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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谈学问
（一）
张五常写了篇《要走进学问的天地中》，劝诫学子，为学是获得乐趣的目的，而非衣锦还乡的手段。近半年来，我颇有走入学问天地的气象，生机也慢慢恢复，不再整日去做患得患失，老调重弹的事情。
谈谈学问，或许比谈个人感受更充实、有趣的多。另外，你今日的感受必然是前人今人无数人感受过或正在感受的，把玩感受，与其说是对自我的肯定，不如说是嚼别人嚼的馍——对我越发的没有吸引力。何况，以现在的功力，要从负面的感受中获得正面的启示，要么是刻意为之，要么根本不可能。于是，我决心言必谈学问。
“学问来不得半点谦虚和骄傲”（引自初中班主任的谆谆教诲）。这句话虽然意思含糊，但掷地有声，很有气势，每当有人责怪我夸夸其谈、口无遮拦、胡说八道时，它总能派上用场。我对这句多年来为我保驾护航的至理名言的谬解是，“为而不用”，会而不言，便是谦虚，同时也是骄傲。知之为知之，知无不言——这将是 “言必谈学问”的基本准则。
为了在娱乐之外，或可产生其他功用，几点说明是必要的。第一，所谈的是用世的学问，基本上采用客观的标准，所以主观的评价没有意义，但欢迎客观的批评。第二，因学问的水平有限，每篇都确定一个主线，或许有些困难，但作者尽力为之。第三，说谈的都是当下我认为是正确的。这似乎无须说明，但最近的经历却要求我必须做出确认。老板拿到我写的论文后，问道：“你所提的问题，自己解决了吗？”或者是我看了一篇文章向他汇报时，他问：“这篇文章你看懂了吗？”这类问题和“你吃了吗？”别无二致，如果没有吃饭就回家去吃，没有搞懂就继续搞，不会跑去请他过目，而一脸严肃的老板却要求给出认真的答复。对此，我开始有些不适应，后来接触多了便能理解了。毕竟要宽以待人，不可求全责备。
人之为学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同时，为学也不可因思废学，更不可学而忘思，用ｇｇ６６的话就是，思学结合千般好，学思分离万事休。学以致用，思学相宜，便是文章之所指向。
（二）
近半年研习的方向是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由来，是顺理成章的。开始西方经济学（其中不包括马克思）假定经济运行的环境是不变，所有的问题都在确定的制度下探讨，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近200年。试想，以人类的智慧，200年的时间足以解决某个确定前提下的大部分问题。自然学科的发展确实给这一学科带来了新鲜的活力，但大部分只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描述的工具变得愈加精致，而问题本身，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就如给旧书桌换上新台布，书桌还是旧的。这一传统被称为古典和新古典。后来，有一群好事者，（想必是论文做不下去了），转而讨论经济运行的制度本身，开创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学。
有两个概念值得一提，外生和内生。所谓外生，就是给定的，在问题的研究中作为不变量，研究问题的过程也不会对他产生影响。所谓内生，就是所研究问题中的变量。内生和外生可能会相互转化。开始时，人们认为地球的环境是不变的，生产生活都是在这个确定的环境下进行，而现在发现地球正在变暖，据说100年后温度会平均升高4.2度。工厂里排出的温室气体在改变地球的气候，于是，人们开始考虑生产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换句话说，地球环境已经作为生产活动的内生变量。同样，内生变量也可能转变成外生的。
内生和外生变量的转化，是认识的进步致使的。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便是这一转化的结果。开始认为不变的制度和环境，现在也被纳入了经济研究中，考察制度和环境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的发展对制度的作用。如果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算是最早的制度经济学家，他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当前的制度经济学家却倾向于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认为制度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类似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讨论起来必然大费心机，但学界中还有人在争论。有争论才有亮点，有亮点才有市场，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一点最清楚不过了。
改变问题的假设，是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熟知的应付难题，或者说是转移话题的常用手段，但是改变了假设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手法，只关注到制度的作用，并不能展开一片新天地。一个叫科斯的人从企业的性质入手，打开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防线，从此制度经济学有了分野——新与旧。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些有益且通用的启示。生活里，我们常常认为某些必要存在的前提（或者说准则）是不能被撼动的，但很少去想为什么不能撼动。或者我们对这些准则做了修正，但行为和思考的方式却没有变，仍会困在原地。心灵更加自由，或许说的是，不能受特定模式控制，在变化中变化，或者是以不变应万变，但这样的讨论确已超出了言必谈学问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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