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史晨：经济学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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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扬的米字旗下，流光溢彩的伦敦碗中，灯光拼成的孩子笑脸图案，变换成了NHS三个字母缩写。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600名医生和护士们载歌载舞，向世界展示当代英国的骄傲：“童话和国家健康服务体系”。
硬场面与软实力的争论，成为这16天以来，媒体特别是微博上火热的讨论主题。
    “如果哪位纳税人，在看到如此壮丽和激动人心的情景时无动于衷，那他显然不是爱国者，也不是真正的公民。”这段评论，来自115年之前的英国报纸。
    曾几何时，英国人才是真正的“场面专家”。在上一次女王登基60周年的阅舰式上，日不落帝国的战舰一眼望不到边。舰上飘扬的旗帜，一直延伸到天际。1897年的那次庞大集结中，“165艘皇家海军的战舰中，甚至都不需要从本土舰队以外的其他分舰队中抽调一艘。”英国《每日电讯》的记者托马斯•哈丁，如此追忆女王统治万里波涛时的“十全武功”。
    “而现在，需要重新定义我们在世界的角色。”开幕式的导演博伊尔这样解释。国力的此消彼长是一个表象，长久以来以物质上进取，经济上扩张为基调的西方文明，是否已经转入一个更加内敛的新阶段？“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并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安静而有尊严地活着。”这是英国电影《女王》的经典台词。或许当今的英国人眼中，文化、保障和社会建设，同样是由大而强、引以为豪的成就。
童话背后的角力
    覆盖全民、按需分配、由国家税收支持，雇佣了150多万医护人员——这样的医疗体系，听上去确实像个童话。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也最早面对了养老、失业和疾病等严峻的社会问题。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二战后国民保险与国家健康服务，构成了英国福利体系的两大支柱。按经合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其人均医疗费用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在健康公平性方面，还超过了一向以“平等博爱”为豪的法国。
    “不同政策模式的背后，一直是思潮的角力。”李玲是北京大学教授，长年研究医疗改革。在医疗政策上，开始是德国于1883年领先一步，其所实施医疗保险制度，被后世称为“俾斯麦模式”。
    而到了1942年，与英国在二战中对峙的德国正如日中天。一年前闪击苏联的势如破竹，让希特勒预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45年结束。为了鼓舞士气，他的想法包括将柏林重建为宏伟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
    此时的英国，则公布了一份由贝弗里奇爵士主持撰写的报告。这份称为《贝弗里奇报告》的纲领，被后世称为资本主义改良，走向福利国家的宪章。“它解除了英国民众在健康方面的后顾之忧。”李玲这样评价其历史贡献，“不仅给了战争中苦苦支撑的英国人以希望，还为战后的重建奠定了基础。”英国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经济繁荣，靠的不仅仅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如果没有健康的人，援助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
观念的轮回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老先生在黑板上列了17项经济与治理指标，逐一对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这样回忆老师宋承先最得意的一堂课。“还有我的博士导师王传纶，他在当年求学时，选择的是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这座亚当•斯密的母校，到1949年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重镇。
    资本主义，或者说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一直在发生着剧烈的改变。“反思靠的却是几次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搞得家破人亡。”按李扬的梳理，经济史的背后其实是思想史。涉及政府与市场，发展与治理，是反思推动着改良。
    “一个社会的观念，大约每隔二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较大的转变。有的阶段，社会时尚是思想和政治；而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又沉湎于财富的追逐。”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何帆，专业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今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缓，可能会从埋头做蛋糕的时代，转变为关心分蛋糕的时代。”
    几乎是作为印证，近两年来，中国大陆的各类“思想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涉及经济理念和公共政策的讨论，开始从学术界、业界更多地走向大众。“政府派”和“市场派”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辩，从传统的公共舆论一直延伸到“粉丝们”的微博。在北京，各类思想性主题的读书会明显活跃起来，场地纷纷从最初的会所扩到更大的报告厅。为了缓解挤破头的问题，最近的流行规则，是在微博上进行答题报名抽签。
    科技也深刻改变着当今世界。伦敦奥运开幕式的表演中，两位青年男女通过社交网络相识相恋。此时万维网的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敲击出一句话：“为了每一个人”。其后的15天里，中国的社交网站上也经历了一轮的喧嚣，年轻人们相互测试：“你对伦敦奥运上的种种争议怎么看？”从体育判罚争论到各种公共话题，或大或小，其实都与中国崛起与社会转型有所联系。“价值观不同的人怎么能谈好恋爱，走到一起？”调侃的背后，透射出一个社会寻求共识的过程中，观点与思潮间的相互竞争。
世界性的反思
    不单是中国如此。金融危机和衰退的世界背景下，西方各界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现有各派学说不仅对这轮危机的爆发缺乏预见，其后的政策应对也乏善可陈。主流经济学家不仅几次误判“复苏的绿芽”，也无法解释很多新出现的困局，比如为何会是“缓慢而没有就业的复苏”。
    “答案是强健的经济需要聪明的政府，”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新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书名在英文中一语双关：“重振就业、重回正轨”。
    克林顿在书中写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味反对政府履行角色，可以使美国在21世纪取得成功。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在于‘个人理性、责任自负’的理念，而非‘同舟共济，携手并进’。”
    他批评了关于“政府还是市场”僵化的意识观念斗争，认为其严重分散了社会的注意力。只有私营部门与明智政府之间通力合作，使所有人之间分享机会、分担责任，才能使美国恢复繁荣与进步。
    在其新书出版之前几个月，也有一批经济学家聚首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公园”。
    67年前这里进行的一次会议，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运而生。此时，这些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号召下，就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对进行了回顾。而这个智库的发起人，是当年曾在欧亚翻云覆雨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
    他坚信，“要改变经济，必须改变教学课程。”经由《凯恩斯传》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建议，其智库成立了经济学课程委员会，希望“对大学经济学教育进行大规模革新，以培养新经济思维”。对现状的调查结果是，目前美国大学的初级或中级经济学课程，大多选定的是格里高利•曼昆的教材。后者不到30 岁就成为哈佛大学教授，曾担任克林顿之后小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
    年轻人们直接付诸了行动。2011年11月2日，约70名学生起身离开曼昆此前火爆一时的“经济学十讲”课堂，以“罢课”表达他们“对于这门导论课程中根深蒂固偏见”的不满。他们发出公开信表示：“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更广博与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作为呼应，一周后“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走进大学，打出了“占领哈佛”的横幅。
发源地的辩论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正确也罢，错误也罢，其力量之大常人往往认识不足。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除了思想几无他物。那些相信自己能够远离任何智识影响的实务者，自己常常就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英国经济学大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这样提醒。要进一步理解观念碰撞背后的思潮源流，需要回到现代经济学的发源地英国。
    回到那份影响历史的《贝弗里奇报告》。赢得二战后，战功赫赫的邱吉尔却未能连任。他在1945的大选中，被高举福利国家政策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击败，英国工党50年来首次以多数执政。此后从贝弗里奇到凯恩斯的思潮，支配着英国战后社会保障、全民就业等大政方针，被称为“战后共识”。
在克莱门特•艾德礼的背后，是一个有百年历史思想流派：“费边社会主义”。作为英国工党的重要创始力量，他们以对抗汉尼拔的古罗马名将费边命名，信奉渐进改良。代表人物中，包括了中国人所熟悉的作家乔治•萧伯纳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等等。
    就是这批人，1895年创立了“思想库”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LSE），推动以科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问题。这座坐落于大英博物馆旁，没有围墙的大学，在20世纪迅速崛起，成为比肩牛津和剑桥的社科顶级名校。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正是伦敦政经和剑桥学派的辩论和交融，影响着二十世纪的主要经济政治思潮：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或者可以非常粗略地概括为，政府与市场的永恒争论。
    一条脉络，大致从凯恩斯，到拉斯基，再到吉登斯。
    凯恩斯一反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学说，认为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衰退萧条。而在20世纪前叶那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大论战中，哈罗德•拉斯基是哈耶克主要的辩论对手，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选择。到了90年代的安东尼•吉登斯，他曾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幕僚，创新地阐述了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帮助工党在野18年后重新赢得大选。
    而另一条脉络，则源于“剑桥学派”的阿尔弗莱德•马歇尔，他开创了后来被不断发展的“新古典经济学”。而后上世纪50年代，哈耶克告别伦敦政经，前往芝加哥大学，其所成立的“朝圣山协会”复兴了新自由主义。随着来自伦敦政经的罗纳德•科斯、西奥多•舒尔茨等人辗转汇集芝加哥大学，直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横空出世，芝加哥学派终于在60年代成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圣地。
芝加哥的男孩
    如果自由主义是个宗教的话，芝加哥大学就是其圣地麦加。如今虽然弗里德曼教授已辞世，但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和罗伯特•卢卡斯等还在执掌着大旗。不久前，他们带领400位经济学家联署，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经济主张背书造势。
    此时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也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这根源于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GDP曾占到全世界的一半。国内“自由派”经济学家如果要引经据典的话，出处大致不超过这里；而芝加哥的影响，其实遍及全世界。
    1953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美国国际合作署的智利部主任帕特森，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西奥多•舒尔兹拟定了一项培训计划。此前这里是“粉红经济学家们”提倡政府主导的大本营，实行的是“结构主义”产业政策：政府谋求建立自主产业，进行“进口替代”，以改变仅仅依靠矿产出口、从发达国家换取工业制成品的局面。
    得益于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大批智利学子得以去芝加哥朝圣。而70年代陆续学成归国的他们，担任了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等要职，被称为“芝加哥男孩”。此时思潮的风尚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国企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废除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除了汇率政策，这和20年后在苏联和东欧施行的“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如出一辙。
    结果事与愿违。1976至1983年，智利破产企业增加了7倍，失业率达30%，特别是金融政策的失误，导致国家要用80%的出口收入偿债。其实智利在1971年人均GDP就突破了1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则在这个梯队里呆了近30年，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直到今天，其引以为豪的新产业，包括‘赶超挪威’的三文鱼和‘来自新世界’的葡萄酒，基本上是在70年代以前那些政府主导建立的产业。”林毅夫虽然也毕业于芝加哥，但对于这些教训的研究反思，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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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与政治 贝弗里奇报告 北京大学教授 经济学

凯恩斯的复兴
    另一条思想脉络，则从英国的剑桥市延伸到了到美国的剑桥市，这里有另外两所顶尖大学：哈佛和麻省理工。
    1919年，年轻的陆军中校艾森豪威尔，驱车从华盛顿前往加利福利亚州的奥克兰。这段糟糕的旅程中，平均每天开10小时也只能行驶58英里，而走完全程花了56天的时间。后来成为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提出1956年版《联邦助建高速公路法》时展望，“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它将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产生的岗位，它将开辟的农村地区——是无法估量的。”即使在强调“自由市场”的美国，提倡财政刺激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凯恩斯主义”也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下的今天。
    “如果为了理解目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你只打算向一位经济学家请教，毫无疑问那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位遭遇“罢课”尴尬的曼昆教授，虽然被公认为是共和党的旗手，其实却是一位“新凯恩斯主义”者。
    而不少执掌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实权的人物，都有类似的思想烙印，何帆对此做过细致的梳理：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默文•金恩，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而后者与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是同学，师从于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他们的校友，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前欧洲央行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和前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等等。他们共同的思想渊源，正是保罗•萨缪尔森，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美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
    不少刚从美国旅游回来的人，最新的感触之一，就是美国好像也开始到处搞基建刺激经济了。而为了推动产业不断升级，领导人们要做的，往往不止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那时的修路那么简单。

    1996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
    几个月以来，哥斯达黎加的投资促进协会，都在频繁接待来自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的调研。后者正在考虑进行巨额投资，设立芯片封装和测试工厂。这里是一个此前以生产香蕉出名的中美洲小国，面积只有5.11万平方公里，人口仅360万。而英特尔选址时，也担心过“把鲸鱼塞进了浴缸”的问题，他们最初看重的其实是智利。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并非一无是处，按照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的评分，智利排在41位，在发展中国家里遥遥领先，而哥斯达黎加在100名开外。但英特尔设厂需要很大的土地，对基础设施有相当多的要求，还要求专门培养的人才。“对此智利的答复是，按照‘华盛顿共识’，ZF要一视同仁，不能给任何产业给予特殊优惠，否则就是干预市场。”林毅夫仔细研究过这个案例，“哥斯达黎加知道后则主动出击，ZF和企业相协作，一同克服困难。”哥斯达黎加在谈判中为了提高效率，由总统直接协调参与谈判的7个ZF部门。这个原来经济产出八成为农产品的小国，现在八成靠的是电子和制造品，成功完成了产业升级。
    “产业政策正在回归，或者说，它从未过时。”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还希望凯恩斯主义能更进一步，“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对于教育、健康、科研等方面的ZF政策都比较认同，而偏偏对于产业政策就有着先天的歧视和怀疑呢？”

重塑全球治理
    中国目前的挑战，不仅包括在国内积累共识，还包括参与到国际经济政治的对话中去。而其后的大背景，也是新世纪世界经济版图的持续变化。
    2000年，七国集团在世界上所占GDP比重达到三分之二，但之后出现了“金砖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很多。“真正的交流，不能是你讲我的不好，我就讲你的不对。”林毅夫认为，思想界的任务不是去打口水仗，而是“帮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成就，也帮助中国更好地学习国外的经验教训。”
    2010年10月，美国首都华盛顿。
    世界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了一场名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研讨会。时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致闭幕词，题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出席者中，值得一提的包括丹麦福利国家的理论旗手、欧洲社会党的现任主席波尔•拉斯穆森，以及意大利前总理、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现任主席马西莫•达莱马都。
他们在思想的谱系上，与1998年前后美英德法的领导人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若斯潘相联系。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吉登斯那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经济主张，已经延伸到了国际社会中，变成了“全球治理”。
    林毅夫贡献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应对发达国家产能过剩这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古老争论。前者为了刺激需求，“今天挖坑而明天又把它填上”的短期政策收效甚微；而后者迷信经济的“自动稳定效应”，认为最终增长能够让财富自动溢出，通过“涓滴效应”惠及穷人。
    必须进行创新探索新路，他畅想了一个“全球版的马歇尔复兴计划”：由持有储备货币的发达国家，对面临增长瓶颈的发展中国家进行“造血式投资”；前者获得了订单，后者则获得了基础设施，能帮助其释放增长潜力，反过来又给发达国家带来更大的市场需求。

回归经济学的本质
    看完奥运会的开幕式，北大的经济学教授海闻上网更新了一条信息，“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也是中国目前经历的写照。不要怕乱，这只是个过程。”从圈地运动的“羊吃人”，到引以为傲的国家健康体系，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确实在走向秩序和文明。只是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达成的。
    因为从近60年的发展绩效看，大部分国家其实一直处在“又乱又穷的陷阱”里面。从1950至2008年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不在西方——能够以至少10个百分点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
    再往前说，惠及普通人的普遍富裕和经济增长，不过是近300年前，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发生的事。为了解释其奥秘，亚当•斯密出版了巨著《国富论》，从而开创了现代经济学。
    但《国富论》只是简称，书的全名叫做《对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林毅夫谈起这本书时，特别强调“富”只是结果，关键是其“性质”和“原因”。不同学派与思潮的争论，往往要回归到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一个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
    所以针对意见的庞杂、观点的对立、意识形态化的争吵，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梳理，为下一步的改革找到“重叠的共识”。其实中国的传统哲学，一直讲究超越两个对立极端的“中庸之道”和“不二法门”。
    真正的经济学，不管是左是右哪个学派，按照林毅夫的理解，背后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决策者是理性的。“人面临权衡取舍的时候，会选择他认为最好的方案。”这一点，林毅夫将其称之为经济学的“本体”，“道”或者“无为法”。“而不同学派的区别，在于其对经济运行中限制条件的理解不一样。”对于这一点上的“有差别”，要时刻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先入为主。
    “西方有那么多学派，我们到底学哪一个？而且一直在变在创新，原来的理论都不适合它自身了，又怎能套用到中国？”林毅夫强调，“我们真的应该有信心，了解自己的问题，创新现有的理论，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作者系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研究总监，张森、陈菲菲对采访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