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请你出示暂住证如何？

中国太多的问题都集中到了制度上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高权利机关，按照人口比例来算农村里的代表占到多少？坐在里面的代表一个个穿西装打领带有几个是布衣粗履？公司老总、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干部代表有多少农民代表？如果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一多半都是农民的话我就相信三个代表，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执政为民！

一半都是农民嘛，恐怕中国要准备饿死三亿人了，或者你为什么不建议干脆不搞工业和商业呢？

城乡二元经济现象持续很久了

这种现象是作为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个问题来看待的

我在考卷上还呼吁过这个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这样不好，大家都研究，但还是没有解决好

中国的经济很长时间都是重工轻农的，农业是基础，但以前我们对这个基础重视的还很不够！幸好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了！还有就是对8亿农民兄弟的歧视！“农民”竟变成了贬义词，可悲！农民进城打工，还得称呼为“农民工”，还要受那么多的歧视，都是旧有的户籍政策的后遗症！诚然，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会带来种种问题，但建设和谐社会就要求我们要把以“人”为本落实到实处！

建国初中国只有300万产业工人，照阁下的看法，那时的经济比现在更合理了？您也别读书了。回家问问爷爷那时吃得饱或者能读书吧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27141061115904/20050709/583029.shtml

香港媒体：湖南警务人员入屋抓人 打死孕妇

据苹果日报七月九日报导，南岳衡山脚下的湖南省衡山县一批公安，上周三夜闯民居抓人，其间将一名怀有六个月身孕的中年妇人暴打致死。事件触发当地逾万民众的义愤，他们将死者尸体抬到派出所外「讨说法」，由于公安逃去无踪，民众将「整个三层高的派出所大楼，除了墙壁以外，能砸的全都砸掉了！」并推翻及焚烧公安车辆泄愤。尽管湖南省公安厅已向死者家属赔偿十一万元，但当地民众坚定地强调：「事情还没解决，必须交出真凶！」

衡山县东湖镇一名村民透露，大约在一个月前，当地一名陈姓贵州人，将一家售卖石油气的店铺承包下来，虽然执照尚未到期，但当地城管部门有心刁难，以「执照不齐」为由，到陈家将东西搬走。城管的「野蛮」行为招致大批民众不满，他们将城管赶走，事件基本平息。没料到，公安和城管部门认为在事件中「丢了脸」，十多名来自衡山县公安局及东湖镇派出所的公安，在六月二十九日晚上九点左右，突然闯进陈家，将小陈和他哥哥殴打后带走，行动中，这些戴头盔，自称公安的大汉将小陈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嫂子当场打死。据说，公安当时不知陈的嫂子死了，还将陈家兄弟带返派出所打到遍体鳞伤。

事发时正值夜深，当地村民大多已入睡，但有村民发现陈的嫂子被打死后，消息不胫而走，瞬即引发众怒。当晚约十点，民众将孕妇的尸体合力抬到东湖镇派出所外。翌日，聚集在派出所外的群众愈来愈多，要求「交出真凶」的声音此起彼落。群情汹涌下，派出所公安全部「逃走了」，不敢上班。

由于诉求得不到任何回应，部份民众开始动手打烂派出所的玻璃，将面的电视机、雪柜等物品打烂。当地一名民众形容：「整个三层高的派出所大楼，除了墙壁以外，能砸的全被砸掉了！」愤怒的民众烧毁了一辆公安车，另外推翻了两辆公安车。尽管当地政府及公安机关严密封锁消息，但事件在当地愈闹愈大，聚集的民众亦愈来愈多，湖南省公安厅的人在当晚九时许到场，向死者家属赔偿了十一万元，家属才将尸体搬返家中。事件虽然暂时平息，但当地民众昨强调：「事情还没解决，必须要交出真凶！」

另据报导，自从去年十月底，四川汉源当局因征地修建水电站，逼迫当地农民搬迁所触发的数万人骚动事件爆发以来，全国各地动辄数千人参与的大规模群众骚乱事件此起彼落；而这些骚乱的导火线虽因个别事件而起，却引发大规模骚乱，可见内地民怨之深、之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因政府无度开发，耕地日渐减少，失地农民无法得到合理赔偿，不满情绪自然萌生，而地方政府又未能体察民情，排解民愤，令民怨日深，最后导致群众性事件日多。

最令人痛心的是，个别政府甚至结合公安机关，对不满民众的打击报复，其次，内地各级负有监督政府责任的人大和传媒，均不能发挥其监督作用。监察不足是地方政府部门胆敢恣意损害民众利益，任意妄为的原因之一。

有见及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景田前日就各地骚乱问题强调，中共党内目前推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要每一个党员都通过「保先」教育，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最终做到农村「群体性事件」会少发生或者不发生。

李景田在回答路透社女记者的问题明确表示，最近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

有分析指，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高官，李景田的此番表述，代表中央对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内地多起抗争事件的定性，各地方政府，均应据此精神，把握和处理类似事件，切勿以「地方主义」或「团体利益」等无法公开的籍口，随意将群众性事件升级，引发对立，造成更为严重的对立，唯此方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所追求的境界。

陈姓贵州人至少不是当地的失地农民，何以那么有号召力，使得众人与政府机关对抗？相比之下，韩国和香港抗日游行就是文明的抗日游行，而中国大陆的呢？日本外相说：“Whatever the reason for this violent and destructive behavior, we will not accept it.”（TIME, April 25, 2005），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话还被人家讲去了。

日本用了一次革命（明治维新）就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了，中国用了两次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党建国）还是解决不了效率与公平的均衡问题，从1949年以来至少有两次重大的社会实验，一次大跃进造成三千万人死亡，一次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失去信仰，请问，中国还需要死几亿人才能认识到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与小农经济的均贫富思想结合祸害无穷？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因政府无度开发，耕地日渐减少，失地农民无法得到合理赔偿，不满情绪自然萌生”。那么简单吗？1949年时中国只有300万产业工人。是不是那时的社会就和谐了？假如不征地又会如何？农村中最贫穷的恰恰是死守土地的农民！为什么煤矿工人明知生命有危险还不用脚投票呢？

英国有圈地运动，日本在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之间有浪人（日本还向南美大批移民呢），可见工业化必有阵痛。中国没有地方移民，也不可能发动战争（这也是中日差别：中国人靠内战，日本人靠侵略，撇开道德因素不谈，你说日本如何会怕中国），更不可能听任失地农民自生自灭。中国的问题既在于没有合理帮助承受阵痛者（包括城市的失业工人）的机制，富人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和历史责任，也在于改革三十多年后均贫富和盼望“青天”的小农思想与破产的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思想大有市场。

一些人出于私利假借公权违法，最后演变为政府机关集体违法，可见大一统及“颜面”的封建流毒不清中国就没出路。

以下是引用mima在2005-4-5 9:32:35的发言： 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论。中国的问题不是一时半时一个两个政策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城里人非要剥削农村人。农村和城市的贫富差异以及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异一样的，尽管我们在努力的振兴中华，但是这种贫富的差距是巨大的，我们不是一样受发达国家的剥削吗？没有谁觉得自己怎么样吧，觉得自己坐在高校的讲堂上还舒服的很呢。

批一下

上面观点说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相当于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简直就是胡扯。

首先我认为这个国家应是一个整体，大家是一家，中间不应出现国与国的关系。

我国与发达国家交往，可能有时候会吃亏，但总的说来我们得到的大于付出的。

城市的发展的确使农民收入增加了，现在也不存在城市人剥削农村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最初的发展是靠剥削农民，城市人欠了农村很大一笔债，而发达国家不欠我们的（虽然曾经有过侵略，要讨回就只有考虑战争了）

我公司农民工今天还遇到执法人员到宿舍查暂住证，同事的评价是又来要钱了。这一年一办的证件必要性真没看出来，到增加了弱势人群的费用和务工成本。希望各地方都能实事求是一些就好了

zt一个人的毁灭与一个国家的崛起之路
一个这是一起平常不过的杀人案。嫌犯阿星，现年20岁，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2005年7月8日，在广东潮阳市一家织带厂打工的他，由于旷工一天而被工厂主管开除。一怒之下，阿星用刀砍死了主管。尔后，他逃亡到深圳，打电话给曾经采访过他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要求在记者的陪同下投案自首。（7月11日《南方都市报》）
　　毫无疑问，等待阿星的将是法律的正义。阿星必须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望着自首时阿星那毫无惧色甚而带点微笑的面容，相信没有人不会为这位杀人嫌犯几年来力图走正道的艰难路程所震撼。
　　阿星的家乡温江村，便是令人闻之丧胆的深圳“砍手党”（又称“上映帮”）的“老家”。3000多人的小山村，多达上百人流窜于深圳等地，采用砍手、砍脚等作案手段抢劫。目前温江村在广东正经打工的年轻人只剩下三四十人。
　　阿星曾是这三四十名正经打工者里的一个。可以说，从15岁到20岁，阿星始终在与一种叫作“宿命”的东西搏斗。从15岁开始，阿星便在“砍手党”团伙里烧饭，看着老乡砍人、抢钱，“饿时饿死，撑时撑死”，却始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从18岁开始，担心自己会受到影响而撑不住走上不归路，他进入工厂里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每月只有300块钱。即便觉得活得很窝囊，阿星也没有想到去偷、去抢。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只要8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见2005年1月20日《南方都市报》相关报道《来自小山村的深圳“砍手党”》 ）
　　
　　但是，最终阿星还是逃不过“宿命”的魔爪。仅仅半年过后，阿星便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阿星的“宿命”，其实也是那个叫作“温江村”的小山村的宿命。
　　
　　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到附近矿洞打矿。但这两条出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绝路”。
　　
　　虽然挖矿每个月可以赚到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一两千元。这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惨淡之路。村里对于打矿更多的是“恐怖的记忆”。各地煤矿频繁出事故，就是温江村打矿之路的最好注脚。村里有一位新婚不久的年轻人，在外出打矿的几天后就死于塌方的矿洞，而私矿老板只给了800元的安葬费。而外出打工，却是又一条血汗之路。当地外出打工者，由于文化水平普遍底下，大多只能接受类似于阿星这样的工资待遇。在当地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抱着美女睡。”从侧面反映了温江村人外出打工的艰难困厄。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这个小山村至今仍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外出的年轻人也不得不轻易地走上“不归路”。
　　
　　但是，这真的就是温江村人的宿命吗？或者说，这就是整个中国农村的宿命所归吗？当然不是的。可以说，这是在一个国家崛起之路的大背景下，广大农村所作出的血泪代价，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做下的最不公平的待遇！
　　
　　众所周知，二十几年来，中国的GDP增幅年均高达9.4%。但是，在工厂里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以其价格低廉而富有竞争力，甚至时常被控倾销。但每一件产品背后，几乎都沾满了中国劳工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血汗。中国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一代两代中国工人的血泪汗水乃至生命为代价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惠及的仅仅是位于金字塔尖的一小部分人，大多数的外来务工人员并没有从中得到与他们的付出相称的工资待遇，甚至连维持其基本生存都做不到。
　　
　　在全球化分工下，大多数的工厂转移向发展中国家，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机遇。二十几年来，中国就是靠着简单加工和粗糙的制造业，以及依靠剥夺多数劳工应得的酬劳，一跃而成为在世界排名第六的经济体。但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这个国家似乎忘记了，保证国人的基本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保障国人的基本工作福利，维护国人的基本人权，捍卫国人的个人基本尊严，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尽的义务。——如果忽略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如何能够持久，社会又如何能够长治久安？
　　
　　从阿星的毁灭之路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民，在教育上，他和他的许多老乡都没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国家义务教育，小学没毕业就外出打工，有些人只有在临外出前，央求当地小学教师教他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在工资收入上，虽然他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他的工资收入却还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在工作保障方面，他4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一天，等着他的却是被开除的命运；在国民待遇上，他不能够在自己的国度自由呼吸，因为没有身份证，他经常被收容带走、被罚款；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感觉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在。他说，在城里人面前，“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阿星的毁灭，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的结果。几年来，阿星本着自己的理性，在没有任何外力保护下，一个人抵抗着罪恶的侵袭。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放弃自己。工资低下，他忍了；拖欠工资，他忍了；因为旷工一天而被开除，他忍了；4个月挣了2000多元工资却只给了他600元，他还是忍了。当他默默地收拾衣服，准备离开这家工厂的时候，如果不是工厂主管跑来痛斥一番，伤害了他作为人的最后的尊严，也许他会就这么忍下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那前途暗淡，希望渺茫的新生活。
　　
　　
　　但是，那位主管的骂声压倒了他最后一根理性的神经，他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表达了对加诸他身上的种种不公的蔑视。同时也以卑微的生命对这个国家敲响了警钟——如果不扭转这种GDP至上的经济理性，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注重更普遍意义上的公平与公正，那么，今日的阿星，将是更多国人所不得不面对的命运！“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我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将会是一个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国人的心声！
2005年7月12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hyp/200501201021.asp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jwxy/200507110165.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