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lawyu很不满我在一篇关于土地制度的文章中说农民为了多分一点土地而严重超生，见下网址：
因为该文主要是讨论土地制度，为了不干扰该主题的讨论，现在另辟一关于人口的专题。
我和lawyu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不仅不会轻信所谓“官方数据”或“专家数据”，我会引用这些数据－－否则你也没有数据可用，但我习惯于从这些数据中发现矛盾，揭示问题。尤其是，我还特别喜欢引用和分析辩论对手提供的数据，呵呵。而lawyu至今都没有自觉养成这种对待资料、分析数据的习惯，更不用说掌握正确的思考方法。一年多了，lawyu还是无甚长进，我今天就再指点他一次。
我在论坛上经常见到一些人，自称读过很多书，看了很多资料，引用起来也是一套一套。那些未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也很容易被他们的掉书袋的架势吓倒。但其实，书看得越多未必越好；占有资料多，也未必你就是真理在手。这些书和资料经常是互相矛盾的，你究竟要采信哪一些，不信哪一些？没有掌握正确分析方法的人，往往会越读越糊涂，越看越迷茫。另有一些人则自以为是地“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好象这样就掌握真理了－－其实不过是和稀泥，搞折中。如果真理这么不费力气就可以得到，倒是一件美妙的事。但很遗憾，这样很可能离真理更远。因为你看到的每一种观点，很可能都是错的，因此你的所谓“集大成”，就是集谬误之大成。究竟什么才是真理，那是需要你经过艰苦探索的过程才能有所接近的。
下面我就来分析一下lawyu提供的数据，究竟说明了什么？lawyu的数据只给出了各年份总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与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数量、比例，但没有给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各自的出生率。不过，lawyu坚持，80年以后农村人平均每对新婚夫妇只生育1.8个孩子；而lawyu大概也不敢否认，同期城市人的出生率更低，基本上每对新婚夫妇只生育一个小孩。另外，lawyu坚持说农村人生二胎是合法。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哪里来？我只记得大约在80年代后期政策有调整，农村人只有在头胎是女孩时才可以再生一胎，而非任何“二胎”都合法。什么时候政策又变了？如不是，那就是农村人故意曲解政策，而政府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
在分析之前，还要考虑一个情况：对于那些原来农村户口，后来转到城市户口的人的出生率，算是农村的出生率还是城市的出生率？比较合理的分类是，如果这个孩子是在其父母正式转入城市户口前出生，应算农村的出生率；如果在正式转入城市户口之后出生，应算城市的出生率。不过，这样的数字在lawyu的数据里面没有，估计也很难找到，但不妨碍我进行合理推算。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80 18.21 6.34 11.87
1981 20.91 6.36 14.55
1982 22.28 6.60 15.68
1983 20.19 6.90 13.29
1984 19.90 6.82 13.08
1985 21.04 6.78 14.26
1986 22.43 6.86 15.57
1987 23.33 6.72 16.61
1988 22.37 6.64 15.73
1989 21.58 6.54 15.04
--------------------------
这是lawyu提供的80年代总人口增长和死亡的数据。这10年中，平均年出生率为2.1224%，平均年死亡率为0.6656% ，平均年净增长率为1.4568%。出生率远高于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是适龄适育人口占当时总人口比例很高。
80年代农村有很多乡镇企业吸收本地劳动力，跨省区的人口流动并未大规模形成。城乡人口流动主要集中在本省、本市甚至本县之内。这些小范围流动的人口，一方面会随时退回农村，而且当时的农村“欣欣向荣”，不少“先富起来”的农民还瞧不起城里人，因而转户籍的愿望并不很强烈；另方面，即使有人想转户籍，当时也是比较困难的，除非是升学、提干、部队复原等少数特殊情形。因此如无意外，80年代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各自的增长，应大体符合总人口的增长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70年代以前，农村人和城市人都有不少多子女（三个或以上）家庭。但70年代开始，城市人的出生率有较大下降。象我这一辈的同学、朋友，80%以上都是两兄弟、两姐妹，或两兄妹、两姐弟等等。三个以上或独生的都很少，分别不到10%。原因是70年代开始政府提倡“两个起，三个止”。虽然不是很严厉的强制，但当时的城市人还是很响应号召的，另外部分原因也是节育技术的改进。
年份 城镇总人口（%）---乡村总人口（%）
1980 19140 19.39------79565 80.61
1985 25094 23.71------80757 76.29
1989 29540 26.21------83164 73.79
----------------------------
这是lawyu提供的80年代城乡人口数量和比例。这十年中，城市的人口年均净增长率，按等比数列计算达4.435%，而农村的人口年均净增长率只有0.443%。两者都完全偏离了总人口的增长率，也完全与lawyu所坚称的“农村夫妇只生1.8个小孩”，和他不敢否认的“城市夫妇只生1个小孩”不符。
因为80年代时，70年代生的城市人尚未尽入生育年龄，可以认为城市人和农村人中各自适龄适育的人口比例是相等的。同时，城市人虽然出生率较低，但死亡率也较低；农村人虽然因二胎政策出生率较高，但两胎之间一般有几年差距，只有部分可能在80年代生完二胎，同时死亡率也较高，因此城市和农村各自的人口净增长率应较为接近，或者相差1.8倍左右，而绝不会是十倍－－一个数量级的差距。
上文指出了，人口的自然流动在80年代尚不至于发生户籍构成上的重大改变，出现这种情况的唯一解释是，政府大规模、有组织的城市化，大批原来“农业户口”的人自动转为“城镇户口”。这在80年代中后期非常明显。当时“改革开放”成为社会共识，各地纷纷组建开发区，并扩大原有城区的规模。广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天河新城区都是在那个时候开拓的；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小城市甚至县城，城市化也很迅速，例如广东的东莞、顺德、中山等。这一次城市化，是1980年后第一波城市化浪潮。请lawyu自己去查看中国城市化历程的有关文章，结论完全吻合。
根据以上判断，与及平均1.4568%的年人口净增长率，可以计算出1980年原城市人口在10年间增长了2978万，原农村人口在10年中增长了12381万，但有8788万农村人因城市化而转为城镇户口居民。不过，我还要用自己的方法验证一下，这10年中到底原城市人和原农村人（均以1980年为准）各自生了多少？
80年代时，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小于25岁（这是我以前看一篇文章的印象，具体数字可能有少许出入，但不会相差很远）。这个数字说明当时人口构成青少年占的比例很大。80年代农村人的平均生育年龄略小于25岁，可设为23岁；城市人平均生育年龄略小于30岁，可设为28岁；并且，设80年代中国人平均寿命为65岁。于是可将1980年总人口分为28岁以下的一组（大致相当于解放后且恢复期结束的1952年后出生）和29岁以上的一组，并设每组别人口按年龄均匀分布。
根据lawyu的数字，1980年城市19140万人，农村79565万人；1985年城市25094万人，农村80757万人；1989年城市29540人，农村83164 万人。故80年代平均总人口为105753万，而平均年死亡率0.6656%，即10年间共死了105753*0.6656%*10=7039万。由于死亡的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可以假设全部为29岁以上组别的人自然死亡，这个组别原有人口x，则x*10/(65-28)=7039，x=26044万人。因此1980年时，28岁以下人口为98705-26044=72661万人，可算得1980年总人口平均年龄为[28/2*72661+(29+65)/2*26044]/98705=22.7岁，与经验匹配，说明前面的假设是接近实际的。
现再假定城市与农村的人口年龄分布基本相同，故28岁以下城市人14090万，农村人58571万。80年代达到23岁平均生育年龄的农村人口，相当于1980年时14~23岁人，共58571*10/28=20918万；达到平均生育年龄的城市人口，相当于1980年时19~28岁人，共14090*10/28=5032万。
如果严格执行计生政策，即农村只有在头胎女孩时才能生第二胎，并且每个孩子平均间隔3年，那么80年代农村生的第一胎数量是20918/2=10459万，第二胎数量是10459/2*0.7=3661万，合共14120万；对于城市，只能生一胎，故共14090/2=7045万。考虑到个别双胞胎和多胞胎情况（共估算增加1%出生率），可得80年代原农村人生了14261万，原城市人生了7115万，合共21376万。
那么到1989年，全国总人口应为98705+21376-7036=113045万人。这个估算数字与统计的112704万惊人的一致，误差只有(113045-112704)/112704=341/112704=0.30%。这种“惊人的一致”可有两个解释：
(1)统计数字是真实的。80年代无论农村人还是城市人，绝大多数都能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超生现象很少；所以，lawyu列举的80年代后期城市人口激增的情况，根本不能说明城市人超生，而是证明这大部分城市新增人口是由政府大规模、有组织的城市化过程而来。
但这种“惊人的一致”同时也提示，我对于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年龄分布、平均生育年龄和平均寿命等作出的种种“粗糙的”假设，与及这些假设成立的种种条件（文中有些已说明，有些是隐含的），竟然非常非常地符合事实，几乎分毫不差。80年代这些人，居然象我“预测”或“安排”的那样生儿育女，现在请问诸位，谁敢相信我竟有如此神通？按我之前的预计，3%左右的误差是难免的，现在只有千分之三，足足少了一个数量级！
并且，如果这种解释成立，80年代农村人口的生育率将是平均每对新婚夫妇略小于1.5个，而不是lawyu所坚称的1.8个，误差>(1.8-1.5)/1.5=20%，是相当大的，和我推算的精确度根本没法比，差两个数量级。
(2)统计数据是杜撰的，是为了符合一胎化政策（城市一胎，农村有条件的二胎）的预期结果而编造、修改出来的。很巧，或者很不巧的是，杜撰者使用了和我类似的思路。各位以为，这个可能性比(1)大还是小？
如果(2)成立，那就说明存在严重的超生情况。由于城市是很难藏匿人口的，并且观念上农村也较传统，这样的超生将主要发生在农村。尤其80年代后期农村计生政策有所松弛，可以“有条件地”生二胎，实际执行上等于为二胎解禁。由此出现的超生情况（包括三胎或以上，及不符合条件的二胎）到底有多少，需要进一步分析考察，而这种分析考察就不能只看全国数据，至少还要看分省、分市的数据，同时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
但可以猜想，如果“杜撰论”成立，那么杜撰者多半会一直杜撰下去，直到问题积累到他无法继续编造和修改数字为止，或者他不在其位为止。现在我们来看1995年的统计数字：
1995年，城市35174万人，农村85947万人，合共121121万人。之所以选取1995年，是因为lawyu的数据显示，第二波城市化浪潮是在90年代后期发生的，1990-1995年间城市化进程缓慢，这由同期城市人口增长率远小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后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由于第二波城市化尚未形成，可以认为：
1.1990~1995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大部分为自然增长；
2.第二波城市化主要是人口跨省区流动，从而引起出生率下降和生育年龄推迟，但在1995年尚不明显；
3.80年代后期城市化的那一批农村人，由于习惯的原因和管理的难度（多数是郊区地方），继续维持“有条件地生二胎”的政策，而不是原城市人严格的一胎政策；
4.医疗、营养、环境等因素差别不大，继续使用65岁的平均寿命和23、28岁的平均农村人、城市人生育年龄；
5.70年代出生率较低的城市人此时尚未进入平均生育年龄，不影响推算结果。
总之，一切按80年代的假设照样画葫芦。前文，80年代共出生21376万人，死亡7036万人，10年净增14340万人，平均每年1434万人。因此到1995年，总人口如按1980年统计基数推算为98705+1434*16=121649万人；如按1989年统计基数推算为112704＋1434*6=121308万人。与1995年的实际统计数字121121万人比较，相对误差分别为0.44%和0.15%，又一次“惊人地一致”，而且更加“惊人”。
请特别注意：
80年代共出生21376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434万人，这两个数字都是我根据前面种种假设推算的，不是统计数字。经过16年，相对误差依然小于千分之五；如只考察1990~1995年（必须再符合新的假设，即90年代初情形与80年代完全相同），误差竟只有千分之一点五。算到这里，I真服了I，实在不敢不信自己的而且确地“神通广大”，哈哈。
不过，杜撰论若成立，还有两个“手尾”工作：
(1)为何上级或稽查机构没有发现和制止？这可能有两个解释：a.农村的确容易藏匿人口，因此杜撰者也不是故意的。他们都不知道，上级和稽查机构就更无法知道详细情况。b.杜撰者有两本帐，公开一本，内部一本。内部的这一本，上级和稽查机构是知道的；公开的这一本，至少是得到他们默许的。
(2)藏匿超生人口不可能长期进行，而且孩子总要上学、工作，长期藏匿也没有意义。因此如果8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大量超生，那么若干年后总人口数量将出现一个大幅高于继续推算结果的情形。怎么办？
让杜撰者庆幸的是，由于第二波城市化及时到来，而且比第一波更强，范围更广，不仅农村和城市的出生率均大大下降，而且人口大量流动、迁移的情况也使原城乡人口分布出现混乱局面。因此，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逐年修订，直至符合实际情形。由于实际出生率本身大幅下降，因此冒出的“黑人口”可以方便地添加到当年出生率上，而不影响计生成绩指标。再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和人口不用计生，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实际人口出生率，将比统计数字要低不小。
关于第二波城市化，需要说明的是：
一、这次主要是大、中城市的扩张，小城镇基本没变；
二、部分自由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经过努力也获得了城镇户口，主要是因为此时的户籍政策有所放宽；
三、大规模跨省区的人口流动，不仅大量农村人流动，而且大量城市人也流动，此点造成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人口出生率都大大降低，同时造成平均生育年龄均明显推迟。
关于第二点，我以前有个邻居，他老婆是本省乡下人，80年代嫁来广州，夫妇育有一女。丈夫几年后癌症死了，所幸遗有旧屋一间可供出租，同时自己做些帮人照管幼儿和衣服针线等工作，总算把女儿拉扯大，还上了大学（现已毕业工作）。她本人大约在90年代后期正式拿到城市户籍，虽然时间比较长，但象她那样一无钱二无关系三无靠山四无学历的弱势人士也可以转籍成功，也说明城乡户籍隔离并不如某些人宣扬的那么严厉。大概lawyu自己也是这个时期拿到的城市户籍。
由于这些混乱，要准确估算超生情况，仅凭lawyu这些资料是不太可能的了。不过，我已经算上瘾了，岂可如此扫兴？但需要先作几点假设：
1.1980年的人口统计是真实的；
2.历年死亡数字是真实的，死人很难也没有必要隐瞒，这样就得不到死者的遗产，世态人心，此即真相；
3.2003~2004年的统计数字是基本准确的，这里排除少量“黑人口”，也不考虑部分人移民出国等情形；
4.我对1980年城乡人口－年龄构成的分析是基本准确的，但修正70年代生城市人的情况；
5.1980年的原城市人口，全部按一对新婚夫妇只生育1个小孩计算，平均生育年龄在1995年以前为28岁，1996年之后为30岁；
6.1980年的原农村人口，1995年以前平均生育年龄为23岁，平均每对新婚夫妇生育x个小孩；1996年之后为25岁，平均生育y个小孩。
先修正70年代生城市人的数量。由经验知，70年代前的家庭平均有3个孩子；70年代大城市平均略大于2个，中小城市不详，总体上可估计为2.5个（政府号召的二个起，三个止嘛...）。由前文，1980年时28岁以下城市人为14090万。设70年代生城市人数量为z，70年代前生城市人数量为w。那么：(w/3)/(28-10)=(z/2.5)/10；w+z=14090。于是z=4459，w=9631。
对于死亡人数，年均703.9万是80年代的统计结果。由于总人口增长，90年代后不应再用此数，而是逐年计算死亡数字。lawyu的数据显示，死亡率在90年代后期以来呈缓慢下降趋势，这和近年人们的寿命普遍比过去更长的经验相符。有意思的是，这个寿命延长恰好发生在左派们猛烈抨击的“医疗产业化”时期。
1990 6.67 30195 84138 762.6
1991 6.70 31203 84620 776.0
1992 6.64 32175 84996 778.0
1993 6.64 33173 85344 787.0
1994 6.49 34169 85681 777.8
1995 6.57 35174 85947 795.8
1996 6.56 37304 85085 802.9
1997 6.51 39449 84177 804.8
1998 6.50 41608 83153 810.9
1999 6.46 43748 82038 812.6
2000 6.45 45906 80837 817.5
2001 6.43 48064 79563 820.6
2002 6.41 50212 78241 823.4
2003 6.40 52376 76851 827.1
2004 6.42 54283 75705 834.5
-------------------------------
于是在1990~1995年间死了4676.4万；1996~2004年间死了7354.3万。
1980~1995年，原城市人共生了[(9631/2)/18]*16=4280.4万，原农村人共生了[(58571/2)*x]*16/28=16735x万；同期死亡人数为7039+4676.4=11715.4万。
1995年真实的人口数量为:
98705+4280.4+16735x-11715.4=91270+16735x万。1995年23岁的农村人1972年生，1995年28岁的城市人1967年生，这一部分人已在1995年生育，其后计算应排除。
1968年生的城市人将在1998年才开始生育，而2004年进行生育的城市人相当于1974年生。这一部分城市人数量为(9631/18)*2+(4459/10)*5=3300万，故共生了1650万人。
1994年进行生育的农村人相当于1979年生，仍在70年代范围。但由于生育年龄推迟，也从1998年，即对应1973年生原农村人算起，共生了y*[(58571/28)*7]/2=7321y万人。
到2004年，真实的人口数量为：
91270+16735x+1650+7321y-7354.3=54283+75705，得16735x+7321y=44422.3，2.286x+y=6.068。
这是一个不定方程，我们先框定x、y的范围，因为有些已知条件是明显的：x>1.4，y>0，x>y。6.068-2.286x=y>0，x∠2.654；(6.068-y)/2.286>1.4，y∠2.868；2.868>2.654，y∠2.654。
2003~2004年平均总人口为129607.5万，平均出生率为1.235%，即年均出生1601万人；其中，属于原70年代生城市人的出生数字为(4459/10)/2=223万，故属于原农村人的出生数字为1378万，而同期适龄生育的原农村人数字是58571/28=2092万，“虚拟”的夫妇对数为1046万，故y=1378/1046=1.317，x=2.078。这个结果完全符合刚才框定的范围。90年代后期以来平均每对原农村夫妇生育率大幅下降，是因为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流动到城市，生活不稳定，实际成婚率也减少。
但1995年以前农村的超生状况是严重的，而且远不是lawyu所谓的一对夫妇生1.8个孩子，而是接近2.1个孩子。相对于“有条件的二胎”政策下平均1.5个的合法生育率，超生比例接近40%。只不过，大概农村地方政府已经容忍、默认了任何生两个都是合法，所以才有lawyu这样的人，得了便宜还不罢休，一看到有人说农民怎么的不是就暴跳如雷。
其实lawyu大可稍安毋躁。本来我就是反对一胎化政策的，去年我还专门为此发过文章，不信你自己找。客观地，农民的超生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个错误政策的危害程度。但农民普遍、严重的超生是事实，事实绝不容许任何人随意捏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出于何种感情。
以上故事说明：
1.没够斤两的，别惹好年华；
2.好年华虽然有时说话不太客气，脾气也不算好，但每当批评一个人，绝不会是没有根据的；
3.任何人只要受了左派思想影响，就会丧失理智和分辨是非甚至常识的能力，更谈不上发现问题，掌握规律。
因为左派思想的根源就是人性的弱点。例如，人性的一个普遍弱点就是很容易将成功归因于自己，将不幸推托于他人。于是，我穷，是因为资本家剥削；中国穷，是因为帝国主义剥削；农民穷，是因为城市阶级剥削，如此类推，何其简单明了，就象“太阳围绕地球转”那么好理解。这符合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而且人性的弱点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左派总是势凶夹恶，牛逼哄哄；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但很遗憾，左派思想就是错的，所以，它的愿望总是不能实现，它的实践必然走向反面，直至灾难。
敬请各位留意我的新作：《误人子弟的左派思想》，希望能在3月份完成。
最后请问各位网友：你愿意相信好年华的分析，还是lawyu的说词？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