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十大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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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十大秘诀 本人淫浸经济学界久矣，自知资质不才，难成此器，但久与众多经济学家交好，细心揣摩，悟出若干道理，并与诸公切磋再三，汇成十大秘诀，并不吝公诸大众。凡有志于成为经济学家的社会各界人士，只需中等以上智力，吃苦耐劳，相信“宝剑锋从奇计出，梅花香自巧招来”者，均可择其善者而仿之，久而久之，侧离经济学家不远矣。 以夷制中法 　此法亦称“洋学位法”，是终南捷径之一。具体的操作流程是，在中国的大学里读本科，将10％功夫搞好功课，将90％时光去考TOFEL、GRE，在字母中煎敖数载之后，终有见云开天之日，于是意气风发越洋而去（多半是美国）；在外面，用30％时光重新学英语ABC、用30％的功夫挣口粮，再用30％的功夫学数学，用10％的时光恋爱。不久正果修成，脑袋中装满“方程”和“模型”，口袋里装着绿卡和少量的美金，于是一种新神圣棗曰“打狗脱”（Doctor）或曰“皮儿取帝”（Ph．D）便告出炉。 　“打狗脱”们是些什么样的神圣？他们门第高贵，对数学工具极其熟练，能将“关公战秦琼”的可行性和“加州的草鱼市场上是否存在种族歧视”用十页以上的数学公式演绎出来。由于普通人和一般财经学生实在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也就更易成为最神秘、也最受景仰的一群。一般来说，这是这个时代最让人觉得象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固然，他们可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对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困境没有足够的功夫去分析棗那是低层次的活儿，不够理论深度。因为洋学位的背后是美利坚经济的天下无敌，是洋宗师“诺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巨无霸牌子，或者至少自家宗师也与诺家沾上点儿关系，所以土派们不得不仰视之、畏惧之。他们挟洋风、闯学海，扬名立万，黄道、黑道、红道，均能通吃到底，无不膺服。 　不过据内部消息，也就是打狗脱们的宗师和少数圈内的异己分子所言，他们也就是对医生讲政治、对政客讲文学的手法，要与在西方经济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打狗脱比，还真难于入流，他们的时髦的经济学专著，以“来料加工”型居多，其构架是：“西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的观点”十“中国的经济生活材料”十“体会性或感想类结论”。毕竟，他们身在中国的时间太少，了解中国的情况难于深入，刻苦时主要考虑“托福”，因此他们对国情的无知往往受到善意的容忍。但从表相来看，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知之多矣，视野开阔、观点新颖、影响很大，仿外经济学、组合经济学也就俨然是正宗的新经济学了。所以，这一法儿，对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人士，必须明此“苦海有边”至理，潜心背字母，巧妙安排，则正果不远。 傍大款法 　傍大款之法需讲究艺术性，否则就易附人俗流。具体来说，傍大款可细分为“绑大款”和“帮大款”两类，手法不同，效果一样。 　盖大款者，有钱之公司也，他们天生有一种对经济学家的需要：搞好企业形象，装出几分儒雅风度，显出总经理或董事长独具慧眼，修养深厚，也凸现出该公司发展战略稳健，足可信赖，做生意也就容易得多了。故他们乐于用钞票买名声，不时地捐个款、建个什么基金、组织些发展战略研讨会或高层研讨会，弄个课题关注一下国计民生，或者就自己的发展问计于经济学家，如此等等。 　穿插于此中、活跃于此中的是那些经济学家和准经济学家，他们有时充先知，有时是策划人，有时是会计，总之一个原则是充实自己，也“传道授业解惑”于他人，各取所需，各遂所愿。高明的经济学家，面对众多大小企业，时而绑之，并让他们舒舒服服不叫痛；时而帮之，只要药吃不死人，不妨多开它几副。长此以往，他在经济界的名气越来越大，顾问越做越多。据京城某杂志说，目前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上百家公司中泡顾问聚财，他们所信仰的，叫作“玩世经济学”，不讲逻辑、不着本质、不顾事实，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地作文发言，将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的好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总的来说，傍大款之法，属一种“曲线救国”之术。盖有了钱，就能出版专著，就能结交更多的商界大款，就能更多地结识媒体并把持媒体，当然也使自己在学术评比、职称评定中更有经济基础棗总之是更加长袖善舞。当然，初出道的准经济学家走此道可能就难些，但不要紧，只需从小做起，持之以恒，势必收入与名气共长，前途光明。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大款被傍被绑，其付出的钞票通常是国家的，决策者一般不会心痛，而名誉是自家的，用钞票赚之，多多益善，因此，经济学家不用发愁此路不畅，这是后进者不可不知的。 数学玄学法 　要一概否认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恐怕不大公允，但数学泛滥现象，的确令人心忧。数学而成为玄学，也成了某些人士的专利，他们利用自己熟练的数学工具，营造一些“贵族味”，俨然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惯于将一些本来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用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故弄玄虚，及至出现上文所说到的无稽之论，玄言惑众。 　这种说法是一些业内人士的怨言。本人只不过实录以反映数学玄学法的威力所在。盖在多年文理相隔之后，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真正懂数学又懂经济学的人太少了。所以大多数的人一见数学就晕。数学家一见经济学论文也会晕棗这就给懂数学的经济学家留下很大的成功空间，不必去苦心探索什么重大主题，只需随手拈来点什么，巧织数学绵衣，自圆其说则可，神圣自立，声名鹊起矣。 　数学玄学的精髓在于其“玄”，因玄而神、因神而起崇拜，因崇拜而立泰山之威。至于某些人所称，定性为本，定量为用；至于有人辩称，经济是人造的社会系统，因素变动不拘，假设谬一失万等等，大可嘲之以门外之汉，低能之儿等，一笑了之。声辩者自忖数学不如彼而却步，学生以为果然有理而服。因此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危机，玄而不破。显然，如果还有一顶“打狗脱”桂冠，就更妙了。 　值得一说的是，在当今学界，同样是既懂数学又懂经济的人不少、甚至还有双料博导。但是，老实一点的，声望却不怎么大。我所知的几位老先生、老太太，学了差不多四十年的经济和数学，就是因为不习惯于用数学分析“关公战秦琼”的可行性，声名远不如其弟子或曾向他们求艺的年轻人，那真是可惜了也。 　因此，在经济学圈子里弄数学，作为独门绝活，只要能苦它几年，不愁没出息。 口力劳动法 　有人曰：素来只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何尝有个口力劳动？盖新近出来一种劳动方式，说它是体力劳动吧，又不用扛包背锄，说它是脑力劳动吧，它只动不用动脑，因此不好归类。故新创一类，曰“口力劳动”。 　口力劳动是当今成为经济学家的途径之一，是我们若干人士的细心发现所得。但实践中，不少经济学家已将此运用得炉火纯青，使自己从准经济学家晋升为经济学家，从二流经济学家晋升为一流或超一流经济学家。 　操此法的要点是：不必用脑研新知看新书，只须将全国当成大讲坛，把一些现成的东西在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学术交流会上倒来倒去，在大公司、小公司、正公司、野公司，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赶赴各种场面，聘顾问、泡课题，重复不断，君子动口不动脑。变幻无穷，一天几个会，钱来车往，浓烟滚滚，全中国都看见他，于是名气就更大了。 　有人在一份大报上总结说，“口力劳动者”分几种。第一种是年轻人，常骑自行车或乘地铁、公共汽车赴会，他们往往有几套说辞轮换着使用；第二种也比较年轻，常打出租车赴会，但往往学有专攻，不管什么会只说自己的一套。第三种已不年轻，往往有专车，也最忙，一天去几个地方是常事，后面有时还有一个拎包的助手，如同京剧明星赶场，其发言最少实际内容。 　看来这口力劳动，还是大有后进者的用武之地，不同阶段的口力劳动者都有饭吃，这就是适用面广之好处：不须埋头苦读苦写，这就是其便宜省事之好处。 　为什么口力劳动会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劳动、而且有广大的市场需求？其原因乃在于社会处于转型期，一方面确有新知新问题要解决，少不了请些经济学先知来占卜一下；此外，在京城等不少地方，会议也成了一种赚钱方式，主办者发一通知，或与某官方、半官方机构发个红头文件，号称对某个重大主题要研讨一下，各省、市、地、县，各所、办、院、校，各大企业来人者，必住大宾馆、游名胜、送厚礼，会务费调x千元。接通知者曰，为国家利益，事关我单位前途，我欲去赴会，尤其该会有大牌、中牌经济学家，必授新知不少棗口力劳动者的角色重要性就出来了，看来机制畅通，皆大欢喜。 　后进者如何以此实现个人腾飞。一曰挤，尽量挤进去；二曰吹，自诩曾在xx学术研讨会上与x老亲切交谈，争锋甚健，评价不低；三曰积，积累与会经验，从中揣摩上述热点法、事后诸葛亮法等秘诀之精要；四曰用，即边学边用，提高曝光率，组织专访，不几日，自己即以著名经济学家身份点评大事，升他一格，没人敢说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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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尖刻，但是确说对了一部分现实

敢问老大是 或者正在是哪种哩

不会吧,这样也行.有点夸大吧.还好我们周围好像没有这种人!

林子大了

什么样的鸟都有

不希奇

分一杯残羹而已.

现在的很多学者就等着(帮着)那些窃国大盗们丢些剩下的东西了.

有点那个意思！

十大？还有呢？怎么才四大？

有趣，看到走火入魔的下场了

驳八大经济学家祸国言论

一、 98年探讨国有企业工人下岗问题时，有的经济学家说，国家要减少包袱，不再包办终身，工人现在要养活自己了。驳斥：国家的包袱为什么会越来越重，为什么社会发展了，当时国家都能养的起，现在国家越来越穷，教育、科技、公共事业都没有钱，而且到处收费，到处是关卡。原因就是腐败，国有资产的流失，偷税漏税，加上对于国有企业的财政方面的管理进行了松绑和放任。腐败的结果是企业亏损，物价上涨但是企业效益却都流失了，工人工资发不起，下岗，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承担着过去腐败带来的后果。下岗就是把责任推向社会，而实际上企业本身的利润是应当转移用于保障国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的。

二、 降低交易成本的“交易先于产权”的理论：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这种理论被人称为“权贵私有化”。普通小民原有的产权份额被一笔勾销，他们无权卖厂，又没钱买厂，完全被排除在交易之外。驳斥：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的，也是每一个国民都有份的，它们是祖祖辈辈通过前人栽树的行为留下的，当然应当是给每一个国民分享利润，正是由于国民的权利没有很好的行使，才让少部分人占有了，本来应当上交给国家的利润被私人占有。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国家老是没有钱，教育都在喊：穷。

三、 “腐败有利”张曙光说：“改革中的许多变通措施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由腐败和贿赂行为涉足，再由正式的安排加以确认，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他还主张“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驳斥：经济学家就是利用一些含糊的，谁也琢磨不透的话来迷惑人，以所谓的深邃和学术来愚弄人。他的观点好像是说生病可以产生抗体，所以我们要生病，不要治病，也不要防病，可见因为腐败有一点点的好处，我们可以忽视它更大的坏处。显然这些腐败的好处不一定要经过腐败来实现的，比如打感冒疫苗就可以这样，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可以提高研究和模拟来提出新方法解决，并不一定要经历一个腐败成本。

四、 张维迎数学读的很好，“曾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驳斥：监督成本的减少和腐败成本的增加是微乎其微的，其实腐败的许多副作用并没有当时就显示出来，具有很长的作用期、广泛的成本扭曲转移和隐蔽且广泛的受害群体，许多腐败是以企业亏损、工人下岗、物价上涨等来作为短期反应的，而且我们现在一直在为过去的腐败和短视买单。我们又何必去减低微小的腐败监督而付出更多的腐败成本，无异于丢了西瓜捡芝麻。还有人说经济犯罪不应该判死刑，实际上经济犯罪造成的损失不仅仅在于经济上，而且在于民生，有多少人因此而病死饿死，特别是救灾款的贪污会害死许多人，比杀一个人要严重的多，却有人为害死人无数犯罪分子求生。

五、 .汤敏向决策者献策，通过提高教育收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导致了许多穷困的学生失去受教育的机会。驳斥：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对于没有钱的老百姓，他们痛心疾首地花钱供孩子读书后，其他方面的消费被挤出了。其实更多的家长没有钱供学生读书，也非常痛心疾首，难道着就是发展经济的目标吗？让每一个人越不满越可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我们可以说，生病有利于经济的增长，所以要请一帮打手充分让每一个人生病、住院，让医生故意拖延病人的病情，花更多的钱，这样经济拉动了，医院的收益也增加了。让大家互相争斗，都去法院诉讼，带动了法院的效益和律师行业。我们也可以到处横刀夺所爱之物，让他们出钱来买，这样经济就增长了。有文章提出了教育公费的若干理论依据。

六、 据说，某些少壮派经济学家私下还提出过一种理论，中国应该学习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验，牺牲一代少女发展经济。这理论太骇人听闻，没人公开撰文提倡，只在小圈子里流传。驳斥：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牺牲一切不是人们所愿意，也不是满足人民的需求，而且是背离人民期望。经济发展不是让社会去堕落，当一切向钱看，崇拜GDP和经济数字时，国家就完了。

七、 灾难有利：1998年的长江洪灾，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家破人亡，举国悲痛，某些经济学家首先想到的是，重建家园能够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增长。驳斥：和上边的观点类似，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反驳。这样的观点是源于以经济看经济，没有看到许多经济数字是越高对社会越有害的，比如医院的收入、房地产，它反应了人民的基本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经济增长未必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病人越多，虽然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社会是巨大的损失，同时经济具有挤出效应，会排斥其他的消费。经济和GDP的衡量上应当更加精确，比如医院就诊量的某一些指标可以认为是社会退步的表现。再比如环境污染，环境污染越严重，那么就可以带动环境保护产业，是否环境污染越严重，以此带动经济发展就说明社会进步了。还有如果洪灾都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大力发展偷盗产业，偷盗者获得利益，同时也刺激了被偷盗者的内需，比灾害而言，被偷盗的物品没有被毁坏，可谓是两全其美。我一直认为一些经济指标如GDP应当是要乘以系数的，而且某些系数还应当是负的，而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数字不加以区分和理解的崇拜是非常错误而且误国误民的。

八、 股田理论 《中国经济时报》５月８日题为《厉股份畅谈股田制》的文章。据该文介绍，厉先生认为“在中国广大农村试行’股田制是让中国广大农民富起来的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要在“公司加农户“的第三阶段实行。第一阶段是订单农业，公司向农民预订产品。由于成本太高，便进入第二阶段租地经营，农民将土地租给公司。由于租金固定，没办法调动农民积极性，因此，“这个阶段现在又不行了，这就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叫股田制“。“土地使用权入股就不同了，入股后按股分红，钱并不比租金少，而公司在发展，几年后股权还可以转让给别人，股票是增值的，这又是一个飞跃式发展。中国农业走这样一条路，农民收入就提高了“。厉以宁最后提高声音说“全世界最大的金矿在何处？在中国农村！中国农村只要实行股田制，只要一富起来，市场大得不得了。驳斥：我们看到资源有限，市场有限，好比没有个地方都来生产方便面的话，那么谁来消费呢？如果到处都城市化，是否中国具有如此巨大的消费潜力的，把市场看做一种资源，那它是有限的，虽然可以增长，但是增长是有限的。农业产业化也是存在相同的问题，我国的消费市场有限，过多的产业化无非造成经济泡沫和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