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学界蓄意集体失语 周其仁的讲话有硬伤？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来源：北京晨报

为时一个月的“郎顾公案”学术争鸣再次升级，作为联名声援郎咸平的十学者之一，左大培昨天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批评北大周其仁教授近日发表的文章《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　

■周教授的话显然是有硬伤的

记者：周其仁教授《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一文发表后，反响强烈，您的评价是什么？

左大培：我和周教授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本不应该说他的坏话。但是，我和他的学术观点有根本性分歧，我本人反对搞向国有企业领导人出售企业产权这样的“权贵私有化”。８年以前，林毅夫就提出过相同的观点，却被封杀了。　

周教授的话显然是有硬伤的。他说：“在张瑞敏做企业的那个年代，连和尚、道士都定了行政级别，每个人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国家职工。”这是常识性错误，因为像海尔当年的职工，恰恰不属于国家正式干部和职工，从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清楚这一点。郎咸平应该知道这回事，他指出张瑞敏是上级主管部门派去的国家干部，因此他不是创立者。　

周教授说郎咸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资流失轮不到他来管。这个问题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言论，“如果我看到小偷偷了别人的东西，尽管跟我没直接关系，作为旁观者的我就不能管吗？”　

■主流学界集体失语是蓄意的

记者：最近，经济学界对于郎咸平教授的各种回应越来越多，我们注意到，周其仁教授最近的批判性回应措辞强烈，您对此有何看法？ 左大培：很高兴看到学者们高调回应层出不穷的现象，它终于使经济学界关于产权改革方向的尖锐学派对立摆在了公众面前。　

这种对立由来已久，主流经济学界，也就是为现有产权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的学者。我这里称他们为主流不是因为他们人多，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媒体话语权，反对者没有说话机会，他们对反对者的声音不予理睬，让反对观点自生自灭。　

我相信“郎顾公案”一开始出现的学界集体失语，也是这些人故意采取的方法。

这次，在媒体一次又一次的舆论攻势下，张维迎、周其仁两位著名教授也知道不能再沉默了，所以才站出来高调回应。　

至于措辞激烈，这正是双方观点根本对立的反映。网上很多网友发的帖子中对峙的语气越来越激烈，相对来讲，郎咸平教授反而成了语气最温和的。为什么？因为这已不是简单的学术争论，而是涉及到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问题。　

■我和杨帆、韩德强已联名上书全国人大

记者：您如何评价郎咸平的观点？

左大培：首先，郎教授经过研究得出现有的产权改革造成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且据我了解情况更严重。

其次，国企老总自己操纵价格购买企业产权的这种方式是根本错误的，我和杨帆、韩德强已经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停止一切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不准任何学者利用与国资委有关的名义进行管理层收购的咨询。　

第三，以国有企业老总、民营企业、外资为主导收购国有企业产权的“三套马车”式的做法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中央也没有这方面的精神。 （实习记者 裴莹）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1 回帖

关键词：集体失语 周其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 郎咸平教授 管理层收购 周其仁 集体 主流 讲话

“以国有企业老总、民营企业、外资为主导收购国有企业产权的“三套马车”式的做法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中央也没有这方面的精神。”

不知道什么叫不合中国国情，是中内文件没有反映吗？我觉得这是个认识过程的问题，先有某种现象，比如人民公社下的农村，大家吃不饱饭，然后，大家去控讨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有的人比如安徽农民是用事实来探讨的(所谓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慢慢地大家都学得这个尝试不错，于是中央用文件形式表达了这类观点。简单点说，先是现象，先是实践，然后就解释总结，上升为中央精神，而不是相反，什么事都得先有中内精神，我们才能去做，中央没有这方面的优势的吧？

张五常：国企十点
国企十点 张五常
关于国营企业的话题，近来在国内的网页吵得很热闹。同学们纷纷要求在这重要话题上澄清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从来不变，但可能此前表达的不够简单，或不够清楚。这里试以分点的形式说说吧。
（一）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国企的主要困难是：使用不是自己的钱不会像使用自己的那样小心谨慎。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提出这点，说是经济的黄金定律。因为这定律，与私企相比，国企的成本较高，或同样成本，产出的物品或服务较差。不肯定千篇一律，但我们的赌注永远是这样下的。英谚云：不一定是强者角力胜，或快者赛跑赢，但我们是这样下赌注的。
以股分制把国营改作私营，企业的资产也不是私人独占的。但股民有权监管，表现欠佳的经理人可以通过投票被解雇。更重要是认为股价偏低而又善于经营的人，可以收购。另一方面，不满意的小股民可以把股份出售。股分的转让权重要，因为收购或沽出是最有力的表达方式。
（二）从经济效率那方面看，只要企业是私营的，股权谁属不重要。举个例：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可能是国内管理得最好的酒店。两年前期满，东主把业权交给国家。管理效率下降了吗？没有，因为国家把整间酒店以一个固定租金租给原来的东主继续经营。今天的白天鹅宾馆，是私营的「国企」。由此可见，效率不要从所有权谁属那方面看，而是要从经营收益权谁属那方面看。
（三）几年前，国内有些国企，就是免费送出去也没有人要！是的，到国内投资设厂的朋友，选择自起炉灶，不考虑以廉价购入同行的有国家职工制的烂摊子。最近几年国企卖得出去，是因为地方政府保证转手后买家可以随意解雇职工。这是说，解散职工的补偿由地区政府负责。这也是说，购买这些国企的人其实是购买房地产。
（四）如果在市场自由竞争下，国企可以不用补贴而生存，我想不出反对国企存在的理由。然而，今天不用补贴的、有钱赚的国企，主要是靠政府维护的垄断或专利而生存的。金融如是，出版如是，通讯如是，钢铁、石油，等等，皆如是。这样，国企存在的社会成本高得很。
（五）一九八一年我以白纸黑字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那些政府可以容易地维护垄断或专利的行业。不幸言中！五年前我说，国企的长远困难不是亏蚀，而是赚钱，因为亏蚀迟早要收档，但赚钱就鼓励政府继续把垄断权维护下去。也不幸言中。当然，如果国企能于毫无政府维护的竞争下胜出，我会衷心拍手。
（六）政府维护的垄断对经济整体的祸害众所周知，不用细说了。少人知道的是这是印度选走的路，而朝着这方向走，对社会经济有害无益的管制法制会驱之不去，甚或变本加厉。管制法例是贪污的主要原因。二十年前我首先提出——跟着重复了很多次——一旦贪污的权利有了界定，制度化了，改革就呜呼哀哉。中国不要拜印度为师。
（七）以股分或其它方法把国企改为私营（国内称民营），除了用自己的钱比较小心谨慎这黄金定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会再兴高采烈地维护国企的垄断权利。以发明专利或注册商标或商业秘密或优质名牌等而获得的垄断，经济分析可以接受，但政府以牌照或法例维护的垄断，早除早着。
（八）如果政府不再维护国企的垄断权，废除所有维护国企的法例——包括取消牌照的限制——让国企与私营的在市场自由竞争，经济分析不容易反对。但分析又说：在自由竞争下，国企的资产不会流失，但会输光。那么多年的经验，数之不尽的例子，还不够说服力吗？所以十多年前我说，不要改进国企，要放弃。
放弃国企有两种办法。其一是不再维护，让国企在竞争市场自生自灭。但这种输光淘汰是国家的损失。其二上算：以股分或其它办法把国企改作私营。这样，企业在竞争下生存的机会较大，因而在废除政府维护垄断的情况下，能减少国家的损失。
（九）经济分析说，只要能清楚地界定资产的权利，怎样去界定是次要的问题。股分制是一法，整间国企出售是一法，送出去给员工或干部也是一法。方法不同有伦理上或公允上的问题，但要点是把资产的权利界定清楚为谁属。首次界定，资产的权利可能落在不善经营者之手，但只要资产或股分有转让权，生意可为，过了不久就会转落在善于经营者的手上。
（十）国企资产的私有化分配，伦理或公允的问题很容易吵起来。私相授受、上下其手的可能不能低估。怎样分配，以什么价格或准则分配是头痛的话题。一般而言，以股分出售头痛最少。但我认为一家国企的多年成员是应该有点优惠的。二十年前我建议，不妨仿效美国棒球大决赛的分帐方法，拿出国企的一部分股权，让成员互相投票决定免费或低价的分配。
提出了上述十点，我倒要发一下牢骚。中国开放改革了二十多年，网上的言论怎还可以是那样不成气候呢？不管支持或反对国企，言论还是像文革期间那样偏激，还是纠缠着模糊不清的术语，对世事一无所知。国企的问题不是湛深的学问，用不着读书识字才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从香港打电话到深圳，其费用比打到加拿大去高出六七倍？为什么今天的上海还出现白米短缺？为什么买个「书号」要两万元，而自由经济从来没有听过要买书号这回事？为什么电力供应一时过剩，一时短缺？为什么同样水平的私办小学，国内的学费比香港的高两倍？
对支持国企的人是很大的讽刺。今天的中国有世界工厂之誉，当之无愧，因为中国的制造品满布地球。难道这些货品是国营企业产出的吗？

不要冒然引爆仇恨国

2004-9-3 赵晓 阅读306次

　　　 　　最近，郎咸平火爆神州，在我和朋友共同主持的万科经济人俱乐部，有关郎咸平的话题也是热闹非凡。网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郎咸平提到了中国国有资产改革中的资产流失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的国企改革问题。我说，一定要置于市场经济转轨的框架下来考虑。下文是我的简要回复及对郎咸平国企言论的评论。

　　第一，中国国有企业资产不是流失了，而是相反，这么多年来，增长得太快。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上成立，在总量上不成立。总量上，国有资产借许多方式将老百姓的私人资产不断地流失成国有资产，比如，股市是如此，电讯和石油的高收费亦如此、乃至税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投资也是如此。

　　第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市场经济转轨之间存在着有条件的此消彼涨的关系。也就是说，国有资产流失快有时可换来市场转轨的加快；太过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则将导致市场转轨慢。原因则在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没有太多的手段，除了加强监管外，就是强化既得利益的保护。

　　第三，国有资产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问题，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显然，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所谓银行贷款的公平，证券市场的公平无从谈起，后起的民营企业进入国企的垄断领域也很难。

　　第四，政府需要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加快市场转轨之间寻找平衡。完美的、理想化的改革不存在。因此，任何攻击改革中的问题，但缺乏建设性、拿不出更好的替代方案来的批评意见，在实践中无法操作。现实中的改革之路从来都是次优之路。

　　第五，国有资产流失会导致社会不公平，市场转轨慢也会导致社会不公平，后者的不公平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可能相比前者更大。因此，权衡改革的机会成本，权衡两者的综合福利至关重要。而不能只计一点，不及其余。

　　第六，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可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但政府不能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否则，社会要吃苦头。垄断横行、黑税横行、市场公平程序无从谈起。

　　第七，从世界经验看，日本（明治维新后）、俄罗斯、东欧都以较快的国企民营化同时较大的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换取转轨的加快，换取新的市场秩序的建立。而中国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即极力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并且不断出现将私人资产流失到国有资产中的现象，代价则是金融改革的滞后、证券市场的扭曲以及类似当前宏观调控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

　　郎在国企言论上有以下问题：一是他只看到个案，缺乏总量概念（个案不能推出总量）。比如他可能不太清楚中国国企改革总体上是哪一类，他看到了某些个案中国有资产流失，但可能没有注意到许多领域中私人资产流失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中，个人的人力资本流失。象海尔的张瑞敏，如果成为倪润峰第二，那是很可悲的。）；二是郎没历史概念，他似乎不懂得中国改革是怎么进行的，也不太清楚中国改革进程的复杂性，并且断然否定了这种复杂演化的合理性；三是缺乏更广泛的国际比较。比如他没有将中国的国企改革与世界相比较，因而也就不清楚中国的国企改革到底是流失型的还是增值型的（斯蒂格利茨等国际经济学家就不同，他们通过比较，对中国改革评价很高。）；四是他不懂得制度其实是一种习惯，潜规则有时也是重要规则，并且不太懂得潜规则下的博弈。比如，地方国企下放到地方，实际上是通过多个改革主体的形成激励地方分路突围，但地方出格的作法、过分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中央不仅事先可出台规范文件，而且随时可出手制止、包括事后追究。这样的博弈，在中国没有写进成文的法律中去，但却是高明的改革策略。

　　郎咸平教授对公司财务有研究，但他对宏观经济、转轨经济的认识有所不足，特别是，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相对不足。他的观点受重视，是因为他冒然地将民众当前仇恨社会分配不公、仇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绪引爆了，然而他显然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渠道，甚至连其中的真正问题都可能没有搞清楚。

　　另外，郎咸平教授的某些分析手法亦值得商榷。比如，郎用香港股市中的国企表现优于民企来证明国企好于民企，但是：他选取的样本太小而取数的时间太短。因此，根本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得出国企比民企还好这么一个“大”的结论，而郎居然还从这个草率的分析中，推论出产权改革不重要，就更是让人不可思议了。显然，比较国企和民企的效率的可取统计办法，应从一个较的长时期，取全世界有代表性国家的国企与民企样本数据来进行比较。此外，还要看清楚，所用于比较的国企有没有代表性（至少到香港上市的国企大都是垄断企业，还撇下了不良资产在母公司，是没有代表性的），民企有没有代表性。

　　最重要的，是大问题管小问题。搞不清楚中国的市场转轨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清楚国企改革问题。相比之下，秦晖等学者，可以说一直都在提醒中国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不公平问题，但从来不将其演变成一种“民粹主义”。原因就在于，作为负责任且深谙中国国情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如何行为才最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利益，也最有利于民众的利益。

　　当公牛闯入瓷器店，许多人为牛的勇猛而喝彩，却忽视了瓷器的损失，最终是由社会来买单的。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轨格外艰难，非大智慧不足以理解和驾驭。当年,小平以高超的策略、积一生经验处理改革、开放和稳定的关系，结果还是难免出风波。今天的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包括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和社会矛盾重重，每走一步将更加艰难，而认清转轨的目标和手段、代价与收益，掌控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绝对称得上是超级艺术。

　　在这个时期，对于学术界和社会来说，宽容、理性和建设性是最重要的。

转自CENET

以下是引用蓝田日暖29在2004-9-15 13:39:18的发言： 张五常：国企十点 国企十点 张五常 关于国营企业的话题，近来在国内的网页吵得很热闹。同学们纷纷要求在这重要话题上澄清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从来不变，但可能此前表达的不够简单，或不够清楚。这里试以分点的形式说说吧。 （一）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国企的主要困难是：使用不是自己的钱不会像使用自己的那样小心谨慎。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提出这点，说是经济的黄金定律。因为这定律，与私企相比，国企的成本较高，或同样成本，产出的物品或服务较差。不肯定千篇一律，但我们的赌注永远是这样下的。英谚云：不一定是强者角力胜，或快者赛跑赢，但我们是这样下赌注的。 以股分制把国营改作私营，企业的资产也不是私人独占的。但股民有权监管，表现欠佳的经理人可以通过投票被解雇。更重要是认为股价偏低而又善于经营的人，可以收购。另一方面，不满意的小股民可以把股份出售。股分的转让权重要，因为收购或沽出是最有力的表达方式。 （二）从经济效率那方面看，只要企业是私营的，股权谁属不重要。举个例：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可能是国内管理得最好的酒店。两年前期满，东主把业权交给国家。管理效率下降了吗？没有，因为国家把整间酒店以一个固定租金租给原来的东主继续经营。今天的白天鹅宾馆，是私营的「国企」。由此可见，效率不要从所有权谁属那方面看，而是要从经营收益权谁属那方面看。 （三）几年前，国内有些国企，就是免费送出去也没有人要！是的，到国内投资设厂的朋友，选择自起炉灶，不考虑以廉价购入同行的有国家职工制的烂摊子。最近几年国企卖得出去，是因为地方政府保证转手后买家可以随意解雇职工。这是说，解散职工的补偿由地区政府负责。这也是说，购买这些国企的人其实是购买房地产。 （四）如果在市场自由竞争下，国企可以不用补贴而生存，我想不出反对国企存在的理由。然而，今天不用补贴的、有钱赚的国企，主要是靠政府维护的垄断或专利而生存的。金融如是，出版如是，通讯如是，钢铁、石油，等等，皆如是。这样，国企存在的社会成本高得很。 （五）一九八一年我以白纸黑字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那些政府可以容易地维护垄断或专利的行业。不幸言中！五年前我说，国企的长远困难不是亏蚀，而是赚钱，因为亏蚀迟早要收档，但赚钱就鼓励政府继续把垄断权维护下去。也不幸言中。当然，如果国企能于毫无政府维护的竞争下胜出，我会衷心拍手。 （六）政府维护的垄断对经济整体的祸害众所周知，不用细说了。少人知道的是这是印度选走的路，而朝着这方向走，对社会经济有害无益的管制法制会驱之不去，甚或变本加厉。管制法例是贪污的主要原因。二十年前我首先提出——跟着重复了很多次——一旦贪污的权利有了界定，制度化了，改革就呜呼哀哉。中国不要拜印度为师。 （七）以股分或其它方法把国企改为私营（国内称民营），除了用自己的钱比较小心谨慎这黄金定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会再兴高采烈地维护国企的垄断权利。以发明专利或注册商标或商业秘密或优质名牌等而获得的垄断，经济分析可以接受，但政府以牌照或法例维护的垄断，早除早着。 （八）如果政府不再维护国企的垄断权，废除所有维护国企的法例——包括取消牌照的限制——让国企与私营的在市场自由竞争，经济分析不容易反对。但分析又说：在自由竞争下，国企的资产不会流失，但会输光。那么多年的经验，数之不尽的例子，还不够说服力吗？所以十多年前我说，不要改进国企，要放弃。 放弃国企有两种办法。其一是不再维护，让国企在竞争市场自生自灭。但这种输光淘汰是国家的损失。其二上算：以股分或其它办法把国企改作私营。这样，企业在竞争下生存的机会较大，因而在废除政府维护垄断的情况下，能减少国家的损失。 （九）经济分析说，只要能清楚地界定资产的权利，怎样去界定是次要的问题。股分制是一法，整间国企出售是一法，送出去给员工或干部也是一法。方法不同有伦理上或公允上的问题，但要点是把资产的权利界定清楚为谁属。首次界定，资产的权利可能落在不善经营者之手，但只要资产或股分有转让权，生意可为，过了不久就会转落在善于经营者的手上。 （十）国企资产的私有化分配，伦理或公允的问题很容易吵起来。私相授受、上下其手的可能不能低估。怎样分配，以什么价格或准则分配是头痛的话题。一般而言，以股分出售头痛最少。但我认为一家国企的多年成员是应该有点优惠的。二十年前我建议，不妨仿效美国棒球大决赛的分帐方法，拿出国企的一部分股权，让成员互相投票决定免费或低价的分配。 提出了上述十点，我倒要发一下牢骚。中国开放改革了二十多年，网上的言论怎还可以是那样不成气候呢？不管支持或反对国企，言论还是像文革期间那样偏激，还是纠缠着模糊不清的术语，对世事一无所知。国企的问题不是湛深的学问，用不着读书识字才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从香港打电话到深圳，其费用比打到加拿大去高出六七倍？为什么今天的上海还出现白米短缺？为什么买个「书号」要两万元，而自由经济从来没有听过要买书号这回事？为什么电力供应一时过剩，一时短缺？为什么同样水平的私办小学，国内的学费比香港的高两倍？ 对支持国企的人是很大的讽刺。今天的中国有世界工厂之誉，当之无愧，因为中国的制造品满布地球。难道这些货品是国营企业产出的吗？

虽然很多人说老张坏话，但这10点还真精辟

看完，大师级别的就是不一样。

哎，，，真希望中国能够多几个像郎咸平教授这样的人，老百姓的日子也许没有这么难过

亨特拉尔 发表于 2010-1-4 21:31
哎，，，真希望中国能够多几个像郎咸平教授这样的人，老百姓的日子也许没有这么难过

多几个郎的人，我们就可以继续享受中石油中石化的优质服务了
还有，国企海外炒期货赔的钱是我们出的可不是郞出的

只看了张五常的分析，感觉有些道理~

作为地方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破产的参与者之一，个人一直认为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解决的，至少也应该尝试一下。其中的贪污腐败、资产流失触目惊心，以为甩掉了包袱，其实最后买单的还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