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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像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那么令人揪心。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无论是大陆人，还是香港人，其民族自豪感与对未来的信心，即便不说是漫溢，也可以说是放心。之前尽管有过冲突，但多数亦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对于香港普通市民和大陆民众而言，从来不曾有过民间层面的龃龉。
然而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似乎双方民众的关系一泻千里，最初为港人指责D&G专卖店不让拍照，接着港人抨击大陆游客地铁行为不端，然后是北大教授孔庆东痛骂香港人是“狗”，再有港人自费刊登报纸广告指斥大陆到港孕妇为蝗虫。双方之间的对立情绪，由政治已然直接下沉为民间的对立。香港回归初期陆港渡过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大陆在香港金融风暴期间伸出援手，香港人普遍学习普通话，双方签订了旨在提高香港企业竞争的CEPA，大陆开放香港自由行……等等。然而，不久之后香港与大陆之间在行政风格、市民习俗甚至价值观层面便开始南辕北辙。而此次高密度产生冲撞，显然并非朝夕之事，按照港人在广告中的语言：香港人，忍够了。
究竟，是回归之后，香港始终无法融入中国？还是两个区域在长期不同的政治文化历史之后的精神差异？或者，根本就是当年被欢呼为“政治创新”的一国两制的排异性反应？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精神领袖之一、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的忠诚弟子阿兰•布鲁姆早在1964年他34岁之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莎士比亚的政治》，阐述了作为剧作家的莎士比亚如何在字里行间中表达其独特的政治思想。这本书显然是后来名噪一时的大作《美国精神的封闭》的一个演练，其中充分展示了布鲁姆理解政治与生活的思路。
这本小书不过只有4篇文章，而其中的头两篇，《基督教和犹太人：〈威尼斯商人〉》和《四海为家者与政治共同体：〈奥瑟罗〉》其实都在论述同一个问题：一个异乡人如何在他人的城邦之中生活。
《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吝啬的犹太商人夏洛克高利贷借给了本地人安东尼奥一笔钱。安东尼奥无力偿还，最后他朋友的妻子鲍西娅假扮法官，解救了安东尼奥，使得夏洛克人财两空。在我们传统的理解，夏洛克根本就是个小丑，贪婪而残忍。但是，按照布鲁姆的理解，莎士比亚事实上指出的乃是两个信仰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犹太人，夏洛克笃信律法的神圣，因为除此之外，漂泊的犹太人无以安身立命；但安东尼奥却认为，为了慈悲和慷慨，律法是可以破除的。“这不是说他们因历史的顽痼误解对方，也不是说启蒙能够消解他们的敌意，而是指他们对世界的真实看法、对生命中最紧要之物的理解针锋相对，绝无达成共识的可能。”
《奥瑟罗》（一般翻译为《奥赛罗》）更是一出惨痛的悲剧。威尼斯城邦的守护人奥赛罗，是一个来自非洲的黑人雇佣兵。他娶的，是整个威尼斯的掌上明珠苔丝德蒙娜。坏心肠的随从伊阿古从中挑拨，指控苔丝德蒙娜与当地的一个将领凯西奥有染。盛怒之下的奥赛罗掐死了苔丝德蒙娜，但在发现真相之后自杀。一般人看这出剧，其理解停留在对于嫉妒和谗言的指控上。布鲁姆所指出的是：奥赛罗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诚心地认为自己乃是威尼斯的公民。但在威尼斯人看来，他仍旧不过是一个异乡人。奥赛罗自认的尊严和伟大，需要苔丝德蒙娜的爱来证明，当他认为她的爱不存在了，他的整个精神世界由是崩塌。“市民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团体，身处其中的人们拥有某种纽带，这是不会与那些他们称作外国佬的人分享的。……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习俗与神明，排他性是城邦生命的根基。为了生存，人们必须捍卫祖传的生活方式，这些方式结合了偶然因素和特殊时空的特殊制度，合格的公民对它们必然是忠诚的。”
夏洛克和奥赛罗的悲剧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异乡人都是怀着美好的愿望和期待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之中，如果他们因为信仰、历史与生活方式的原因，命定地无法融入而只能是惊梦的话，那么，多种族、多民族的城市生活是可能的吗？
香港人对于我们的确不是另外一个种族或者民族，但是99年的历史已经造就了另外一个人群。他们与大陆之间的融合生活，是可能的吗？其实，即便是大陆的不同地域之间，人群冲突的现状也并不比港陆之间的冲撞少。上海人长期被指控排外，广州曾经因为非洲人的大量居留出现骚乱，“不要相信河南人”的俗语曾经广泛流行……
事实上香港人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外来移民潮：70年代期间收容了20万越南船民，几十亿的财政负担迄今未得联合国的补偿；50年代至80年代总数高达55万的大陆逃港者，也渐渐成为香港的主流人群。此次无论大陆游客与孕妇的规模与冲击力，显然都无法与前两次相比，如何港人便如此hold不住了呢？
恰如布鲁姆所指出的是，一个城邦，或者社会，有其深刻的历史与传统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包括了政制、法律、习俗、语言以及日常生活点滴。这乃是一个城市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越南船民或者大陆逃港者，都不曾改变而是主动去融入这种生活方式。
然而香港回归所标志的政治统一，大陆游客所代表的经济入侵，和双非孕妇所代表的民间生活，都已然对香港形成了改造之态势：乃是香港人所倚恃的生活方式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显得极端，港人之愤起，无非乃是对自我生活方式的一种保卫行动。
布鲁姆所阐述的乃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其根本是提出城邦政治的终极走向问题。但其中的解决之道也许对我们颇有启示：城邦生活“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必须顺从法律，尊重习俗”。大陆人若要进入香港，必须要符合香港方式的“城邦生活”。毕竟，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
但是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冲突乃是一个本质性的矛盾，源于港人在英国治下的自由社会传统与大陆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其在大陆的领土规模、人口数量与经济体量的压力之下形成了累卵之势。
内地孕妇问题是大陆计划生育总体合理性政策所带来的无解困境，而大陆游客问题无非是缺乏法制生活的体现，至于孔庆东骂港，更加不过是籍势逞强的**嘴脸。香港人有令人尊敬的市民社会生活传统，社会纠偏乃是公民社会重要的自愈能力，通过法律制定与执行、民间社会的公共行动，多少能够遏止恶俗生活方式的入侵。极端化行为所带来的从来都是反作用，更何况还有可能导致全面的对立。
而如何在规模优势的大陆之中生存，端的在香港民间与政治的智慧与脊梁。保卫生活方式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多少崇高的社会曾经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沉沦。
至于香港人的抗争，布鲁姆的书中另外一个与异乡人无关的故事，反而是一个良好的总结。《裘力斯•凯撒》讲的是罗马元老院里的两个人，勃鲁托斯和凯歇斯为了保存罗马共和国的光荣，密谋刺杀了独裁者凯撒。他们无望的抗争终于被凯撒的精神后裔安东尼所平定，终于变成了罗马帝国。布鲁姆总结说，他们失败的举动并非没有意义，“许多并不住在罗马、操着异国口音的人，事中仰赖罗马，仰赖它反抗军事独裁的捍卫自由的勇士，他们看到的是希望，一个尊重人类天性、鼓励傲然自立的政体终将被建立。”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编辑：薛莉 shirley.xue@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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