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请你出示暂住证如何？

为什么要有暂住证,主要是方便管理,为什么要管理,因为我们不信任农民在不管理的情况下不出乱子,暂住证的取消要靠城市和农村共同努力,一方面城市加大信任力度, 一方面农民素质要提高.

要在自己的国家出示暂住证？

总能亲眼看到这么多的不平等发生在身边啊！！

我觉得归根结底是一个素质问题！

应当反思还有哪些工作“基本不成功” 文/高一飞 依靠将来的“改革和发展”去解决现在的矛盾，本质上就是回避问题，希望用时间去冲淡不公平、不正义，这是一种黑社会的逻辑，是一种用将来的发展成果对现在的不公正进行 “洗白”的错误理论。同时这也是违背以人为本的理论，因为为将来的改革和发展牺牲现在的公平正义，是把人当做“改革和发展”的工具对待，人民有要求任何时候都受到 “公平正义”的对待的权利。 ——题记 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由他担任课题组负责人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于近日发布，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性评价和反思，并提出了医疗改革的新框架。报告指出，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报告还说，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直接用“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完全错误”来批评一项改革措施，这是难得的客观的态度。（ 《中国青年报》，国务院研究机构：我国医改工作基本不成功，2005.7.29，） 对于医改的评价，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专家们的意见当然具有权威性，这个结论也将使我们对医疗体制改革重新定位，确立新的目标和改革方案。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结论还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意义就是：对一项改革措施的推行，我们至少能够回头看了。承认“不成功”和“完全错误 ”需要勇气和胆识，但是又只是实现了实事求是这一最基本的要求，敢于认错，直面失败，才能使我们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才能确定新的发展和改革的方向，使改革事业不断进步。如果“改革没有不成功的，成绩没有不辉煌的”，那才违背了改革具有探索性、摸着石头过河的客观规律，如果是这样的结论，那一定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衡量改革成功的标志应当是什么， 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害是姓 ‘资’还是姓‘社’ 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新的时代，“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胡锦涛2.19讲话）改革开放 25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相当于同期全球的 5.4倍，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和谐社会理论告诉我们，总体经济指标不是衡量一项事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是不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同样应当成为我们衡量各项改革措施是否成功的因素。 “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 （胡锦涛2.19讲话）而当前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就应当去反思这些“失误”和“教训”。是否成功，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些改革是成功了，有些是基本成功、基本不成功、不成功和完全失败，都应当及时总结，这是避免“应对失误”的前提和基础。 据李昌平先生分析，“我国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家庭农业收入在缴纳税费之后的剩余，难以维持农民家庭的简单再生产；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的工资难以维持本人劳动力的再生产。”“ 中西部农村的原有基础设施功能退化，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实亡，农村市场萧条，农村金融萎缩，农民生产生活艰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在这些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改革是不否算成功了呢？ 又如教育改革，虽然按照义务教育法，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制，但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低于世界平均 5%的水平。国务院早在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确定在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尽管2001年这一比例走出长期保持的2.4％左右的低谷，上升到 3.19％，但与世界5％的平均水准仍相差甚远。只能与柬埔寨（2.9%，1996年数字）、尼泊尔（3.1%）等亚洲穷国相提并论。以至于竟荒唐的沦落到比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乌干达还低的水准。成功是相对的，是相对于应当制定和已经制定的目标而言的，相对于我国义务教育的立法目标，我国义务教育的现状，完全可以判断为“基本不成功”。 在贫富差距方面，国际上对贫富差距的通用表示法是基尼系数。这个系数越大，表示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中国的基尼系数 1991年为0.282，属于较低水平。到2000年已达0.458，增长幅度较大，目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到了非正视不可的地步了。除了基尼系数逐年扩大外，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间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标志着信息化程度的家庭电脑拥有率，东部最发达地区和西部最不发达地区竟相差几十倍。也就是说，如果不抓紧解决贫富差距的话，在信息时代这种差距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扩大。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两极分化的程度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如果现在的情况是属于两极分化，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某些方面“改革就算失败了” 呢？ 除了上述问题以外，经济改革方面，是否体现了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政府是否高效廉洁，人民是否民主自由；在司法改革方面，是否实现了公正与效率， 等等，都应当去问一问是否成功的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所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在哪些地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都应当认真的反思。否则，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导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不能以稳定为借口打圧不同意见，拒绝监督，掩盖错误。 有一种理论认为，“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在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方面有所不同是难免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根本上要依靠改革和发展；而改革和发展又需要维护稳定。只有维护社会稳定，才能不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也才能为解决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维护稳定　促进发展，人民日报， 2005年 07月 28日）这是一个显然矛盾百出的逻辑，“在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方面有所不同是难免的”，那要看是什么样的不同，是不是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否则，这种情况要进行纠正。“依靠改革和发展”去解决现在的矛盾，本质上就是回避问题，希望用时间去冲淡不公平、不正义，这是一种黑社会的逻辑，是一种用将来的发展成果对现在的不公正进行 “洗白”的错误理论。同时这也是违背以人为本的理论，因为牺牲现在的公平正义为将来的改革和发展，是把人当做“改革和发展 ”的工具对待，人民有要求任何时候受到“公平正义”的对待的权利。 反思我们的事业是否成功应当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进行。是非得失的标准是由人来把握的，成功的程序性标准应当是由人民回答满意不满意，只有民主法治才能使不成功的原因得以发现，问题得以纠正。“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胡锦涛2.19讲话）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健全各种民主制度，才能及时发现错误，减少错误成本。民主的政治体制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允许人民批评政府，让人民的表达自由权利充分实现。表达自由的重要表现形式包括新闻自由，信访权利。只有通过表达自由，人民才能把对一项工作是否满意，他们认为是否成功的结论告诉政府，政府才能及时对不正确的决策、不成功的工作有清醒的认识，才能知道什么是“完全错误的”，是“基本不成功”的；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用“民主法治”的手段，才能使“不成功”和“错误”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6 13:27:19编辑过]

唉，又回到起点了：那么阁下倒是拿出套在现有条件下解决问题的方案来呀

农村基本的受教育权利都保障不了，还能指望什么？

很多事情就是那么的不平等

教育一下那些牛比的北京人 文章提交者：黎明 加贴在 网络批评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北京嫌人多，北京发改委向北京市民征询对人口问题的决策。市民积极性蛮高的，“自上周末‘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以来，共收到近万条出谋划策的意见”。在集中体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有一大类“民意”是“减少低素质人口进京”。 部分北京“土著”看到了这一点：人多不仅是北京人口的自然增长，主要是外来人口增加造成的。这不错，但同时别忘了这一点：北京的繁荣，北京人的生活品质，是全国人民贡献出来的，离开外来人口，北京就会变成一座死城。 “减少低素质人口进入”，这种民意反映了北京存在相当多“低素质人口”的现实。这些牛比的“北京人”，所具有的天然优越感也是全国人民贡献自己的卑微积累起来的。现在，他们要给全国人口当“素质裁判”了，他们说这些话时不曾觉得有半点不合适，结果，一张嘴就露出一副货真价实的低素质人口嘴脸。这道德水平并不比黑社会还高，人家黑社会的地盘也没提出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不是？人家黑社会要“保护费”，不检查你素质的。 北京是个大批出产、集散谎言和谬论的大都市。如果算计一下全国谎言、谬论总量中的“北京份额”，无论“总量”和“人均占有”，北京必定是高居榜首、遥遥领先的。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啊，那疙瘩的人口学历高、文化高，收入也高，这个、这个，本不该和“放屁量”成正比的么。 什么是“低素质人口”，其实那部分“北京人”是讲不清楚的。开宝马、住豪房的人口，即便是真正人渣，他们是无法排斥的。外国人都是受欢迎的高素质人口，这在那些北京人眼里也顺理成章。“低素质人口”在他们那里，不过是“穷人”的别称，这一点在他们之间倒是心照不宣，达成高度共识的，他们其实只和同胞中的低收入劳动者过不去。 毛泽东当过旧时代的“北漂”，在北大图书馆拿微薄薪金当个小小管理员。按眼下一些北京人的标准，那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纯属“低素质人口”中一分子。这个人，后来进京“赶考”，制定了举世无双的中国户籍制度，不许人口自由迁徙、居住，赋予北京种种特权，同时也赋予了北京人的优越感和牛比态。北京人“牛”的资本，是毛老人家的政治、思想遗产，万恶的户籍制是其“制度保证”。 旧时代不曾提出过“限制低素质人口进京”，历史上有许多人才和非人才，进京时穷愁潦倒，后来混出个样儿来了，甚至发达到可以代人民立言、立规矩。幸亏，限制低素质人口的意见没在部分“北京人”进京之前被采纳，要不有部分北京人就可能没机会放这臭屁了。 毛的时代，“限制人口”的规模很大，限制标准却不是依据经济状况或文化程度，这是和现时部分北京人的不同之处。北京在文革时曾经以“出身成分”和政治因素为标准，大批驱赶过“政治异己人口”，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一种罪行。前些日子，有个北京人大委员叫张惟英的教授，向官方建议限制低素质人口，旋即臭遍全国。但部分北京人素质低的厉害，没记性，素质就是上不去。现时有的北京人会正经八本的提出“限制低素质人口进京”，而旧时代皇城根下的北京人却没有这民意。比较一下，北京人口素质是高了还是低了，北京是先进了还是更落后了，是个问题。 低收入劳动者的“11号”和交通堵塞无关，无居住权的人们和房市无关，义务教育阶段就失学的人和扎堆的大学无关。北京的拥挤，是因为一小部分人占据了大多数的城市空间和社会资源。在其他城市司空见惯的“杂乱”和“拥挤”，在北京就不能容忍了，就想效法法西斯作“人口选择”工作了，毛病！ 北京人有权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不能侵犯其他地区国民的权益，更不能以自己的特殊影响，以下流的无人性的理念来引导中国走向下流。我并不认为北京市对全体国民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它即使独立出去与世隔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其他地区的人决不会为此恐慌。尽管宣布北京“不适于穷人居住”、“不适于人类居住”好了，我不会对此大惊小怪的。只是觉得有点怪：北京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首都，有的人怎么对本国国民能这样歧视、这样不负责任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先进教育，怎么首善地区的“政治文明”还不如政治野蛮地区呢？ 我比那些歧视弱势国民的北京人大度。解决北京人素质低的问题，千万不要用鉴别、驱逐的办法了。那样的话，倒头来或许只剩下“裁判”略有安全感，甚至连“裁判”也不安全――为争夺“素质裁判”的资格，原来在“裁判”地位的人，也会随时被“喀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