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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了大卫李嘉图学派不能解释的利润来源问题，但是依然存在逻辑缺陷，和现实的吻合度不好，特别是价值转形问题，数学上未能证明，争议较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做如下推演：
假设所有的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都封闭在工厂的内部，全社会就不需要剩余价值（利润）。此时，所有商品的价格等于它的价值，而价值就是商品中包含的真实劳动时间。
所有的产品都会换代，故所有的换代都需要有研发人员的支持。不同产品的复杂程度不同，同等价值的产品需要配置的研发人员数量是不同的，需要工厂从原有的价值中扣除一部分，用来养活研发人员。扣除的这部分就代表剩余价值。
假设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都是8小时，价值就是8小时。依据每个劳动者从事生产的产品不同，分别扣除1小时、2小时、3小时。这样，每个劳动者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是7小时，6小时，5小时，这3个时间代表劳动力价值。
劳动力价值就是工资。在一个社会内，劳动力充分流动，造成工资的趋同化。此时就出现了一个矛盾，7小时、6小时、5小时的工资在现实中不能成立。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提出了价值转形。
假设每个人的劳动价值是相等的，例如8小时，每个人的剩余价值也是相等的，例如2小时。此时，总价格=总价值，总利润=总剩余价值。
价值转形后，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是不变的6小时，但是2小时的剩余价值，不能直接进入这个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每个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均由全社会统筹分配。统筹分配后，产品中包含的价值分别是7小时、8小时、9小时，价格也是7小时、8小时、9小时。不论怎么统筹分配，总剩余价值对应的时间不变，总剩余价值=总劳动人数×2小时。
马克思认为全社会的剩余价值的分配要符合平均利润率规律。简单的说，就是全社会的剩余价值要按照资本的权重进行分配。资本的密集度越高，分配到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反之则相反。
上世纪20年代，鲍特凯维茨为马克思的价值转形建立一个数学方程。他假想存在3大部类，试图用一组方程将所有的价值转化成价格。最终发现，马克思价值转形的两大前提，即两大总量相等，无法同时满足。后世为此争议不休，成为百年难题。
问题出在哪里呢？在于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看成是劳动者自己的价值。劳动者要从自己的真实劳动时间中，扣除一部分时间给资本家，亦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时间。这种叙述方式，政治杀伤力很强，但是数学推演中，逻辑不自洽。
下面做个推演：没有科研活动时，每个劳动力的标准劳动时间都是8小时，对应的产品价格也是8小时。引入科研活动后，劳动力分别增加1小时、2小时、3小时的剩余价值，对应的产品价格就是9小时、10小时、11小时。
剩余价值对应的是科研人员的劳动时间，规定它是抽象劳动时间，不需要区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这里，剩余价值不是从原有劳动时间中，抠出来的劳动时间，所以它并不属于原来从事生产的那部分劳动力创造的价值。
此时，剩余价值有2个身份：第一个是资本形成中耗费的劳动力价值（示例中为科研人员），第二个是资本家的新增资本。将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都视为劳动力价值，则整个社会的价值就是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价值，它代表了整个社会的真实时间。
资本来源于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转化成劳动力价值，所以资本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其价值全部跑入产品中去。现实中，这种统计方式处理起来很麻烦。有的人只生产资本，有的人只生产产品，人们很难区分两部分人对价值的贡献。
为了解决这个统计难题，价值的范围将被引申，原本不是价值的剩余价值也看成价值。这样，资本就包含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产品也包含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我们不再计较甲的剩余价值是不是乙的劳动力价值了，而是把所有的剩余价值都看成是劳动者各自创造的价值。
于是，劳动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劳动价值了。我们现在的GDP来源于库滋涅茨的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投资+消费。两者名称不同，但是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把没有价值的剩余价值（投资）也当成价值。
这种诠释价值的方式，很合适揭批资本主义，一旦建立数学模型就有问题了。鲍特凯维茨的数学模型中，剩余价值也用实物表达，代表真实劳动时间。因为它的总价格包含剩余价值，而真实的总价值是不能包含剩余价值的，所以出现了总价格大于总价值的现象。
既然这个剩余价值是在原有的价值外叠加出来的，而不是在原有的价值内抠出来的，所以原来那个内抠剩余价值所产生的矛盾就不存在了。我们不再需要用重新分配剩余价值的方式，为个别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的不等打补丁。于是，价值转形就成了一个伪问题，现实中并不存在。
萨缪尔逊说过，GDP是人类在20世纪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这个桂冠首先应该戴在马克思的头上。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是一个伪价值体系。在这个伪价值体系中，所谓的价值不过是价格；在真价值体系中，所谓的价值只是前面那个伪价值体系中的劳动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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