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便是合作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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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

北京共识便是合作共识（兼论经济学的缺失）

傅峰峰

北京共识是合作共识，这不是政治话语而是一个经济知识，北京共识并不由北京发明，而是一个由许多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如日本模式、四小龙模式等（见谢国忠文），发展方法都近似，而所以强调北京共识，或说北京现象之所以不同，正是这个共识的北京特点而非其他问题。

我们说是经济知识而非政治话语，也就是不去评说经济外的条件（尽管一定会成为政治的条件），而仅从经济角度去谈论其这个不同之处的依据。而说北京共识是一个合作问题，首先是如何确定合作和分工的和如何确定合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目前知识界的方法论倾向分析而放弃归纳法，在一般学术文章总能见到如何“分析”，却见不到如何归纳（这个词或不能概括），总认为归纳只是分析的简单重合，或只把人作为一个只有简单选择的因子，抽象为数学关系，这种观点妨碍了将微观和宏观问题的结合这种方法及方法论导致手段的贫乏和工作的简单化，妨碍了对复杂问题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解释不了因人们在相互运动和影响的合力下质量迭加的复杂性。

在经济学上对分工如别针的生产形成的效率，往往有不切合实际的分析和推崇，其实这个过程的产出及交换的简单关系（所谓等价交换关系），这只是微观条件下、静态条件下的一个切片，这个切片解释不了交换关系下双方为什么存在不同增长，双方以什么方式形成和影响其他群体性的同态竞争（如广东的专业村镇的发展），解释不了“交换出贫困”、及“休克疗法”等的困惑，如同通过分析细胞运动并不能解释人行为的偏好一样。

机械所以称为工具，正是由于罗丝、齿轮、马达等的共同作用可帮人去完成某件完整的事，而制造网络、销售的网络能使分工创造的效率发挥出来，标准化可令各种专业及要素互通，有了工业体系的血液一一货币一一工业运动才会促成各分类的工厂以同一的目标开工，有了同一理性基础才会有各自表述的知识，有了同一的法律及对法律的尊重才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构筑更大的空间，有了对人的信任一一人才把终生的积蓄投入银行或某个机构，才有将彼此 “不完整的工作”进行到底，只有当中美发生大量的货币交换，才会有中美交换货币方面的专家，而之前他们最多是货币或其他货币问题的专家。

分工所增加的效率正是在合作条件下完成的，有了合作的条件才会有专业的分工，分工永远随着合作的展开而发生，并不存在先于合作的分工，只有当某个工作面的展开超越了人的最优运动状态，而且分工的可能工作量大于某个单位时，分工才会发生，生产者在产品制成后不可能由专业的制造者去面对使用者，而由另一专业的销售公司（这己经是一种合作，是离使用更近的一个关系）进入一个交易网络，通过种种流通体系（其中又不断分化为更专业的分工）最后才转入使用者手中。如生产一批衣服，选材对、裁片对、缝制对、锁扣对、熨衬对、造价控制、包装……所有程序都无错，但只要错过销售季节或者设计错误（是一种与服务对象合作的结果），一个错就会令一切都错了，在列式中每个因子的最佳都变为无效，有最好的程式也未必可达最好的结果，这一错会令所有的劳动变为负值。

合作的断裂就会使分工成为无意义，任何有价值的行为一定是合作条件下形成的，而任何一个行为要形成为价值最重要的不是单个的各种劳动要素一一不是有技术、有资金、有资源，而是一个总体配合，要有一个集合（市场是合作最好联接），集合结果错，所有劳动都没有价值，集合结果对，其中任何错都是可挽回的。有最好的合作就会有最好的成功。而分工、专业使人的行为从直接的、直径短的循环解出，使人的价值链伸长，同时也使人面对的对象的面变窄，许多专业者（包括目前许多艺术家不能独自存在相似）在社会条件下无法独立地面对社会去形成价值，他要完成专业必须要具有合作的体系和条件。

价值发生是由直接劳动一一通过对原料、土地、信息、知识、货币起作用和创造性的劳动一一以管理、创造、发现时机（经营者）、创造信息和知识形成新的价值。合作产生的价值表现在哪里呢？人们是如何因合作而有价值的？如果我们肯定了合作的社会效用，合作在微观层面的作用又如何呢？合作产生的价值在微观层面确不容易察觉的，因为合作形成的价值不是简单地表现在某单个的生产或交换物上，而是表现在交换和生产的整体的水平或平台的提升上，合作起的是一种社会性作用，在人们反复的博弈、交换、模仿、学习、交流、促进中，通过知识、信息、制度的指引，令参与者或任何介入合作的人的参与能力有所提高（甚至政府也从这个过程中学习到新的游戏规则），形成更大的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合作是通过运动过程的反馈，以提高能力的方式从而在下一个生产和交换中形成更多的价值出现，就是说合作的价值是在一个非简单往复的运动过程中实现的，是一种不断地形成迭加的方式增加着社会的点动质量，在这个过程中，价值链通过任何相关的关系联结起来，通过更多的互动形成更多的触点，使价值不是一个直接点上形成而是在网际点不断地长出。合作的价值正是体现在促进运动基础从而推动了社会的整体的发展的。

不过说微观层面一一也就是相对个人的劳动一一未发生价值转变却不完全准确，当开放打开了人们倦伏在自然层面上的价值循环关系（开放前已经有严格的社会分工却无充份的合作），随着互动的、合作的因素增加，人们的价值关系便发生变化，有些人的合作意识好，其价值链便可以发展出更多的社会关系，造成更多的联结，有些人固守原有的价值发生方式，其价值链便没有变化，价值链在社会中以各种形式延伸如纵向的专业化、或横向的系列化、网络化、关系化（质量虚拟化）等形式变化，同时也就是价值流动（或者说劳动质量）的流速和流量的演变，虽然在具体交换的径截面（我指一个劳动的成本及反应关系）的流量不变，但意义已经发生变化，通过合作劳动更充份、更快、质量更密集地以社会化形式流动，而人从合作方式的优异中产生了价值关系的差异。我们说在微观层面不显不变仅指其合作量不变的情况下，价值链的径截面是不变的，而合作关系改变，径截面关系便发生变化，同样的行为便有了不同的价值关系。所以说，合作（或交流、交换等，而交换是劳动质量的直接运动其效率更高）的价值的提高也是可见和可计量的。

当代世界已经形成为一个巨大的运动流，不再是小作坊或小农式封闭的生产或交换模式，具体的、片段的运动质量转向于综合的相关（比如汽车的数万个零件由数百厂组成），直接的交换转入跨尺度的互动（如长达几十年回报的投资），随着专业的单维的链条的延长，也把人带入更长的价值链中，原单个的，直接的有效如果不在长价值链中体现为“位置性”的有效，也就会被长长的价值链（社会）判定为无效，这个状态下，有无效已经不是把一个人的劳动有无的问题，而是其在这个联动的长长价值链中的位置和作用的问题，人仅作为这个链条中的一个单元，而不是有完整的、独立的效能的因素。任何分工或专业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必须在合作条件下才能体现，必须接受合作的可能条件的评估，也就是价值的客观性必须接受社会合作条件下的非客观因素、公共性的评估（价值仍不完全为主观），而只以过去的手段、价值观去分析今天世界的运动流己不合适。应该说，社会合作远比分工重要或者起码是同等重要的一种经济概念。这是一种真正的公共性关系的确立，也是令人是通过合作而成为社会人、改造自然性、提升社会意义的一个环境条件。

不同的方法便会有不同结论，不同的出发点便会令人采用不同的行为，举个例说：知识的创立是人类摆脱环境束缚的主要动力，对知识的保护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只有对知识的保护才会有知识的创新。而从合作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则要讨论对知识的保护的程度，任何新创毕竟是在社会大众的知识积累上的产物，而不是某个人完全从史前开拓出来，无根地独创的，机械设计不可能否定牛顿定律，电子设计一定不离电磁理论，所以，对新的知识的利用也是对人类共存的一种必要，因而，对保护新知必须有个度，必须给定新知识在传播范围、时间、互动量（也就是获利因素）相匹配的保护，正如一些国民生存的必须品，其价格是受控的一样，知识作为某个条件下的能力一一一旦形成保护，同时意味着某个空间成为禁区，从人们共存的空间看就会作为第三方问题而存在（你研究原子弹了，对无原子弹的人便是一种威胁），也就是知识同样存在传播中的外部性问题。当以专利、垄断、制度、权力、强力话语、边界等过度保护知识，便切断许多可低成本流动的知识或信息，就会令后进者以同样的成本不可能做同样的事情，会给后进者获得同样能力的努力、对共同进步形成阻碍。

超过必须之度（这是一个应很仔细的评估的领域）的保护，会使这些知识失去在合作领域上对人类获得力量的帮助，尤对后进国或地区，知识的传播必须保持以某种程度的技术放开作为对技术使用的代价，这才是人类共同的福祉。当然，政府一一掌有公共资源的代理人一一则可以在其他方面去鼓励某些发明，促成人们采用更有利于合作而非垄断的方式使用知识，以避免错失对自然改造或充份利用知识的最好时机。所以说，合作价值的实现并非仅是羊毛和布的交换，而是一个如何真正地加强和促进交流、互动的计划。（例如后进国家的能耗是一个严重的污染的问题，而先进的组织或国家中有更好的减低能耗的办法和手段，充份的合作会形成对大自然的保护）

合作在实际主动中有诸多成功的经验，并不是有主观努力合作便可以实现，并非所有的合作都必然有效，合作也不是和稀泥，因为合作也是一个博弈、交换、模仿、学习的过程，也必须有合作目的的一个互动，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形成价值的经验可能是独特的，但也会有相似的规律，如何令各种资源 从沉睡的状态下动起来，从割裂的条件下按某个形式的关系组织起来，让各人参与到其适合的位置上，让人们随资源的组合形成新的合作模式，因此，仅停留在经验层面是很不够的，必须对这种形式进行总结及引导，而且必要时形成某种共识。这种经济概念解决的是集体的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也就应有严谨的体系性的学问，也应该是可量化，可套用数学模式的活动，这也是一门甚深的学问，未必不是一种专业的工作。

合作，在这里用其广义，其内容包括开放和改革等方面，一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稳定的、包含一切合作因素的政治经济结构体、公共关系实体，建立有利了于合作的统一意识的平台；二是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技术、组织、人口等全方位交流，摸索和接纳不同的科学成果及学说，建立互信制度，确立共存的行为关系，让更多形式的因素以各种关系合作并流动起来，形成各种专业或非专业的管道，让各种因素自由地形成合作，通过合作迅速地提升一大批人的素质，增强了他们的生产、创造能力等；三是调整社会结构中的封闭因素，如鼓励知识的共享、教育的普及、加强资源的调配，深化和疏导降低交流中的行政主导作用，让交流以自然动力的方式进行、减少管理层次、实现对交流过程人的行为的保护等几方面。其实质只有一点，便是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基于提高效能方面的合作。

现在回过头看中国的情况，改革开放中大量的价值并非全靠创新，而是改革制度，也就是促进封闭框架的松动，使新的合作形式成为可能，形成领导层的决策互动；第二、大量的价值通过开放一一对外贸易产生，形成新的交换渠道促进了产品方面合作流动；第三、早期价值发生的单元不是原来有严格制度管理的国有组织内，而在于“未能进行全面的、严格、有效管理的区域和组织中，或松散的基层关系中”，这是一种引发来自草根的活力的流动和发生，同时也是促使了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资源进入各种领域，拓展了本土合作的基础；第四、引入新的有效形式一一当然也就是国际间的分工，但却不是传统意义的分工一一比如经营、生产、技术、销售渠道，甚至通过来料加工同样引入对品质及高技术工具的投入，不如说是形成了生产关系上的合作更合适……，对后进国家、地区中广大的非精英的人们而言，合作取得自己生存的位置，也就提高了存在的价值。

另一个例，从分析的角度看政府最好做守护者，搭好公平的交换平台便可以了，但从合作角度看这是不足够的。在后进地区，在个人尚无能力形成某种流动时，也就是社会缺乏某种促进流动的资源时，（资源的集合是流动的条件，资源的集合度决定了可流动形式和作用，能促成什么交流是可定量的，缺乏足够的资源流动，人们便很难展开合作，起码缺乏可组织起来的能力和条件，也就无法形成民族或区域性的民间交流，）而政府是当地拥有最大资源的载体，也是最有可能促进流动的社会资源载体一一政府去扮演促进流动和组织合作的角色，是一个转型社会所必须的，也体现了政府的进取，相反，这种集合让民间自由发展，必须有几十年的时间，也就会错过了和外资对接的可能。北京经验其中一点便是放手（而不是一开始便设定严格的游戏规则）让各地政府、各个阶层、各种组织去尝试建立各种运动关系，（而今天的很多民企脱胎于政府，也是政府的历史作用之一）回过头看就不应把当时政府办企业的初衷及历史作用一概否定了。当然，作为一个阶段结束，退出更是非常必要。

政府介入的另一面，当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状态，穷则不说了，二白的内容应该包括政府对自身定位、管治范围、新的社会问题、外国经济运行的知识、社会在进入这种交流中的反应、各阶层在各种条件下的反应等等尤其新的信息发展条件下的认识，几乎都是一片空白，遭遇是前所没有的。当时，社会群体同样处在这种认知之中，对政府有什么期望，在某个时期各个阶层应如何，什么情况下可让发展更均衡，他们有什么能力和如何迎接挑战，未来到底会如何等等也是一片空白，也是前所没有的。不发展一切都是空话，所有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体现出来，才会形成变化，任何预设的、对具体的规定都未必可行的，尽管政府和人民都用处在学习中，人们仍然没有经验对刚引入来的（国外可能早已存在）问题进行判断和预知将会发生的问题。这反而证实了：政府作为一个公平的平台，不是缘于设计的（当然有输入成份）、可任意空降的，而是各种力量主动博弈的结果，是合作的结果。也是不能操之过急和革命性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开放以来社会运行的良好，也就说明在促进合作的开展上，行政是有效的，达到什么样的均衡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实践的结果。

所谓李约瑟中国问题的解恰恰在于合作学说的缺乏上。合作可以令更多的人通过社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形成更有能力的专社群，仅强调分工、分化除了方法上的失误外，也无法解释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增值和解决实现问题的，无法帮助后进群体走出困境，合作是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问题的最终解决的唯一可行的路径。如果我们一味照搬先进国家的老办法也许就没有今天，没有北京共识了。

北京共识一方面是促进进步，另一方面是坚持探索（改革开放的国际版）。而探索就是探求合作共存的新形式、新局面，什么样的秩序和结构最适于人们共存，要勇于突破原有理论和实践范畴，突破包括话语强权等一整套有益于让全世界范围内形成更多合作的行为规范，而不是强调强人理论，霸权主义。合作的目的不应以保证某些地区或民族永远处在顶尖位置去规制别人作为方向，差异大的贫富悬殊（包括国与国之间的）也是不利于共存的，谁最终可以令最广大的人民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形成合作，创造有利于共赢的局面谁的行为便会为他人所推崇。在北京共识所体现的最精粹的便是这一点，北京共识可提供的经验也无非在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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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共识 微观和宏观 外部性问题 理论和实践 发展中国家 北京 合作 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