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engolden在2007-3-30 20:08:00的发言: 要回答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和理论体系涉及两个问题: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旨侧重和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问题,潜在的危机慢慢暴露出来了。金融体制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腐败与贫困并存,信用缺失,失业率高,三农困境等等,无论哪一方面,都容不得有半点轻视。这些都是问题的表象,在其背后还有更本质的原因,即是文化观念上的落后,体制上的落后,生产关系的落后,影响经济和谐、健康的向前发展。最后形成生产力布局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严重影响整个经济过程的顺畅循环。不难理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针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所采取的对策、措施最终都难以令人满意(如国企改革、社保、医疗、教育体制改革),这一切都缘于我们没有平等、理性的主体,甚至还有大量孤立、力量薄弱的小农主体,没有公正、平等的观念和环境,没有可行、公正、平等的制度,仅凭某些人良好的愿望想当然的设计出的一些方案的实施,最后都是变了型、走了样。
近些年,西方经济学一些新学派兴起,其中之一便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学派在西方影响力有限,而在中国,却受到欢迎甚至追捧。这正顺应了中国经济的最大现实——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甚至可以为中国的改革,制度变革提供确切的理论依据。可它对制度的分析方法却有点不伦不类,并且必将因此而限制它的视野范围,它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变迁的条件,名为采取了一种更规范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却虚有其表,难入实质。试问:任何的制度是可以用货币收益来衡量的吗?当然,它对于分析一些规模较小,较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变迁有很大的价值,但对于一些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却显得捉襟见肘。
我可以这样下结论,西方经济学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内部的根本性问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甚至不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着重于对经济生产过程进行分析,以及随之产生的分配、交换、消费问题。这与西方经济学着重于对市场交易过程的技术性分析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就讲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能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时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和调整。何其精辟的言论,可以说对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问题,以后的发展方向都是大有启示的。
当然,我们决不是要把马克思的学说神化,为马首是瞻。他的理论体系的一些细节方面要么失之客观,要么失之粗略。可他以其深厚的哲学修养、深刻的历史眼光、现实有为的态度构筑的这一宏伟的理论体系实在是有很多尚待挖掘的闪光之处。景仰是一方面,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又是另外一方面。马克思研究分析的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生产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除了整个世界经济环境大为不同外,很多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的一些特征。现代西方国家虽然并未按马克思所设想的方向转变,但西方国家由摆脱早期的残酷转向现代的民主自由而相对文明的国家,其中马克思是有贡献的。另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是一种纯理论的经济学,它还是一种行动的经济学,正因为这样,它对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尤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只能使我们不痛不痒的谈论供给怎样?需求如何?经济是冷是热?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操作?我们怎样加快我们的技术创新?…… 这些固然重要,可若因此而对现实及其原因缺乏一个本质的认识,那便是因小失大了。我相信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是不会满足于此的。
最后的一个结论便是:在排除了迷信和偏见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需要西方经济学,而前者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其意义更大些。
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真是大问题。只能尝试性的说一点不系统的个人感觉了。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有其前提假定,都有其理论特色。不必全面讨论,只就其与中国当前要求相对应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变革和大发展的时代,马克思关于制度变革和经济积累方面的见解为西方学者所推崇,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其动态理论是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首先要借鉴的。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理论较之新制度经济学有明显的优势,与演化经济学有很多相通之处,也正是国际经济学界发展的方向所在。我国理应在这一方面加大研究。
其次,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其基本理论都包含有完全竞争假设,当然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强调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是卖方完全竞争,买方处于优势的垄断地位。这都是以市场经济条件相对完善为前提,那么要研究发展中国的家问题,尤其是我国学者要为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必须进一步打破这一前提假定,借助马克思关于制度演化问题的分析,讨论发展中国家市场条件的建设和作用问题。对于这一点,马克思经济学中有文献可借鉴,但没有现成的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中有相应的理论观点,但是并不如人意。因此,中国学者的责任就在于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在同一研究对象上,加强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辩明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
最后,马克思的和西方经济学中劳动同质性假设,也需要进一步推进,以便系统的引进技术差别因素对“劳动价值论”的影响。马克思关于长期演化趋势的判断,也需要引进关于“创新”问题的相关理论,丰富其内容,完善其体系,使之适应当前的现实发展。顺便说一句,孟捷教授就创新问题所做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