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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朝着什么方向进展，
希望读过这篇文章以后，
人们会有所启发。
中国境外并购的最大瓶颈
财新网：张晋蜀
其实，“并购”在中国大陆还是个新鲜事物，岂止是境外并购，就是境内并购也缺乏专业人才，没人做过几单。而且到境外并购，法律政治语言文化样样不同，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才更彰显了人才的重要和短缺。
没有两把刷子学贯中西精通内外又富有并购经验，就要真刀真枪上场，当然不行。这样的人才上哪儿去寻觅呢？大家自然首先想到改革开放后前赴后继到海外留学的国人。可是别看好多留洋人员回国省亲恨不得连中国话都说不利落了，不蹦出几个英文单词都不成句儿了，其实第一代移民在外面大多还是边缘人，没有进入主流社会，别说没吃过猪肉，就连猪跑都没见过，到了市中心商业区，连泊车都不知咋泊，遑论给中国企业当“带路党”攻城略地并购公司了。
好在总有一些在境外成功打入投资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积累了丰富并购经验的前留学人员，尤其是早些年拼得全额奖学金的老留学生，搁哪儿都属于crème de la crème百里挑一的人才，当年中外条件悬殊，没有回国这条退路，在境外打拼倒也有了一番成就。中国人多基数大，就这一小撮凑起来也可形成一支生力军了。
现如今那些啃老的新留学生，没有了在欧美跟当地人head to head一争高低的心气和才学，早早地回到国内，自然失去了入虎穴得虎子的锻炼机会，所以别看留学人数倍增，境外人才储备的前景并不容乐观。
要吸引境外并购人才回国，最大的挑战恐怕在于报酬水准和企业文化。
按照现行的工资水准，有的中央国企给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s)级别的海龟年薪30万元人民币，已经算是特别破例了。有位海龟董事总经理，回国前在纽约一家“小白鞋”（white shoe, 至尊至贵的意思）事务所当律师，回到北京后的工资比过去自己的秘书都要少。我跟他开玩笑，说这点钱回纽约打的和干洗是有富余的了。更何况，如今在北京上海要保持在美国的中等生活水准，一幢房（也就是被欺世盗名地译成“别墅”的single-family house）、两辆车、三周度假，成本绝对比在美国还要高许多。
所以，从报酬上来讲，目前国企要吸引境外投资人才，基本上只能靠人家报效祖国的朴素感情了。不过就这样，国家还真招聘到了一大批高层次金融投资人才。仅在国家主权基金“中投”一家，按照中组部的“千人计划”引进的就有周元、徐秉清、马文彦、樊功生、郑孔栋、王亚松、张弘、刘嘉霖、王水林、李恩祐、才智伟、李川北等二三十人之众。
这一干人马中随便哪位，要是到私募基金，中不溜地管上3亿美元，按行业规矩拿个2/20（每年管理费相当于所管资金的2%、投资回报中提成20%），每年收600万美元的管理费，5年下来投资收益15% （算是相当寒碜了）还能有900万美元进账，就哥们几个分。可见回国当海龟就全凭觉悟了！
海龟在外面呆久了，以往回国不过是匆匆过客，真的回来工作，往往要经历一场reverse cultural shock （姑且译作“返乡水土不服”）。譬如，海龟人士对投资个案往往是就事论事，只凭财务模式说话，也不管哪个项目是哪位领导的最爱，在投委会上口无遮拦，说得某总脸儿都绿了还没察觉。企业高层领导要是没有求贤若渴从谏如流的胸怀，再听点小人谗言（“海龟不了解中国国情，有什么了不起”），那么海龟对土鳖、早归海龟对晚来海龟、新科海龟对新科海龟各种排列组合的矛盾都会出来，加之土鳖喜欢小题大作打小报告，海龟习惯矛盾外化兴讼报警，且有好戏看了。在这样的企业生态环境下，人才即使来了也留不住，很可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所以人家一腔热情地回来了，怎样使之心情顺畅施展才华，对众多国企也是一项重大课题。进行境外并购的企业其实正好应该利用聘用境外人才的机会，取他山之石改变企业的人事文化，真正跟国际接轨。
不过，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恐怕还是要像人行开办“五道口”研究生班那样，开办中国对外投资的“黄埔军校”——而这将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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