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远未到来

作者：童大焕 转贴自：凯迪网络

2005、2006连续两年，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空前激烈的改革争论或者说“争论改革”时代，“教改不成功”、“医改不成功”、“中国民生投入全球倒数第一”、“改革受损最大的是干部群体”等争论层出不穷。争论的是是非非历史自有公论，但争论本身至少已经表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民共赢的帕累托改进式的增量改革早已结束，是改革似乎已经进入零和博弈状态，且由于这种零和博弈已经持续经年，其积累下来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使社会的忍耐力达到了某种极限状态。

事实的确也已经如此。比如在民生问题上，教育、医疗和住房业已成为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且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朝野共识；在环境问题上，据最新一期《了望周刊》报道，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 的10%左右（而当年的GDP增长率还不到这个数）。全国有10亿人无法获得足够的清洁用水。不仅如此，近年来群众的环境投诉和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问题上，则是大量的失业和大量的企业用工荒并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60%，每年一二百万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而企业开工不足已成为影响企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民工荒由广东等少数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以浙江温岭、河北保定、广东深圳为例，不少中小私企招用非技术岗位民工，月薪开到1000元仍然难以如愿。据广东省劳动部门一项最新调查表明，过去的一年，广东六成企业严重缺工，平均每1.5个岗位争夺一名求职者。我家乡所在的闽西山区县城已进驻了多家名牌企业，但仍为招工问题困扰，当地政府出台经济适用房政策向县内外乃至省内外吸引工人，前景仍不乐观。

中国经济的拐点已经全面出现：高能耗、高污染、高税收、高行政管理成本、低工资、低社会保障的宏观经济体系已难延续；民工荒与高失业率并存；环境抗议和赔付高潮已经到来；政府税收连续多年以20%以上速度增长，有了一定的减税空间；城市化浪潮方兴未艾，住房“补课运动”全面展开，城乡住房进入全面的更新换代。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增量改革之路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也远未结束。相反，更加广阔的增量改革之路等待着我们去开拓，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改革盛宴等待着我们去分享它的美味，问题只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敢不敢去做相应的制度创新，为今后的增量改革扫清障碍。本文的标题是《今后增量改革的两个制度支点》，我为什么不说“未来增量改革的两个制度支点”？是因为我希望这样的改革来得快一些，不要在遥遥无期的未来，而是在今后，最好就是明天，就是现在。

增量改革的第一个制度支点，应该来自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

我们今天的时代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有不少相似之处：劳资关系紧张，产品大量积压，文化消费水平极低，失业率增加。当时的日本，出现两派经济学者的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后恢复时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只能“稳定”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日本正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处于技术改造时期，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继续高涨，并精密计算出国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以增加一倍。

　　此后的日本，高速增长理论占了上风，并且在决策层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值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除了衣食住行在亚洲人中水平最高，教育的普及率也非常高，高中升学率90%以上，大学升学率34%以上，报纸消费量也比美国还高，1亿多人口的小小岛国，如今却有多份发行量超千万份的报纸。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

20世纪90年代，日本再次出现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类似的机遇――住房、医疗、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都出现短缺，但此时的日本政府没有选择60年代那样的以拉动内需为主的道路，而是选择将日本经济更加紧密地与美国联系起来，并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导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银行危机与经济萧条。（综合蔡定剑《发达的真相》，见《南风窗》；马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日本黄金时代》，《新京报》2007年3月18日）

今日之中国，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能过剩，小汽车时代正在到来，而教育、医疗、住房、城市建设、城市交通等都出现严重短缺，正是全面启动内需的千载良机。除了在城乡住房全面更新换代的时代，国家应实行低首付、低房贷利率政策以外，最根本的拉动内需的制度安排，就是通过公共财政体系，实行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首先是减免税费。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日前指出同，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所占比重在上升，居民所占比重在下降，因此降低了居民消费需求（＜新京报＞2007年3月18日）。

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曾谈到“十五计划”期间，中国GDP增长了57.3%、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58.3%，农村居民纯收入只增长了29.2%，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1.36倍。与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5%以上相比，其他国家的这个比重，日本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为9.9%。请注意，在这里，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并没有计算在内。如果算上数量惊人的预算外收支，我国政府行政支出也许要占财税（含费）收入的一半以上。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透露，我国每年至少有2万亿元预算外非税收入与支出、社保基金收支、国有资产收益游离于财政管理之外，不受各级人大监督（《新京报》2007年3月8日）。这个数字与周天勇教授提供的数字基本吻合。很显然，此间政府收入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大大落后于GDP增长，更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今年的报告进一步坦承财政收入的超收现象)。可见，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太强，强制性收入增长太快，才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居民消费相对不足从而内需不足以及中国企业被迫通过外贸来解决市场出路。

现行财税体制已经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后继乏力倾向。大量企业在资源性垄断和高税负的双重挤压下，被迫以压低工人工资和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生存。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私企利润的中位数是21万元，而纳税额的中位数却高达26万元。2006年，我国GDP增幅为10.7%，而税收增幅为21.9%，是GDP增幅的两倍多。竭泽而渔是没有未来的，减税的空间完全存在。而税负减轻，工人的工资才有上升的空间。

政府收入过高而支出不受制约和监督，不仅损害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助长了政府的腐败。因此在减税的同时，必须严格政府预算；通过体制层面而非治理层面的改革，严格限制政府的预算外收支。应加强对政府财政预算的把关，各级人大应就政府预算进行经常的辩论。外国的议会百分之六十的时间用在了审核各种预算。而我国呢？以本届两会为例，安排审议财政预算的时间只有三月六日下午和三月七日全天，共一天半的时间。人大代表第一次在两会期间对预算作出强烈反应：“作为第十届代表，我已参加了5年的会议，从没听过任何代表审议《预算报告》的发言”。“每年大会安排审议《预算报告》都形同虚设”，“代表看了等于白看”。“财政部提交这样虚化、不透明的报告给代表看，代表看了也白看，还怎么去监督，怎么去审议，这不蒙人么？”（3月13日《新快报》）

应该制定完善的“公共投入倍增计划”和“行政支出倍减计划”，以及人大严厉的财政预算审议制度。现行的行政支出每年都在原有规模上按一定比例增加、导致行政支出刚性涨的做法必须终止，财政预算和政府的支出必须全透明，不仅对人大代表透明，还要对全社会透明。政府的一切支出，大到办公楼，一辆车，小到一台电脑，一餐饭，价格多少，在哪里买的，等等，都要公开，接受人大和民众监督并建立严格的官员问责制度。

建立这样的预算辩论和审查制度，必然要求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则，大量官员兼职人大代表导致“自己监督自己”、“立法者和执法者集于一身”等问题自然也会迎刃而解。

今后中国增量改革的第二个制度支点，是统一城乡劳动力和要素市场，后者特别是土地和房屋市场。

“农民工”实际上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就业和身份歧视的代名词。在户籍管制和身份歧视之下，农民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和政治地位都低人一等，同工同酬根本就是个奢望。彻底改革户籍制度，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消除这一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歧视，既是人权保障这需，也是中国扩大内需、促进城市化之需，亦是中国国际形象的需要。

统一城乡土地和房屋市场，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具有非凡的意义。根据建设部《2005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2005年中国城镇和村镇的市民、农民共有住宅总量为365.29亿平方米，考虑到2005年中国村镇竣工住宅6.88亿平方米，城镇商品房竣工面积为4.8793亿平方米，由此推算2006年中国城乡住宅总量约为375亿平方米，其中农民住宅约有260亿平方米，占三分之二以上。而在这些住宅中，约有100亿平方米左右处于城乡结合部，如果进行改建和重建，提高容积率（现有农房大多是平房或两层楼），则可建造300亿平方米以上的新房，以每平米1200元的较低市场价计算，可以新产生三四十万亿元的价值；以北京周边“小产权房”（乡镇或村级开发，没有县以上政府颁发的房产证）均价3344元计算，可以产生百亿元以上的价值。如果允许其合法入市，这个价格还会更高。它们可以成为一座体量巨大的城市化的跳板和桥梁，承担起城市和农村人口迁移的巨大历史使命，也全面改善城乡居民的住宅水平，同时使中华民族的财富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最高水平。

农房和农村建设用地不经政府征用可以直接入市，由此带来的农房和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向价值靠拢和回归，将会在全国农村范围内产生史无前例的财富效应，迅速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谓“财富效应”，指的是资产价格的变动引起居民消费的变动。这个话题在国外已经被研究了很长时间，早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曾因创立“生命周期消费假说”而获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迪格亚尼（Modigliani）就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假定其他劳动收入不变，财富每增加1美元会导致美国消费者支出增加5美分。该论断被广泛应用，包括成为美国宏观经济决策的参考。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住房分配货币化，原先不少城市居民从单位以很低的价格买入产权房，再高价卖出，产生财富效应，这样购买能力增加，又有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促进了住房消费和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的全国建房总量超过了建国后前40年的总和。如今，这一轮财富效应已经基本到了尾声，下一波更大、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远、持续时间更久的，一定是农房和农村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世界范围内社会精英在全球各大城市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使全球大城市房价都迅速高涨；中国统一城乡房地产市场，则无疑在一方面使农村的房屋价格向其应有的价值靠拢，另一方面也使城市的房价回归其应有的价值水平，从而实现史无前例的中国城乡大融合，全面迅速地改善全体中国人的居住和生活水平。

刚刚通过、2007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物权法草案没有将占全国私房总量三分之二的农村私人住宅纳入完整的自由市场体系，是个莫大的遗憾。如此之下的市场经济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如此之下的公民权利和财产保护也不是完整的财产保护。对于法治本身来说，也是个天大的缺陷。所幸草案的如上规定也为可能的变化留下了余地，将来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物权法解释和修改土地管理法等多种途径确保农民实现完整的土地和房产权利。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今天，农房（农地）入市已经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进行。近年来，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安徽等地都开始了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局部或区域试验，比如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林浩坤透露，今年广东将加强宅基地管理，现已草拟了“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上报省政府审批，其中明确了农民合法的宅基地可上市流转，各地要按规定对现有的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宅完善确权和登记发证手续，农民私宅经确权发证后，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租赁、抵押，由不动资产变为资本流向社会（2007年2月4日《新快报》）。而在北京这样尚未“开禁”之地，农民和乡镇、村自行开发的“小产权房”已经占在售住宅近两成。据调查，目前在售“小产权”项目的均价为3344元每平方米，仅为2006年北京市整体销售均价8792元的38%。以通州为例，该区的“小产权”普通住宅均价为3485元每平方米，而该区域内五证齐全的普通住宅均价为5636元每平方米，仅占62%（《新京报》2007年3月22日）。对于拥有土地的农民来说，自行建房（包括雇专业机构设计、建造）出售是土地被征收收益的数百倍；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购买“小产权房”一套即可节约数十万，“双赢”之举，自然趋之者若鹜。而除了基本农田保护之外，农民及农村组织自行决断“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用途，在宪法上也并不存在障碍。

我们学习西方体制的时候，只知道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不知道塔洛克、唐斯等人的公共选择带来的政府提高效率从而减税、增加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增长，却没有增长的公平分享，没有收入的与增长一致的提高，市场规模受到限制，长期增长如何为继是个问题。

[em05][em05][em05]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0 回帖

关键词：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 国民收入 收入倍增 Modigliani 中国 国民收入 倍增

中国的税收确实是太重了.

33%的 所得税,成本的扣除上我们的限制太多，折旧率很低，无形资产的折旧几乎没有，甚至工资都不能税前全部扣除,17%的增值税,再加上流通税,买卖交易又要收税.而且税不是抵消,而是相加的.

个人所得税上,国外买房子能退一部分税,子女读书能退税,医疗保险是可以退税的.但是中国收税就没有得退

就算我一些朋友,搞的是靠科技企业,有优惠税收和出口退税,假如不是把利润往香港转移,赋税率就仍然接近40%,为什么,因为就连他买新的生产设备,投入发的钱都要交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