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不想回答你的,因为你讨论到后面只会进行人身攻击,而且好为人师。看在你是苏北人的份上,看在你是年青人的份上,特别是看在你是农民子弟的份上,我再一次回答你的提问,希望你能从正面理解,别没迈出校门就走错了路,白白上了一次大学。你接受不了就没必要看下去了(以下是你当初呼喊的口号)。
一个没有历史底蕴的人是空洞的,一个整天沉迷于学院派的人是颓废的。一个自以为靠简单的加减乘除就妄下结论的人是幼稚可笑的,不负责任的。
第一,你举的例子与你的论点毫无关系,学习首先就要学习方法(逻辑感是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农村差距的例子以及村干部乱决策的例子怎么能用到城乡二元结构的讨论上?你再想想:这些例子即便正确,也反驳不了我或能够支持你的段首的判断。
第二,你举的例子恰恰说明了农村贫困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单靠外部救援是没有出路的。1978年的时候苏南和苏北的差异并不大,当然,苏南因靠近上海在起步时沾了不少光。你说的“大规模的投资用在了发展江南的产业水平上”毫无根据,除了暴露你的思维狭隘和无知外,毫无意义。1978年时温州远不如苏北,国家乃至浙江省在历史上可以说根本没在温州投过资,但苏北好歹有京沪线等便利。我去过昆山,不到三年,确实大变样了,而我从1977年开始几乎每年要经过宿迁,却看不到这样大变化的情形。昆山进入21世纪才开始起步,居然敢与上海抢投资(而且经济地位直逼苏州),你说它拿过多少国家或江苏省的投资?你说的村干部的例子更能佐证这一点:苏北连能人经济都没有,如果国家按人头给苏北农民发放1万元,我敢说,你的父母很有可能只拿到200元(而不是2万元)。
第三,首先你不了解历史,我的外公从苏北跑到上海来时跟今天的民工毫无区别,2003年他遗留的房子被拆迁了,但那是按公房拆迁的,如果没有共产党,那么他住的房子就是“租”来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前那是荣家的财产),我没有数据证明,不过当时的工人阶级大多就是我外公那样的人;其次你犯了统计学上的错误,如果你把流动人口都算上,全国岂止一亿人在“打工”;最后,你犯了以点概面的错误,我所住的小区里就可以见到不少“新上海人”,你有兴趣可以算一下,以上海为例,选一年为基数,然后用之后的死亡率减去出生率(近年来是负数),算算上海应该有多少人,再看看上海实际有多少人(我敢说差距在百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