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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当加里贝克尔扛着新古典主义大旗到处攻城略地时，经济学取得了无以复加的荣誉。但是，新古典主义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其根基是坚实的。它赖以生存的理性选择模型其实存在着一些致命的错误，只不过理解这些错误需要经历知识的反哺，而有勇气接受其他社会科学反哺的学者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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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西蒙是这方面的天才之一，他把认知科学和管理学等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经济决策上，提出“有限理性”假说，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西蒙没有对理性选择模型做更系统的反驳，也没有提出备选的更符合现实的决策模型，并未撼动新古典主义唯我独尊的地位。不过，他的后继者，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经济学家特维斯基，联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后院放了一把火，这把火越烧越旺，真正改变了经济学的格局。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工作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就是用心理学日益成熟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经济决策问题。他们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并不遵循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模式，而是普遍且稳定地采用启发式决策；人们在决策中并不在意绝对损益水平，而是在意相对某个参照点的损益水平；人们不可能正确估计可能结果的概率，而是经常高估小概率事件、低估大概率事件等。通过提出理性选择模型的替代物——行为决策模型，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特维斯基因已去世而未能获奖。行为决策模型深深影响了经济学近20年的发展，并衍生出经济学的新分支——行为经济学，它渗透到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有点再现早年贝克尔的气势。
不过，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时代，众多主流经济学家对行为经济学还是坚决抵制的。为了更好地传播行为经济学，应《经济展望杂志》之邀，行为经济学的忠实信徒——芝加哥大学的泰勒教授从1987年开始和他人合作，四年间发表了14篇论文，分别总结和探讨了不同领域行为经济学取得的进展和主要观点。这本杂志在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又如此密集地就一个理论进行讨论，因此带来了空前的影响。这一系列文章发表后，行为经济学逐步从角落走向金色大厅，并成为经济学的主角之一。
《赢者的诅咒》就是由这14篇论文构成。在这本书里，作者运用大量的实验证据和行为经济学理论解释了一些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比如书中提到的公平和互惠偏好、偏好反转、损失厌恶、双曲贴现、心理账户等，都是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所不具备、而人们实际上本来就有的心理特征。通过这些心理特征，才能够正确解释诸如行业间的工资差异、拍卖中的“赢者的诅咒”、股市中的日历效应和羊群效应、封闭基金之谜等等“异象”。
在泰勒等人看来，寻求合理决策的人总是陷入理智和情感的纠葛，一会儿表现出超级的冷静，一会儿又表现出天真和幼稚。拿购买股票来说，市场上的股票良莠不齐，散户很难对其做出准确区分。当散户和机构同时购买股票的时候，由于机构对股票的了解更多，对于那些有投资潜力的股票，机构抢先购买了，散户买不到；等散户好不容易买到手，发现要么价位不合适，要么是机构不要的股票。行为经济学家把散户的这种境遇称为“赢者的诅咒”，即看似散户成了赢家，实际上是拿着“烫手的山芋”，反倒成了输家。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比如艺术品、兰花，甚至土地和房屋等的投资过程中，不了解情况的幼稚投资者或者冲动的投资者总是被“诅咒”，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有限理性。
实际上，在行为经济学之前，经济学家对理性选择模型的挑战从未间断过，从早期的阿莱悖论，到后来的弗里德曼-萨维奇悖论、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等等，都表达了学者们面对新古典模型的困惑和反思。但只有当行为经济学出现后，早期积淀的难题才真正有效地得到了解决。毋庸置疑，行为经济学是继博弈论之后经济学一次最大的手术。
现在看来，这次手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且主流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如今的行为经济学阵营中，有泽尔腾、阿克洛夫、史密斯等诺奖得主，也有博弈论大师弗登博格和梯若尔等人。这种阵势，如果还不能说明行为经济学的超人魔力，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赢者的诅咒》中的文章离现在已近20年了，但其蕴含的思想性、逻辑和证据，仍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新古典主义是成功的，但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看到了知识反哺的力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帮助；经济学终于不再骄傲，而是变得谦虚和务实。而一门谦逊的学科才是真正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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