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政府给谁当家庭服务员？ 厉以宁的贡献不仅在于推进股份制，还在于为加入WTO鼓与呼。在光华新年论坛主题论坛上，“针对很多人对加入WTO短期内会给中国市场带来冲击表示出的担忧，厉以宁认为，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中国加入WTO都是利大于弊。其最大的好处，一是加快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二是转换政府职能使政府的管理机制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这两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第四届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上，厉先生声色俱厉：“我们加入WTO怎么叫引狼入室呢？与狼共舞这种提法也是错误的。‘引狼入室’、‘与狼共舞’这些提法反映了部分人面对WTO缺乏应有的勇气与信心。我们国家用了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大力气争取加入WTO，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花同样多的力气，应对加入WTO以后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 其实，“引狼入室”也好，“与狼共舞”也罢，只不过反映出对中外企业竞争力对比的清醒认识。市场竞争如同军事战争，要在战争中获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连自己的弱点都不敢承认，不敢认识，哪里谈得上竞争的信心呢？作为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厉先生应该懂得，企业间竞争的要素是资金、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等。如果中国企业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要品牌没品牌，更谈不上建立国际销售渠道，竞争力从何而来？如果没有竞争力，信心又有何用？与跨国公司们相比，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都还是刚上幼儿班的小孩子，而美、日、欧的跨国公司则是拳王泰森。厉先生给七岁小孩子打气，要他有信心与泰森同台竞技，究竟是何居心呢？该不是打死了小孩，厉先生可以分得一块骨头吧？ 我在《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一书中（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中专门批驳了厉以宁的所谓鲶鱼理论。厉先生本来用鲶鱼理论来解释引进多种资本对国有企业实施资产重组（见上节引文），后来又用来为加入WTO辩护，即外国企业（鲶鱼）可以激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鳗鱼）。实际上，外国企业分明是闯进中国鱼群的大鲨鱼。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说明问题，中国企业五百强的销售额总和，约等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额，中国五百强的平均销售额，约为世界五百强的平均销售额的2%.事实上，中国没有一个企业或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从日用的牙刷、牙膏、洗衣粉，啤酒、可乐、果汁，涂料、日光灯、地板、家俱、服装，计算机、打印机，各种工程机械，发电设备，变电设备，柴油机，压缩机，印刷机，直到汽车、飞机、军舰，在所在这些产业，中高档产品几乎全被外国产品占领，让外国人赚走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则只能在低附加值、低利润产业赚辛苦的打工钱。最近，日本厂商联合向中国DVD厂商征收每台高达200元的技术使用费之后，人们进一步懂得了，原来中国的家电企业都没有自主知识产权，都是组装企业。国际竞争的结果，是外国企业轻轻松松拿走绝大部分利润，而中国的企业则只能给他们打工。现在，制药、机械、日化等各产业的国际收费大军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利用WTO的知识产权条例，向中国企业收取技术专利费。中国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果实都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盘中美餐。《碰撞》一书详细分析了中国十二大产业面临的严峻竞争形势，在此我就不多展开了。 实际上，中国企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拿着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的问题，而是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中国人都知道的现实。洋品牌优于土品牌，早已成了人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个消费定式。即使洋品牌价格高，使用不那么合乎习惯，城里人也更愿意接受洋品牌。麦当劳和肯德鸡的成功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种垃圾食品能在以美食著称的中国站住脚，就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崇洋媚外，以吃洋文化、吃洋文化为荣。 对此，厉以宁先生也不是真不知道。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2000年8月15日），厉以宁这样给企业出主意：“加入WTO后，国外企业一般首先进入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仍然由我们占领。因此，企业应尽早加快改革，把营销定位，分析自己的产品适合哪个层次。” 这哪里有什么竞争信心？分明是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东三省”！ 当有记者问：加入WTO，中国如何与外国企业开展人才竞争，能不能提高工资时，厉以宁回答：“加入WTO，外国企业进来后，他们不可能从本国派大批员工来，会努力实行雇员本地化。其好处在于本地员工成本 低，熟悉本地市场情况，很快可以进入角色，人挖来了把客户也带来了，削弱了对手加强了自己。……靠提高工资和外国公司争夺人才是不行的。因为就中国企业目前的效益，大幅度提高工资是不现实的。再说，如果你提高了工资， 对方也提高工资怎么办？所以靠提高工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个人收入来看，提高工资只是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提高一 点工资，但这不是主要办法。我们靠什么呢？我们可以给股权。让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入股；让企业职工购股；给突出贡献的人奖励期股。 这些股权规定几年后才能出售。由于是股票期权，股票在几年后是否升值，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这就直接和每个人收入挂钩了。这不但可以减少企业的成本，也能促进企业的发展。几年后，股票升值，售出员工获得了利润，企业并没有增加成本，由社会支付了报酬。这一方法是发展中国家在企业初创和发展阶段独有的。这一点外企就不行了，如果外企公司也给股权，我们也欢迎呀！中国人持外企公司的股是一件大好事呀？但他们肯定不干。” 给股权，不加工资，就可以留住人才，外企学不了，多好的主意。厉先生不禁得意起来。但是，既是人才，就不可能像厉先生想象的那么傻，宁要中国杂货店的股权，不要跨国公司的高工资。这样的管理学院院长，还是早点自动辞职的好，免得带累了学生，最终损害自己的名誉。 对本地的记者这么讲，对见多识广的香港人，厉先生就不敢这么装傻了。他首先承认（香港《大公报》2000年10月11日）： “从总体上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我们的最大挑战，首先是人才的流失。……根据跨国公司的战略，对手的削弱就是本身实力的加强。当跨国公司把人挖到它那里以后，你的力量弱了，它的力量就强了。所以，人才流失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第二个挑战是就业的压力。因为在外资、外国商品进来以后，有的商品就要降价，农产品就要遇到外国粮食、外国奶制品、外国水果、外国肉制品的竞争，价格也会下降。这样，一部分国内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不起这个冲击，人员会分流出来，城镇的失业率将会上升。另一方面，由於农民的收入受到一定的限制或者收入下降了，农村中会分流更多的人出来，因此就业的压力将增大。 第三个重大挑战是企业竞争力削弱以后将会影响到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我们有些赚钱的企业到那时就会不赚钱，有些赔本的企业就可能垮掉。“ 这就和我讲得差不多了。但是厉以宁话锋一转： “尽管有上述这些挑战，从中长期看当然是利大於弊，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因为我们可以吸收国际的资本、技术等等，我们可以扩大出口，但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仍然太窄了。我们从下面两个方面来看进一步开放以适应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 第一，只有开放才能促改革。中国从来都是以开放促改革的。为什麽呢？改革可能有假，比如说，几个公司一合并，换个招牌，表面上叫改革，但这是假改革。改革可以糊弄人，而开放是不能糊弄人的。开放是要由外国人来作评价，只能搞真开放。所以说，只有开放，逼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搞假改革，必须搞真改革。这样的话，企业改革就能真正往前进。这一点在兵法上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假定中国的企业不经过这一关的话，老这麽混下去，这也叫改革，那也叫改革，拖不久以后就会全部垮掉。所以第一点是开放促改革，这个改革必须来真的。 第二，不改革而开放会带来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对东南亚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受了金融深化理论等等的影响，这方面的确是开放了，但它原有的体制没有改，旧的金融体制没有变，官商结合的体制没有改掉，结果那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这说明不改革就容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有改革以后才能增强抵抗力。所以，我们必须把改革、开放两者结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 这是什么逻辑？中国的企业都垮了，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了，城市工人下岗了，但中长期却利大于弊！厉以宁说，是因为可以吸收国际资本、技术，可以扩大出口。说得更清楚一些，是中国可以有了给外国老板打工的机会，可以成为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一环了。显然，这样的解释仍然不合情理。放弃了作全球老板的机会，成了全球打工仔，怎么能说对中长期有利呢？厉先生也觉得这“太窄了”。 于是，厉以宁终于给出最深层次的答案：真开放促进真改革。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二十多年来搞的都是假改革。中国的进出口不断增长，关税不断降低，假开放；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了，假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假改革；意识形态西方化了，假改革。那么，什么是真改革呢？就是不能回去的改革。什么是真开放呢？外国人说了算的开放。没有加入WTO前的开放都是可收回的，外国人说了不算的，因此不叫真开放。按照同样逻辑，共产党还掌握政权，改革就是翻牌，就是假改革。也就是说，在厉以宁心目中，加入WTO的最大好处是外国人说了算，是共产党作不了中国的主，这样，中国的改革就绝不可能走回头路了，就真改革了。 似乎很多人都接受了厉以宁的这种奇怪论调。这种论调所以流行，也的确与执政党自身的官僚、腐败、脱离群众有关系。但是，外国人说了算，外国人专政，就能够保障中国人的利益吗？过去清朝政府“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被称为卖国政府；现在厉以宁这样的人“宁听友邦，不与家主”，应该被称作什么呢？卖国学者吗？ 厉先生第二个论点则比较费解，“不改革而开放会带来问题”。按照普通人的理解，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原因有二。从基础面说，由于中国以更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加入国际资本争夺战，泰国等依赖外资的“四小虎”经济失去了国际打工机会，外资流出，出口下降，进口增长，实际经济萎缩；从操作面说，“四小虎”经济和金融总量小，是“小盘股”，金融开放后，国际游资很容易进入泰国，炒高其汇价、股价，然后清仓出货，制造东南亚金融危机。这和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体制没什么关系。再说，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体制并不旧，和美国差不多。至于裙带关系，布什政府与大企业的裙带关系难道还不够密切吗？可见，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人们是，开放的小国经济必然会像小船一样，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的风浪中，或被托上浪尖，或被打入浪谷，甚至沉入海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看，中国还是个小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该开放的开放，不该开放的绝不能轻言开放。 但是，这样一来，外国人说了就不算了，中国就是不听话了。为了劝说中国人听话，厉先生将危机的责任推到“开放而不改革”的东南亚政府身上。这样，美国政府就成了推动各国进步的慈善家，一旦出现问题，那是各国政府不听话。 这样，我们倒可以很容易理解厉以宁的另一个高论了：入世后政府只能是‘家庭服务员’“： “加入WTO后，政府职能的转换势在必行。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符合WTO所确定的非歧视原则：领域要准入，国家保护的政策要取消，政策的透明度要增大，政府不再控制企业，而应当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转变为企业生产活动的服务者。入世后的大形势逼着政府给企业松绑，让企业成为真正市场的主体。这就是WTO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好处。 ……从深层次分析，政府职能的转换涉及政府指导思想的转变问题。政府既然是市场这个大搅拌机的管理者，就不能取代市场的地位。正如一个总想取代主妇地位的家庭服务员不是一个称职的服务员，一个总想取代市场地位的政府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政府。” 厉以宁既然已经承认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要垮掉，要撤退到外国企业一时还不屑占领的中小城市，国家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政策要取消，那么在中国市场上活动的“主妇”就不再是中国企业，而是蜂涌而至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要在中国自由活动，还需要中国政府提供稳定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治安环境，这就是所谓“家庭服务员”的岗位职责。把厉以宁的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要中国政府成为买办政府，为跨国公司当好“服务员”，使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受跨国公司剥削的打工仔——这也就是所谓“世界工厂”。那时候厉先生干什么呢？恐怕就是当跨国公司宣传部长，宣扬“跨国公司共荣圈”里的“皇道乐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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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文明用语，warren1981,你以为比我早2年出生就高明许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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