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入产出原理的CPI价格—消费驱动模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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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投入产出原理的CPI价格—消费驱动模型(一)

2011-11-23

摘要：通过引入居民消费变量，构建了扩展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侧重考察了部门产品价格变动，经由居民消费及产业结构传导后，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影响，并利用我国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有：(1)各产业部门价格变动相同比例，对CPI的影响不尽相同；(2)产业结构适当升级有利于我国兼顾经济稳健发展与CPI控制目标的实现。总之，基于CPI的价格—消费驱动模型，本文认为升级产业结构、稳定居民必需品价格和获得国际市场定价权，是我国实现物价平稳进而改善民生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扩展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消费者价格指数，投入产出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世界经济。为避免衰退，许多国家纷纷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然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仍举步维艰，而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却逐步显现，能源、农产品、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急速飙升，不仅带动诸多区域物价上涨，也引发各国对世界经济“滞胀”的担忧。保持物价平稳，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世界范围内，高企的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已导致部分国家相继爆发政治动荡。有鉴于此，我国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本年度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控制物价总水平。

CPI是联系物价水平与民生最直接的指标，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对CPI的控制是否得力。从表1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9年这十年间，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CPI指数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但年均增长率在1.7%～2.8%之间，较为平缓；而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CPI年均增幅在6.8～13.3%之间，远超发达国家，这表明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表1  世界部分国家CPI数据

国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平均增长率(%)
加拿大	100	102.6	104.8	107.8	109.8	112.2	114.4	116.91	119.6	119.9	2.0
德国	100	102	103.4	104.5	106.2	108.3	110.1	112.51	115.4	115.9	1.7
美国	100	102.8	104.5	106.9	109.7	113.4	117.1	120.4	125.0	-	2.8
日本	100	99.3	98.4	98.1	98.1	97.8	98.1	98.1	99.5	98.1	-0.2
英国	100	101.8	103.5	106.5	109.6	112.7	116.3	121.3	126.1	125.5	2.6
阿根廷	100	98.9	124.5	141.3	147.5	161.7	179.4	195.22	211.9	225.5	9.5
巴西	100	106.8	115.9	132.9	141.7	151.4	157.8	163.5	172.8	181.2	6.8
俄罗斯联邦	100	121.5 1	140.6	159.9	177.3	199.7	219.1	238.8	272.5	-	13.3
中国	100	100.7	100	101.1	105.1	107	108.5	113.7	120.4	119.6	2.0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ILO数据库，其中美国数据为城市消费者数据，表内空白数据暂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对CPI的控制，成效显著，但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尚未明朗，未来物价调控仍面临巨大压力，加之各产业部门价格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关系，因而建立一个分析架构，深入考察当一个或几个部门产品价格变动时，对CPI造成的冲击，将有利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平稳物价、保障民生、稳定全局，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可用以研究物价变动对局部或总体经济甚至CPI的影响。

第一种是采用计量模型。例如，伊斯特伍德(Eastwood，1992)建模分析油价上涨对总体经济的冲击。韩志荣(1995)利用回归方法估计农产品价格变化对零售物价总指数的影响。吴振信、薛冰、王书平(2011)利用VAR模型分析了石油价格波动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虽然这类模型可用于分析产品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或用于估计部门价格弹性，但仍属于局部均衡分析的范畴，无法深入探讨各产业部门间价格变化的联动效应。

第二种是建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如，多瑞迪安和博伊德(Doroodian和Boyd，2003)利用CGE模型讨论了石油价格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林伯强、牟敦国(2008)运用CGE方法，研究了石油与煤炭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袁鹏飞、魏巍贤(2010)通过构建CGE模型，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中国总体经济及部门经济的影响。CGE模型较为复杂且需要大量数据支持，若用于分析多部门则难度更大，故通常只能用于单个或少数部门的研究。

第三种是使用投入产出价格模型。1951年，霍金斯(Hawkins)将列昂惕夫(Leontief，1946)构建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动态化，认为每种商品的价格必须覆盖其直接成本以及资本投入的“回报”。摩西(Moses，1974)、李等(Lee et al.，1977)、米勒和布莱尔(Miller和Blair，1985)、杜辛和朗格(Duchin和Lange，1992)等在不同领域扩展了模型的应用范围。张红霞(2008)放松了传统模型的初始假设，引入供求关系及政府调控因素，使得模型更贴近实际。

投入产出价格模型能够用于考察价格冲击的直接效果和冲击后产业间的相互影响，且计算过程简便快捷。如，梅克斯特罗思(Meckstroth，1991)利用模型探讨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产业及进出口的影响。任泽平等(2007)使用这一模型量化了石油价格变动对其他部门物价的影响。林伯强、王锋(2009)运用该模型，模拟了在能源价格不受管制和受管制两种情景下，能源价格变动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冲击。沙瑞夫和桑乔(Sharify和Sancho，2011)应用模型模拟了物价变动对CPI、PPI的影响。此外，该模型还被应用于评估政策的变动对于产业的冲击及影响，如，林登(Van Der Linden，2001)探讨德国海运政策对海运产业部门的冲击；兰德尔(Randall，2003)结合WTP所提供的商品价值估计准则，对农业产出商品进行评价；朱钟棣和鲍晓华(2004)研究了征收反倾销关税对化工产业及其上下游行业的影响。

上述成果对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为适用于部门产品价格波动对CPI影响的研究，仍需在以下两方面予以改进：(1)视角层面。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视角，较少考虑物价水平与消费者切身利益间的联系，缺乏民生关切。(2)模型方法。当前研究多利用传统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但模型中只考察价格经由产业结构传导后的影响，而未考虑居民消费在价格传导过程中的扩张效应，忽视了居民消费与CPI间的内在联系。

鉴于上述原因，本文将居民工资收入与消费联系起来，通过对居民消费内生化等，构建了扩展投入产出价格模型。该模型可度量部门产品价格波动对CPI的影响，进而度量了物价变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实证研究中，利用我国2000～2009年的居民年度收入消费数据以及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了不同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对CPI的差异效果，并量化了本文模型所引入的居民消费及价格权重两个变量对最终结果的贡献。最后，根据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引入居民消费结构矩阵，建立扩展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指出模型的特色与创新；第三节依据模型利用相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第四节总结全文，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模型构建

本小节将构建扩展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其中借鉴了巴萨森和贝蒂(Bazzazan和Batey，2003)的建模思路：虽然该模型未考虑居民消费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工资变量构建扩展投入产出模型，可考察工资变化如何影响最终产品价格。

与巴萨森和贝蒂(2003)模型相比，本节构建模型的创新与特色在于：(1)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考量，将居民工资收入与消费联系起来，且将它们一并引入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中，克服了以往研究侧重考察其中一个变量影响的缺陷；(2)借助居民消费结构，考察了价格变动通过居民消费结构对CPI产生的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忽视CPI与居民消费间存在密切联系的不足；(3)将居民在各部门的消耗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作为部门价格权重计算CPI，进而反映了CPI的经济内涵及其与民生间的关系。

(一)考察的问题及假设条件

(1)考察引入居民消费变量后，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对CPI指数的影响。

(2)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及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传导出去，传导是瞬时的、完全的。

(3)产业间的直接消耗系数、产业内部的增加值及其构成比例保持不变。

(4)只存在一种居民类型，各部门居民收入构成一致，居民消费取决于其收入及消费偏好。

(5)不考虑技术进步、中间产品流量以及生产要素需求的影响。

其他假设在必要处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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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入产出 入产出 CPI equilibrium 2007年投入产出表 价格 模型

基于投入产出原理的CPI价格—消费驱动模型(一)

2011-11-23

摘要：通过引入居民消费变量，构建了扩展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侧重考察了部门产品价格变动，经由居民消费及产业结构传导后，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影响，并利用我国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有：(1)各产业部门价格变动相同比例，对CPI的影响不尽相同；(2)产业结构适当升级有利于我国兼顾经济稳健发展与CPI控制目标的实现。总之，基于CPI的价格—消费驱动模型，本文认为升级产业结构、稳定居民必需品价格和获得国际市场定价权，是我国实现物价平稳进而改善民生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扩展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消费者价格指数，投入产出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世界经济。为避免衰退，许多国家纷纷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然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仍举步维艰，而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却逐步显现，能源、农产品、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急速飙升，不仅带动诸多区域物价上涨，也引发各国对世界经济“滞胀”的担忧。保持物价平稳，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世界范围内，高企的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已导致部分国家相继爆发政治动荡。有鉴于此，我国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本年度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控制物价总水平。

CPI是联系物价水平与民生最直接的指标，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对CPI的控制是否得力。从表1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9年这十年间，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CPI指数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但年均增长率在1.7%～2.8%之间，较为平缓；而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CPI年均增幅在6.8～13.3%之间，远超发达国家，这表明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表1  世界部分国家CPI数据

国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平均增长率(%)
加拿大	100	102.6	104.8	107.8	109.8	112.2	114.4	116.91	119.6	119.9	2.0
德国	100	102	103.4	104.5	106.2	108.3	110.1	112.51	115.4	115.9	1.7
美国	100	102.8	104.5	106.9	109.7	113.4	117.1	120.4	125.0	-	2.8
日本	100	99.3	98.4	98.1	98.1	97.8	98.1	98.1	99.5	98.1	-0.2
英国	100	101.8	103.5	106.5	109.6	112.7	116.3	121.3	126.1	125.5	2.6
阿根廷	100	98.9	124.5	141.3	147.5	161.7	179.4	195.22	211.9	225.5	9.5
巴西	100	106.8	115.9	132.9	141.7	151.4	157.8	163.5	172.8	181.2	6.8
俄罗斯联邦	100	121.5 1	140.6	159.9	177.3	199.7	219.1	238.8	272.5	-	13.3
中国	100	100.7	100	101.1	105.1	107	108.5	113.7	120.4	119.6	2.0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ILO数据库，其中美国数据为城市消费者数据，表内空白数据暂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对CPI的控制，成效显著，但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尚未明朗，未来物价调控仍面临巨大压力，加之各产业部门价格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关系，因而建立一个分析架构，深入考察当一个或几个部门产品价格变动时，对CPI造成的冲击，将有利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平稳物价、保障民生、稳定全局，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可用以研究物价变动对局部或总体经济甚至CPI的影响。

第一种是采用计量模型。例如，伊斯特伍德(Eastwood，1992)建模分析油价上涨对总体经济的冲击。韩志荣(1995)利用回归方法估计农产品价格变化对零售物价总指数的影响。吴振信、薛冰、王书平(2011)利用VAR模型分析了石油价格波动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虽然这类模型可用于分析产品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或用于估计部门价格弹性，但仍属于局部均衡分析的范畴，无法深入探讨各产业部门间价格变化的联动效应。

第二种是建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如，多瑞迪安和博伊德(Doroodian和Boyd，2003)利用CGE模型讨论了石油价格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林伯强、牟敦国(2008)运用CGE方法，研究了石油与煤炭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袁鹏飞、魏巍贤(2010)通过构建CGE模型，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中国总体经济及部门经济的影响。CGE模型较为复杂且需要大量数据支持，若用于分析多部门则难度更大，故通常只能用于单个或少数部门的研究。

第三种是使用投入产出价格模型。1951年，霍金斯(Hawkins)将列昂惕夫(Leontief，1946)构建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动态化，认为每种商品的价格必须覆盖其直接成本以及资本投入的“回报”。摩西(Moses，1974)、李等(Lee et al.，1977)、米勒和布莱尔(Miller和Blair，1985)、杜辛和朗格(Duchin和Lange，1992)等在不同领域扩展了模型的应用范围。张红霞(2008)放松了传统模型的初始假设，引入供求关系及政府调控因素，使得模型更贴近实际。

投入产出价格模型能够用于考察价格冲击的直接效果和冲击后产业间的相互影响，且计算过程简便快捷。如，梅克斯特罗思(Meckstroth，1991)利用模型探讨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产业及进出口的影响。任泽平等(2007)使用这一模型量化了石油价格变动对其他部门物价的影响。林伯强、王锋(2009)运用该模型，模拟了在能源价格不受管制和受管制两种情景下，能源价格变动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冲击。沙瑞夫和桑乔(Sharify和Sancho，2011)应用模型模拟了物价变动对CPI、PPI的影响。此外，该模型还被应用于评估政策的变动对于产业的冲击及影响，如，林登(Van Der Linden，2001)探讨德国海运政策对海运产业部门的冲击；兰德尔(Randall，2003)结合WTP所提供的商品价值估计准则，对农业产出商品进行评价；朱钟棣和鲍晓华(2004)研究了征收反倾销关税对化工产业及其上下游行业的影响。

上述成果对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为适用于部门产品价格波动对CPI影响的研究，仍需在以下两方面予以改进：(1)视角层面。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视角，较少考虑物价水平与消费者切身利益间的联系，缺乏民生关切。(2)模型方法。当前研究多利用传统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但模型中只考察价格经由产业结构传导后的影响，而未考虑居民消费在价格传导过程中的扩张效应，忽视了居民消费与CPI间的内在联系。

鉴于上述原因，本文将居民工资收入与消费联系起来，通过对居民消费内生化等，构建了扩展投入产出价格模型。该模型可度量部门产品价格波动对CPI的影响，进而度量了物价变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实证研究中，利用我国2000～2009年的居民年度收入消费数据以及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了不同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对CPI的差异效果，并量化了本文模型所引入的居民消费及价格权重两个变量对最终结果的贡献。最后，根据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引入居民消费结构矩阵，建立扩展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指出模型的特色与创新；第三节依据模型利用相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第四节总结全文，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模型构建

本小节将构建扩展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其中借鉴了巴萨森和贝蒂(Bazzazan和Batey，2003)的建模思路：虽然该模型未考虑居民消费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工资变量构建扩展投入产出模型，可考察工资变化如何影响最终产品价格。

与巴萨森和贝蒂(2003)模型相比，本节构建模型的创新与特色在于：(1)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考量，将居民工资收入与消费联系起来，且将它们一并引入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中，克服了以往研究侧重考察其中一个变量影响的缺陷；(2)借助居民消费结构，考察了价格变动通过居民消费结构对CPI产生的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忽视CPI与居民消费间存在密切联系的不足；(3)将居民在各部门的消耗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作为部门价格权重计算CPI，进而反映了CPI的经济内涵及其与民生间的关系。

(一)考察的问题及假设条件

(1)考察引入居民消费变量后，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对CPI指数的影响。

(2)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及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传导出去，传导是瞬时的、完全的。

(3)产业间的直接消耗系数、产业内部的增加值及其构成比例保持不变。

(4)只存在一种居民类型，各部门居民收入构成一致，居民消费取决于其收入及消费偏好。

(5)不考虑技术进步、中间产品流量以及生产要素需求的影响。

其他假设在必要处给出。

由表4可知，在不考虑价格权重及居民消费的传统SLP模型中，下述部门价格变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废品废料、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对物价水平影响很大。这与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有关：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第二产业占据主导位置，各部门对工业部门的消耗较高，如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金属矿采选业，其中间使用量已经远超自身部门的总产出，不得不依靠大量进口来弥补缺口，其他三个部门的中间使用也与其自身总产出接近，说明这些部门的产出几乎全部用于部门间消耗，因此，其价格变动对其他部门价格影响较大。

不考虑居民消费情况下，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农林牧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工业、批发和零售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几个部门的价格变动对CPI影响较大。其中农林牧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均属于原材料及能源生产部门，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发展中国家CPI增长率较高。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其产业发展对原材料及能源消耗较多，国际农产品、原材料及能源价格的急速上升，导致这些国家物价水平上涨，进而带动CPI升高。而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进程，其产业结构表现出对第三产业产品的较高消耗，因此，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其CPI压力较小。

消费扩张效应数值较高的几个部门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等，这些部门几乎涵盖了居民日常消费的各个领域，为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居民对其消费倾向也更高，这与目前中国经济现状相吻合，也显示了中国居民目前消费结构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存在升级的空间。

由消费引发，通过产业关联所产生的扩张效应在各部门不同，最小的为建筑业，只有35.3%，比例最大的则为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达到68.8%，平均影响为52.8%。

不考虑权重情况下，下列部门的等比例价格变动对价格水平影响较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废品废料、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消费扩张效应贡献较大，而金属矿采选业、废品废料、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产业关联贡献较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中两项贡献较为均衡。

考虑权重和居民消费的背景下，下列部门的等比例价格变动对CPI的影响较大：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农林牧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房地产业这几个部门产品。这几个部门与居民日常消费息息相关，且在产业结构中影响力较大。政府要实现控制物价水平的目标，应优先保证这些部门价格稳定。事实上，这些部门一直是价格调控的重点关注对象，国家通过限价、补贴、增加供给等调控措施，防止这些部门价格剧烈波动。

价格权重对最终结果也有较大影响。尤其在某些居民较少消费或集中消费的部门，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建筑业等部门。且价格权重比例跨度更大，其对模型结果的影响也会较大。

四、结论及政策蕴涵

实证结论主要有：(1)各产业部门价格变动相同比例对CPI影响不尽相同，一些部门，如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农林牧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房地产业等，其价格波动对CPI影响大；(2)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对能源及原材料消耗较高，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要完成控制CPI上行目标，压力较大；(3)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以必需品为主，这类商品价格上涨对居民生活水平影响更大，平均消费扩张效应对CPI约有52.8%的影响；(4)价格权重对CPI影响较大，合理的权重系数能够更好地反映CPI与民生间的关系。

研究结论的政策蕴涵可概括为：

(1)稳定重点部门物价水平。各部门价格间存在联动效应，各部门价格变动相同比例对CPI影响不尽相同，某些部门，如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等，其价格波动对CPI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采取行政、市场等手段，优先保证这些部门产品的价格稳定。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在当前能源价格飙升的国际背景下，能耗较高的产业结构助推了物价上涨，因而宜通过技术升级，减少产业间的中间消耗，尤其是减少对一些不可再生资源、原材料以及能源的消耗，对消耗资源巨大的产业进行相应限制；而对一些能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应从政策和资金层面上给予大力扶持。此外，在产业布局上应具前瞻性，需保障基本生活品、重要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和供应，避免由供给不足造成的短缺性物价上涨。

(3)争取国际市场定价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严重影响国内物价水平稳定，而缺乏定价权使得中国只能被动接受来自国际市场的“通胀输入”，为摆脱这一不利局面，我国应出台相应政策大力发展本国期货市场，鼓励其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

(4)对居民生活必需品进行补贴。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仍以必需品为主，生活必需品价格波动对居民生活水平影响较大，政府应对此类部门产品进行补贴，一方面有利于这些部门价格保持稳定，进而较好地控制CPI涨幅，另一方面能有效化解由于物价上涨对居民生活造成的冲击。此外，也应继续发挥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较强这一优势，监督、调节市场，完善重要产品储备制度。

(5)厘定合理的CPI价格权重。CPI本质是反映物价水平与居民生活，而不恰当的权重，将扭曲这种联系，准确厘定各部门价格权重，确立合理的CPI数据，将有助于政府进行更有效的宏观调控。

注释：

①此处，亦可设各部门价格变动1货币单位。但，(1)各部门产品初始价格不同，相同币值的变动，对各部门而言，其价格变动率相差较大，相应的经济及政策含义较难表述；(2)本研究关注CPI变动率而非变动量。

参考文献：

[1]古炳鸿、李红岗、叶欢：《我国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及政策含义》[J]，《金融研究》2009年第3期。

[2]韩志荣：《农产品价格变动对物价总指数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

[3]林伯强、王锋：《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

[4]林伯强、牟敦国：《能源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5]任泽平、潘文聊、刘起运：《原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物价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价格模型》[J]，《统计研究》2007年第11期。

[6]吴振信、薛冰、王书平：《基于VAR模型的油价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011年第1期。

[7]杨汝岱、朱诗娥：《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

[8]袁鹏飞、魏巍贤：《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及部门经济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定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

[9]张红霞：《对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的发展和改进》[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期。

[10]朱钟棣、鲍晓华：《反倾销措施对产业的关联影响——反倾销税价格效应的投入产出分析》[J]，《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11]Dietzenbacher, E., 2005, “More on Multiplier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45 (2), PP421-426.

[12]Dietzenbacher, E. and Van Der Linden J. A., 1997, “Sectoral and Spatial Linkages in the EC Production Structure”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37 (2), PP235-257.

[13]Doroodian, K., and R. Boyd, 2003, “The Linkage Between Oil Price Shocks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 Infl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 CGE Model” [J], Energy Policy, Vol. 31 (10), PP 989-1006.

[14]Duchin, F., and G. M. Lange, 1992, “Technological Choices and Pric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Economy, 1963-2000” [J],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Vol. 4 (1), PP 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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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秦学志 张康 胡友群 沈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玥 来源：《经济科学》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