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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2001年12月11日，在经历15年漫长谈判历程之后，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
中国加入WTO后十年的经历，已证明了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历史决定。但回顾当时，推动这一进程的决策者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但当时的决策层用比给他们压力的群体更长远的眼光，证明了这是一步非常有价值的棋。现阶段的中国改革，从这件事可以借鉴一点东西：需要决策层依旧有这种魄力和勇气，敢于面对各种阻挠改革的挑战来“亮剑”，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中国改革的动力，推动中国平稳转型。中国加入WTO十年来，出口规模增长4.9倍，进口增长4.7倍；吸收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投资2002年到2010年年均增速接近50%。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话今年说：“今年或者最迟明年，可能进出口总量达到世界第一。”就在前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表示，中国过去十年年均进口6870亿美元，为世界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机会。换言之，中国更庞大的出口，肯定也解决了中国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而中国在这十年间GDP从世界第七赶到第二，每年都保持10%以上的增幅，进出口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加入WTO让中国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收益者，中国高达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明证。也是因为有了这个做基础，中国才会在欧债危机期间被各国重点关注。
当然加入WTO带给中国的影响和改变，不单单停留在中国经济数据的变化上，也对加快中国的开放进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技术进步，以及促使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化,进一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加入WTO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因为出口政策变化的不及时，加速了中国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等。但权衡利弊，中国加入WTO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尽管今天我们都感觉到加入WTO带给中国的巨大好处，会予以支持，但回到十年前，情形并不是这样的一边倒的支持。中国之所以经历15年漫长谈判历程之后才加入到WTO,既是因为和美国等对手的讨价还价，也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巨大反对声音。比如对汽车业、纺织业、化肥专营权、金融业、电信业开放尺度等方面，国内当时巨大的利益集团是反对和阻挠的。当然也有充满担心的，生怕国外的“狼”来了，吃尽国内的各种“肥肉”。当然压力也不单纯是这一方面，1999年朱镕基访美没有成功签约，后来发生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导致国内巨大的反美情绪。朱镕基差点被当成亲美人士，而承受巨大的压力。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主要的拍板人江泽民和朱镕基还是保持了作为决策层需要的理性和视野，更重要的是保持了坚持改革的魄力和勇气。在轰炸使馆事件半年后的1999年11月15日上午，在非常重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经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商同意，朱镕基“溜岗”带着吴仪跑到外经贸部，直接与美国政府代表团谈判，最终推动了中国“入世”进程：当天下午3点50分，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的障碍，让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最终“入世”。这也成了当时几个主要决策者最大的历史贡献之一。
现在来看，如果当时的决策层不是顶着国内巨大的压力，及时做出决策推进谈判，考虑到美国2000年就进入大选年以及9•11事件，中国“入世”可能一拖就是数年，对中国的影响就不止一点点了。
这个事情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路径：改革是需要点勇气和魄力，需要视野和理性的。作为决策层，理应该看得更远。面对反对意见和反对力量，需要坚持的勇气，敢于“亮剑”。中国加入WTO已经十年了，目前改革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各种社会、经济、文化、体制的挑战都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改革一途。但改革不是嘴里说的，而是要付出具体行动的。客观来说，随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做大，这十年改革的动力开始趋弱，力度开始减少，更多的是走向成为“温水里煮青蛙”的方向。
客观来说，现在改革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但回想江泽民、朱镕基时代面对的国企改革，加入WTO何尝不是巨大的挑战，回想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挑战更是巨大。没有挑战的改革环境是永远不存在的。这些决策层之所以敢于面对挑战，大胆推动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理想主义。
在中国加入WTO十年之际，需要通过总结和提炼这段“入世”过程带给中国改革史的作用，更需要呼吁现在有更多的改革精神，更多的“亮剑”精神，也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实现平稳转型，改革成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易鹏系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财经评论员，著有《低碳真相》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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