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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能上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任务除了总结上年的经济工作外，主要是判断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以此确定宏观经济调控基调，部署明年的经济工作。这些任务的完成建立在非常庞大的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公开资料上可查，从7、8月开始，中国的党和政府相关职能机构，就开始收集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的材料，调动的资源不可谓不多。近几年来，随着媒介传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影响亦越来越大。尤其定调会的决策级别高，参与范围广，从这一点上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真正的决策型会议。
问题是，定调会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经济政策的决策困境。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越来越频繁，幅度越来越大，“收死放乱”循环再现。定调会在其间起到了什么作用？恐怕不容乐观。从实际看，更可谓失误连连。2009年定调2010年为“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但2010年的经济政策与2009年截然相反，下半年几乎全面反通胀，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根本无从谈起。2008年定调2009年为“扩大内需”，内需是扩大了，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通胀压力，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产生了。2007年定调2008年为“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结果2008年下半年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事实上，定调这一说法，违背了最浅显的经济学常识，经济的未来几乎不可以预测。经济学科发展至今，要预测经济周期的波动及经济危机的爆发，仍然束手无策，这也是2008年次贷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之所以演化成巨大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于中国来说，经济转型尚未完成，离成熟的市场经济相距遥远，其经济的复杂性、传导性更非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能比，对未来的预测自然更不可能。从历史来看，中国近些年的定调会议，对未来一年的经济形势的判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偏差，甚至是反转性的偏差。依照这样的基调来制定经济政策，其后果就是政策跟着经济形势跑，经济怎么能不“收死放乱”？
从中国经济政策的实际决策程序上来看，中国法定的经济政策决策程序或机构让位于非正式的程序或机构，大会让位于小会，公开会议让位于闭门会议，例如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全国人大代表会议的经济政策决议的权威性、领先性弱于党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权威性、领先性又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更离谱的是大量仓促未经过法定程序推出的庞大经济政策，如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高达GDP10%的经济刺激计划等。
问题是，定调会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经济政策的决策困境。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越来越频繁，幅度越来越大，“收死放乱”循环再现。定调会在其间起到了什么作用？恐怕不容乐观。从实际看，更可谓失误连连。2009年定调2010年为“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但2010年的经济政策与2009年截然相反，下半年几乎全面反通胀，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根本无从谈起。2008年定调2009年为“扩大内需”，内需是扩大了，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通胀压力，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产生了。2007年定调2008年为“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结果2008年下半年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事实上，定调这一说法，违背了最浅显的经济学常识，经济的未来几乎不可以预测。经济学科发展至今，要预测经济周期的波动及经济危机的爆发，仍然束手无策，这也是2008年次贷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之所以演化成巨大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于中国来说，经济转型尚未完成，离成熟的市场经济相距遥远，其经济的复杂性、传导性更非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能比，对未来的预测自然更不可能。从历史来看，中国近些年的定调会议，对未来一年的经济形势的判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偏差，甚至是反转性的偏差。依照这样的基调来制定经济政策，其后果就是政策跟着经济形势跑，经济怎么能不“收死放乱”？
更进一步来看，真正的财经定调会，并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统筹，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议事协调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真正的经济决策中心。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次年经济工作，并为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基调，这才是真正权威的定调会。今年的政治局会议于12月9日召开，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早三天。
问题也并不在决策程序或机构身上，多年稳定的政治结构业己形成其运行的逻辑，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但关键在于有令不行。我们可以假定决策的内容是科学、合理的，但决定的政策几乎从未完整实施过。耗费巨大的决策程序形成的决议，最终被行政机构的陋规选择性实施，或者被放大、扭曲。
例如中央一号文件（即每年初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XX的若干意见》），一般都是涉农政策，但从结果来看，农业年年提，但“三农”的根本问题未得到实质上的改变，如农民收入、农村改变、农业发展等。改变的只是涉农相关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分配，资本市场的农业股在此前后总流传着各式利好谣言。又如财政预算，多年来，两会中政府的工作报告中，财政收入预算增幅一般在8-10%，但决算增幅总是超出预算的100%。财政预算文件几成废纸，没有丝毫指导价值。至于打破正式文件的束缚，朝令夕改之事，充斥于每年的经济政策变动中。
在这种决策机制的引导下，凡是官方文件、官方会议、法定决议，哪怕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治局会议这样的非正式而实际起作用的会议精神，都难以让人相信。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及经济调控政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等方面与中央政府多有疏离，虽然有利益本地化的因素，但也是中央政策权威性不够造成的。而中央决策的随意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不够是中央权威变弱的根本原因。说到底是中央政府自己砸自己的脚，自己削弱自己决策的权威，让地方政府、让部委无所适从，继而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在今天，中央的权威从未体现在经济政策的指导上，往往是通过握住人事权，通过人事调控来左右地方的经济政策走向。但这是长久之计吗？
为决策者计，经济政策权威的树立与维持，首先要厘清经济政策的决策重心，即界定政府的角色，哪些是政府应该主导的经济政策。因为短期经济形势变化太快，跟踪短期，行政部门的决策必然滞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干预短期自然是适得其反。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应该以长期结构性经济政策为主，包括资源配置机制、产业结构调整、财税体制改革等。
其次，要明确规范经济政策的决策权力归属，到底是谁在真正地制定经济政策，其程序是否规范与合理？历史与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闭门的、小范围的决策机制，总会让人猜测，其背后必然是权力的寻租和决策的不透明，是决策之大忌。
再次，经过合理、合法的决策程序产生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要言必信、行必果。除非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否则应该坚定不移的走下去。绝对不能出现财政预算收入8万亿，决算却是10万亿。也绝对不是年年提经济结构调整，却光打雷不下雨。只有做到了这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会真正地起作用，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各级政府的文件才会被下级机构真正重视，才不会出现前总理朱镕基批评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才不会出现“地方和尚念歪了中央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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