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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退民进”之争的深层思考
前一段“国退民进”之争，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尤其对“国退民进”持反对意见者，无论语言、情感，火药味十足。惊呼“人民的财产和未来在危险中”！声言要“讨伐”，要“秋后算账”，要“把被夺去的财富和权力重新夺回到人民手中！”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场舌战在所难免。然而，奇怪的是，从8月下旬研讨会至今已三月余，从“经济学消息报”刊出研讨会消息也已两月余，除几篇对“国退民进”持支持者的文章，反对者一字未见。刚才还狂风大作，忽然间风平浪静。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他们的文章发到别的刊物去了？是“经济学消息报”不发他们的文章？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我是天天都在等着看他们的文章的。而他们的文章越是迟迟不出来，越是不安。
就在我狐疑和焦急之时，看到了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11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关注“郎顾之争”；“经济学消息报”12月10日“主流的界限”一文，关于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尴尬，和关注造成尴尬的原因，“对于争论各方和一般大众都是有所裨益的”观点，令我转忧为喜，感到这场大讨论继续下去有望。下面谈谈我对这场争论的几点思考，也算一家之言。
思考之一：“国退民进”之争，呼唤学术自由
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国退民进”孰是孰非，但由于争论在对“国退民进”持反对意见者的动机、言词、情绪等方面作文章，致一场本来对国企改革有益的、严肃的学术之争，走上压制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斜路。
1、今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作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通过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借鸡生蛋等“七板斧”，将巨额资产搜入囊中。指出顾雏军就这样利用了科龙电器强大的现金流而不是靠他个人的资金来缔造他的冰箱王国，以9亿多元人民币换回总市值一百多亿的资金。讲演被媒体披露后，引起强烈震撼。随后顾雏军便向郎咸平发出律师信，要求郎“澄清事实”，“赔礼道歉”。郎咸平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公开了律师信，声言“绝不会更改或道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之后顾又向香港高等法院递状，以涉嫌诽谤起诉了郎咸平，郎也在香港应诉。早前，郎对著名家电TCL和海尔集团也做了同样的国有资产流失质疑。
郎顾之争其性质应属说理斗争，现在顾雏军一纸诉状将郎咸平以“诽谤”罪告上法庭，这件事很像不久前已尘埃落定的余秋雨状告萧夏林案一样，既输官司又丢人。因为通过法律解决文字纠纷，这在根本上就输了理。作为企业家是要受舆论监督的，即使郎的演讲又不实之词，甚或有人身攻击和侮辱，尽可用文字披露真相，不能动辄以“诽谤”罪借诉讼证明自己清白，借外力钳制舆论。马克思说，禁止发表“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的文字，就“剥夺了对官员（包括名流）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马恩全集一卷第21页）可见郎顾之争，由说理演变为法律诉讼，既是顾雏军缺乏自信的表现，又是企业家与学者不平等的反映。这是压制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个典型案例。
2、由于争论超越郎顾之间的法律纠纷，走向国资流失和国企改革质疑，所以很自然产生了政府与学者之间的不同观点分歧。针对郎咸平国资流失和国企改革质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中国是否应该停止产权改革？”为题的发言中，冷静的回答了：如何看待国企改革的阴暗面？国企改革是“不做研究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吗？国资流失能否防止及如何防止？如何看待MBO和如何消除国企改制中的“内部人抵触”？中国改革会不会俄罗斯化？如何分析国企可以搞好的“国内”“国防”经验等六个方面的问题，最后得出国企产权不改不行、不能停止的结论。对这个答复，我个人认为是说理的，也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因而我是满意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政府官员兼学者双重身份的张文魁先生，对郎咸平教授关于国资流失和国企改革质疑，却指责其为“超越学术边界”之争的不正确结论。认为学者是公众人物，说话会产生影响力，应自重。认为学者在对社会问题发表言论时，应超乎寻常人的理性，不能言词激烈，不能情绪化。所谓“激烈是公众的力量”，“理性才是学者的力量”。此言差矣！下边我要讲到，这是一次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他认为你把全国人民的财产给了少数人，你要国家走上资本主义，这是天大的事，他能不激动，能不情绪化吗？再说，学者也是人，也是普通的人，哪能没有脾气？没有个性？没有火气？哪能不说过头的话？鲁迅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马克思说，禁止发表“因热情、尖锐和傲漫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是“最可怕的恐怖主义。”（马恩全集一卷第16页）。
张文魁先生还以学术道德指责郎咸平，不要信口开河，不要哗众取宠，不要唯我正确。说经济学家的“敢言”，很容易变成“乱言”等等。其实依我看，“敢言”正是郎的长处，也是大陆学者的短处，正是我们需要向郎学习的地方，虽然郎咸平关于国企改革的关点，我是不同意的（下面要具体讲），但他不怕惹人、不怕孤立、有话直说的那种直率、纯真的学风、人品深深的感动着我，使我起敬。
这场争论本来是很平常的事，而且通过正常学术争论即可解决。现在把他提升为“超边界”之争，又对学者设置重重禁区，这是明白的堵塞言路，是公然地用政治压制学术自由。犯了与顾雏军一样的“用强权践踏学术自由”的错误。正如“经济学消息报”9月24日《郎顾之争与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一文所讲，造成这种“集体失语”的尴尬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学术的政治化”。改革开放已20多年，我们的政治与学术或政府与学者之间的不平等和隔膜，竟还如此之大，难道不令人深思吗？不值得政府反省自己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上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失误吗？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政治主宰学术的结果，不但造成政府与学者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还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企业家与学者，以及学术界内部严重的不平等。
思考之二：“国退民进”之争的实质及其由来
“国退民进”之争的实质是中国向何处去，也就是常说的姓资还是姓社的老问题，姓资姓社的争论由来已久，绝不是从这一次才开始。
1、以我所见，这次“国退民进”之争的实质是中国向何处去，也就是常说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那个老问题。由于这是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十分敏感的问题，又是一个老问题，特别是邓小平说不要再讲姓资姓社的问题，所以谁也不去捅破它，但谁的心里都存在这个问题。想不到姓资姓社问题竟也传染了香港学者。比如郎咸平在8月28日研讨会上说，马克思时代，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和剥削，产生了长达百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之后，生产资料属于国家，属于老百姓。现在，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也就是所谓“国退民进”，生产资料再度转到资本家手中，如果再度产生剥削，那就是另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这个原因迫使我站起来，呼吁整个社会认清本质。这段话没有姓资还是姓社的警告，也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但私有剥削，社会主义革命，另一场社会不安，以及认清本质等言词，不就是姓资姓社的意思吗？
正是由于郎咸平明确指出，国企改革面临两条根本对立的出路，所以一些有极左思想的人，便从郎咸平的观点中“领悟”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复辟，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来临！于是他们就摩拳擦掌，赤膊上阵。比如那位左大培先生，在研讨会上当即对郎表示了声援和致意，他说郎 先生关于国企改革是少数人瓜分国有资产的话是“至理名言”，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并进一步指出，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掠夺，是在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某些机构的批准和授意下进行的，而且将实情向人民掩盖着。警告全国人民：不但像俄罗斯霍多尔科夫斯基在中国大有人在，而且像贝卢斯科尼那样的危险人物也正向我们走来！他们不但要剥夺人民的财产，而且要操纵政权！我们不仅面临着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而且面临着官商勾结、权贵占有一切的最腐败最黑暗的资本主义！号召一切有良知的人，不要再沉默下去，积极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揭露、清算那些披着“合法”外衣的豺狼的犯罪活动，使被夺去的财富和权力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看左大培的架势，俨然一次战前动员，在他看来，有了国际国内知名学者郎咸平这杆大旗，剩下的就是冲锋陷阵了！于是他发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毁灭！”这场革命他是革定了，而且胜利在望！
现在人们一定会发现，左大培先生与郎咸平教授关于“国退民进”的观点，是大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说的中国向何处去，都说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但郎咸平说的是理论上的分析与推理，纯属学术之争；而左大培则是反复辟、反夺权的“革命行动”，这就大大超出“学术边界”！由此可以看出，同样一个问题，同样都是“国退民进”姓资姓社之争，但可以有学术之争，也可以有“超学术”之争的重大区别。当然，左大培先生的反复辟反夺权的“革命”，也还只是口头上，尚未付诸行动，仍属认识问题，如果付诸行动，那就是另一种“超越了”，那就另当别论，那就是法律问题了。
2、中国向何处去，也即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个问题，往远的说，从社会主义产生那天就存在，从近处说，自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后，就一直尖锐的存在着，争论一天也未停止。口头上的街谈巷议，天天处处都能碰上，人们已习以为常。书面的也肯定不在少数。我就碰上过两次，一次是去年我曾看到一份来自北京某部的“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科技经济安全”座谈会纪要。该座谈会的主题是：讨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实质及其影响，特别是对当前中国科技、经济政策的影响及对策。
座谈会上有学者指出，当代西方经济学派林立，但归纳起来无非两派，一是新自由主义，一是国家干预主义。美国搞双重标准，国内搞干预主义，对外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搞自由主义。要别人搞自由主义就是用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驾驭世界市场。指出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结合，与比较优势理论结合，与私有化结合，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各个击跨。因为你的技术、资本、尖端技术，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都不行，怎么办？进口、引进。这样推行新自由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新殖民主义，包括新金融殖民主义，新技术殖民主义。一句话也就是新帝国主义。现在已回到一百年前列强瓜分中国的可怕时代。
关于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南巡之后，大争论画上句号。从此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从此这些经济学理论及其学者也就成长为大膀、著名经济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别说相对财产，绝对财产很多都超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给美国经济学家的钱绝对没有给我们经济学家的那么多。
这次座谈会说的话很多，涉及面很广，观点十分激烈尖锐，不可能一一列举。最核心的结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新自由主义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是卖国问题，现在卖国卖过了头。
另一次大概是2001年，那个材料说，某省一位省级领导在小范围代表一些人对国务院领导人在清华园的“6.6”演讲评论中说，由于XXX的“非毛化”和西方的“文化潮”进入中国，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说全盘西化经过XXX和XXX两代，如今已根深蒂固，腐烂透顶。说听了“6.6”演讲，明白了什么叫党内走资派！说在党内走资派统治下，中国老百姓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说中国农民盼望陈胜、吴广！
看！他们的观点一次比一次更露骨，更公开，已远远超出这一次。我已老朽之年，接触和阅览均十分有限，我未看到的一定很多很多。由此看来，如果说“超边界”的话早已超了，不是现在才开始。因此，重提“超边界”之争，纯属多余。
思政之三：“国退民进”之争的姓资姓社问题应认真对待
“国退民进”之争的姓资姓社的争论，既非今日始，更非随便说说而已，应认真对待才是。如何认真对付呢？我的想法是：
首先是反对，是抛弃。因为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无益的。十年前我写过一本未出版的小书，第三章有个小题叫“立足于自己需要，还是立足于与人不同？”写道：
多少年了，我们的原则不是看自己需要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看如何与资本主义不同。我看这就是我们失误的总根源！由于要看与人有何不同，我们培养的一整套一大批人马，整天不是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什么，而是考虑与资本的区别。有些人只要听到别人提出什么，他们就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琢磨这些东西资本主义有没有，如何区别。于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就像幽灵一样一直几十年缠着我们不放。我认为姓资姓社之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应该予以抛弃才对。
其次是不怕，迎接挑战。光有上面一招不行，因为有些人就是死咬住姓资姓社问题不放，什么事非要问个姓资姓社不可。那也不要紧，学任仲夷坦然面对，迎接挑战。也是上述小书第三章另一小题叫“走着唱，还是站着唱？”写道：
“经济日报”总编范敬宣说，1980年大连歌舞团赴南方演出，只因演员手持话筒在台上边走边唱，惹起一起轩然大波，当地报纸、内参纷纷指责为“资产阶级腐朽台风”。作为歌舞团所在省的省报是否也应参与挞伐，奉命向当时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请示。不料他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不是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的！马克思主义哪一条规定站着唱是社会主义，走着唱是资本主义？不要像阿Q那样什么都看不惯嘛！再过若干年回头来看，这都是太可笑的事情。”
第三是不忙表态，在发展变化中把握。许多事不像走着唱站着唱那么简单，一时看不准难以回答，那就不忙表态。因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们本身都在不断变化，未来两种制度变迁及其关系，也要在变化中去认识去把握。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我看就是根据实践和两种制度变迁的道理作出的。所以，我就不大相信郎咸平教授说的，我们的国企改革会回到一百年前资本主义和产生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更不相信他的国有制、大政府、中央集权才是中国的未来。这些东西搞了三十年，结了个什么果，全国人民至今记忆犹新！
2004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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