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vagabond的回答可以看出,您并非是“精英治国说”的鼓吹者。按我的理解,您的意思是,长久看来,这些问题应该而且可以得到解决。但就现状来看,则只能一步步的来。是吗?
您提的建议都很实在。看得出您是有自己的思路,而且实际经验丰富的。这一点我很佩服。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哪怕您认为我无知或者别有用心,我还是想说出来。
我认为,户口问题不能是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当然不是说一两年之内就解决,那是幼稚的想法。可是,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户籍制度的取消,并不会带来“人民广场上农民安营扎寨”的后果。外地人要去上海,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在人民广场上居住。上海能容纳的工作岗位是有限的。当人们发现在上海很难挣钱,自然会流向其他城市--不否认有人会留下从事犯罪活动,但考虑到流动人口总数的庞大,犯罪率并不能算高(而且,您提到了让外来人口参与当地政治活动,以及建立全国连锁的保障体系,我非常赞同。这对降低犯罪率显然是有好处的)。
重要的是,人口自由流动带来的是整体经济的增长。对上海或其他经济发达地区而言,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对经济落后地区而言,打工者寄回的汇款,以及返乡打工者带回的技术和先进思维则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斯密在二百多年前指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斯密的反对者,提倡贸易保护主义的李斯特,同样反对本国内的贸易壁垒;从效率的角度来说,人口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
而人口流动带来的问题,一是和其带来的收益相比,实在是太小了;二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应该是法律层面的,是“违法必究”,而不是“设定犯罪嫌疑在前”。一个人犯罪了,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不能因为他是外地人,就直接被限制流动的自由。我们要保证的,是机会的平等,不是保证所有的、绝对的平等--那做不到。打个比方,甲比乙的资质低,没有人会去要求乙必须降低自己的素质来达到和甲的“绝对公平”;但应该保证他们同样接受教育,同样参加高考,这样一个考上了一个没考上,甲不会怨天尤人,因为这个过程是公平的。可是,如果因为甲的资质较低就不让他参加高考,他就要骂娘了。更何况,学习相对社会生活而言是更简单的事情。一个人在学业上可能没有出息,但不代表他不会挣钱,或者不会生活。
您把有工作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分开来说,我持保留意见。不是说不能分开,但是这样甄别的成本太大。而且即使这样,也不能把这些没工作的流动人口都预设为犯罪嫌疑人而进行歧视性的管理。这无关道德层面,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社会稳定的保证。
在我看来,束缚人口流动的社会,不是“稳定”,而是“一潭死水”。而且在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必然蕴藏着“机会的不平等”而造成不满的情绪并最终影响社会的稳定;相反,不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社会,虽然在局部看起来有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整体而言,却是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其稳定性更高。
边想边写,中间还出去吃了午饭,洗了个头,难免逻辑不太连贯。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