港还少?香港属弹丸之地，有高达633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整天在讨论土地问题，而且建成区域目前只占其土地面积的20%，还留有大量的郊野、山林和农地。水资源短缺?难道我们比以色列还缺水?以色列在水资源严重缺乏的条件下，照样使沙漠化问题得以解决，使旱作农业生产得以发展，仅一代人就建成了现代农业，甚至赢得了欧洲“冬季厨房”的美誉。资金短缺?我国2005年银行存贷差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现仍在扩大，民间资金越来越充裕，加上每年还有大量外资涌人，我们真的是缺钱吗?“民工荒”，劳动力短缺?更是笑话，我国农村现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就业压力仍是我国首要的宏观经济问题，难道这能叫短缺吗?因此，当前资源约束在我国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约束。由香港和以色列的情况看，资源的稀缺并不一定代表资源的短缺。
进一步地问，我国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资源短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长期以来采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国内有学者专门就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度作过研究，该研究分析了我国1953年至1993年41年间经济增长的粗放度变化，表明我国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虽然我们早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直到现在，转变的成效仍不明显。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综合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比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高2.5倍、4.9倍、8.7倍和43%；石化、电力、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纺织等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仅相当于日本的10.3%、欧盟的16.8%、美国的28.6%，等等，这一组组数字直观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虽然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加快，但这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投资过快拉动的，也就是说，是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推动的，如经济增长的能源弹性系数由1996—2002年年均0.21上升到1.61，投资弹性系数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之比由1996—2002年的年均1.44倍上升为2.92倍。这些都表明，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所需要的能源和投资已大幅上升。因此，如果坚持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伴随经济增速的加快，我国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的消耗将不断增加，资源约束将愈加明显。
另一方面，我们看一下需求约束。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生产者说了算”(或称“生产者主权”)的体制，该体制下的消费者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生产者说了算”无非是“计划当局说了算”，生产消费品的经营者只遵从计划当局与上级主管机构的指令，对消费者的意愿一般很少考虑。同时，计划经济又是“短缺经济”，消费品供应不足，消费者选择余地极小。相反，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消费者说了算”(又称“消费者主权”)的体制，它的常态是“过剩型经济”，但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下就不存在供给问题，也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不存在资源稀缺问题，而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一种自我均衡机制，依靠价格机制有效反映资源或产品的稀缺性，使资源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实现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从而解决供求平衡和资源配置问题。同时，受利益驱动，市场需求又能刺激供给，进一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源稀缺不足以演化成资源短缺。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来拉动的。所以，资源约束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而市场经济是一个消费者主导型的经济，需求约束是其典型特征。当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然是需求导向、需求约束的经济。
通过分析需求约束和资源约束产生的原因，我们知道，需求约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约束，而资源约束只是现象，并非本质，目前存在的严重的资源短缺现象，原因在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其本质就在于缺失完善的资源配置机制，故而未能像香港、以色列那样，有效地配置各类具有稀缺性的资源。三、政府行为扭曲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约束严重
我国市场化改革20多年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什么仍然不能有效发挥呢?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根子是在政府，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按住了“看不见的手”，是政府的行为扭曲了市场机制，妨碍了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自由要靠法律规范和政府规制得以保障。因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要不要政府管理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管理得更好的问题。市场机制在微观领域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加上政府的规范管理和宏观调控才能使市场经济有序高效运行，成为理想的“好的市场经济”。”但是，我国现阶段经济转型尚未完成，尤其是政府体制改革还未有实质性的突破，因而政府管理和调控经济中的失当和错位行为仍然大量存在，从而扭曲了市场机制，阻碍了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具体来说，当前最突出的政府错位行为有以下三种。
1.政府角色错位。政府本是超然于各个利益群体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在市场竞争中应扮演第三者仲裁的角色，为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规范的制度环境。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的角色是模糊的，甚至是错乱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直接参与与其他经济主体不平等的竞争。如政府在行使“裁判权”时，往往不能一视同仁，带有明显的利益偏向；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往往偏袒资方，以“保护投资环境”为由，对侵害劳工权益的现象麻木不仁、不闻不问；在处理国内外资本竞争中，往往偏袒国外、境外资本，给予各种各样的优惠，使民族资本处于不利地位；在大、中、小企业关系上又偏袒大资本，以“做大做强”为口号，给大企业以各种优惠和便利，鼓励集中和垄断，与市场经济中普遍实行的“保护竞争，反对垄断”的政策趋向背道而驰，如此等等，人为扭曲了市场机制，造就了不公平、不合理的竞争格局，再加上一些官员把个人利益融入公共决策过程中，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更加恶化了市场环境，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
2.政府调节功能错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根据功能和目的的不同可分为顺市场调节和逆市场调节。对于市场运行过程，政府应尊重经济规律，按照市场运行的内在机理，运用经济手段实施顺市场调节，但政府却往往逆市场而动，仍沿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数量控制办法，运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人为造成价格机制失灵，其中最典型的是招商引资，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土地成为越来越稀缺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也日益提高，过去最为稀缺的资金现在则相对充裕。可是，很多地方政府却仍然竞相以压低地价、税收优惠等办法来吸引投资，这实际上是人为压低稀缺要素价格，人为提高富裕要素价格，扭曲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行为，从而恶化了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弊端是造成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形成两极分化，造成社会利益冲突，导致社会不稳定。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这种后果应该实行“逆市场调节”，完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机制，协调全社会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和谐。但在这方面，政府有时却又“顺市场”调节。长期以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叠加，加上政府公共支出上“重城市、轻农村”，“重沿海、轻内地”的政策，导致了城乡之间、贫富群体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加大。
3.政府竞争错位。我国辖区间政府竞争的产生源于行政性的集权和经济性的分权，这使得无论是政府的纵向和横向竞争，都可以从中得益。因为通过纵向和横向竞争，可以使行政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发生重新配置，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辖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得到增进。因此，地方政府都乐于参与辖区间的竞争。那么，为赢取辖区间的竞争优势、最大化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地方政府往往会采取一种过度或无序的竞争方式，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等，从而导致市场机制作用的严重弱化。
综上所述，政府行为的错位导致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扭曲，也导致了利益关系的扭曲。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主体往往把眼光投向政府，着眼于从政府控制的资源中获取更多的份额和获取更多的好处，其行为特征也就是倾向于分配性努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由此得以加强，企业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来降低相对成本、物耗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实现利益目标的动力和努力就会大大衰减，这也是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一个最大阻碍。
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造成需求约束明显
造成资源约束的根子是政府行为扭曲了市场机制，使其难以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那么，需求约束的根源又在何处?笔者认为，当前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是制约内需有效启动的根本原因。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50倍，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20多年间年均增长超过9.4%。但是，在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同时，无论是从立足于个人收入分配的结构性角度，还是从立足于要素分配的功能性角度来分析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利于内需启动的制约因素。
首先，从要素的功能性收入分配看，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当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的比例长期低于GDP增长的比例，造成居民实际购买力增长缓慢。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77%，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06%，两者比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低2.63个和2.34个百分点。另外，劳动者报酬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近年来也是节节下降，从1996年最高的53.40%下降到2003年的49.6%，降低了近4个百分点；而同期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却由12.57%提高到14.3%，提高了1.8个百分点。可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长此以往，必将造成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年增长率却又远高于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年增长率，这表明收入分配在向国家倾斜，如1996—2003年，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的年增长率比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年增长率要高出3—10倍，进一步造成了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分配份额的下降，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
其次，从个人的结构性收入分配看，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已有了较大提高，但在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差异、行业差异、城乡差异所造成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却愈来愈明显。据统计，目前我国50名富豪的财产等于5千万农民的年收入；300万富人的财产等于近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新财富》杂志也曾指出中国400个大富豪总共拥有的财富是3031亿，这相当于2001年贵州省GDP的3倍。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而这些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国际认可的基尼系数警戒线0.4，2003年达到0.461，2004年超过0.465，2005年更逼近0.47。当前这种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仅为1.82：1(1983年)，到了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为2.86：1，2003年更是扩大到了3.24：1，2004年中央采取减免农业税和给粮农直接补贴等惠农政策，加上市场上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涨价、农业大幅度增产等因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略为缩小，但仍为3.21：1，如果再把社会保障、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等因素计算在内，有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可能已超过6：1。”二是行业和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随着我国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各行业间工资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我国行业最高与最低人均收入比为1.29：1995年达到2.23：1；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达到了3.98：1。在这些高收入行业中，几乎都是国家的垄断行业，老百姓戏称为金、银、财、保，两电一草。”此外，我国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不断扩大趋势，2003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0366元、7036元和7096元，比2002年分别增长10.8%、10.5%和8.4%，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仍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种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日渐趋弱，消费需求难以启动。
正是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下降以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两个层面的累加效应，使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普遍下降，存在不敢消费的心理，最终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从而制约了当前内需的有效启动。
五、理顺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经济发展模式
最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要求和目标，如统筹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等。虽然这些要求或目标提法不同，但本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面对当前经济运行中资源和需求双重约束的挑战，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换发展模式，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在这一进程中，最根本的是实现人与人利益关系的和谐。没有利益和谐，就没有和谐社会，没有利益的合理调节，就不可能把外部性内在化，也就难以避免“公地的悲剧”，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在中国经济的转折关头，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换，关键在于调节收入分配和利益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份额，改善收入分配预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从而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把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良好条件，并为和谐社会构建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调节不同于计划经济，不能直接靠政府指令调整工资来实现，必须有一套相互支持的调控政策组合，才能达到目的。当前，可供选择的对策思路有：
1.从保障交易主体的交易权利入手，理顺要素价格体系。要遵循价格形成的客观规律，发挥价格机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当前最重要的有两个保护，一是保护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对劳动力价格的法制权和履约权，切实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结果，是不得已的选择，它反映了现在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严重缺失。二是保护农民对土地转让受益的分享权。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非农化收益很大，但农民所得到的份额却少得可怜，顶多占5%—10%，而且还常常拿不到手，各地政府必须把这只“掠夺之手”转成“援助之手”。这里重要的是要转变政府观念，很多政府官员认为这种收益是天上掉下馅饼，让农民拿太便宜他们了。为什么政府拿、开发商拿就心安理得，农民拿他们就痛心疾首?这本身就与“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更何况，让失地农民分享土地收益，成为中产阶级是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良策，而剥夺、掠夺他们，让他们流离失所无异于给这个社会埋下定时炸弹。
2.从税制改革入手，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别，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次人大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受到了广泛支持，政府应以此为切入点，全面理顺税负关系，尤其要对“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的所得税征收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按照国际规范，合理征收所得税，改变“轻资本税、重收入税”的不合理状况，鼓励企业提高员工工资待遇，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使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有可靠的依托。
3.从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入手，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发挥公共支出的再分配功能。这几年我国财政收入每年以15%—22%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各级政府钱多了，但钱花得并不到位，政府大楼越造越气派，锦上添花的政绩工程越来越多，劫贫济富的事越来越普遍(如给纳税大户颁奖等)，但一到扶危济贫、社会保障、社会发展事业要花钱时则往往叫苦不迭，纷纷哭穷，如此行为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今后政府应把满足广大群众的最紧迫需要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首选事项，把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环境治理、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作为主要的财政支出领域。通过公共事业的发展，既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又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从改变外部约束条件入手，推动企业转变竞争战略。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不是靠学者呼吁出来的，也不是靠政府动员出来的，而是靠市场逼出来的，靠竞争力量压出来的。目前我国生产要素稀缺性已发生了变化，原材料、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在提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也在提高，廉价生产要素已不那么廉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人为打造低商务成本区，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在要素价格问题上，政府只能顺市场调节，把压力传递给企业，迫使企业改变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战略，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实行高收益、高效率的竞争战略。对于企业相对成本上升的问题，政府要通过降低制度成本、交易成本来弥补企业成本上升造成的损失。改善发展的环境，提高政府的效率，建立一个廉价高效的政府，给企业提供更加良好的公共服务，是广大企业的共同呼声。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转变发展战略，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与命运。从现实情况看，目前我国企业的低价竞争战略和增长模式已失去其客观基础，出路在于理顺经济运行机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这才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的特征，也才符合生产——消费的互动原理，使中国经济进入“生产扩大→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增长→市场扩张→生产扩大”的良性循环，从而符合“帕累托改进”的要求，朝着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