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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议论历史，好像看狗打架
历史，不论是正史或野史，都是文人们写的。中国的文人写文章，向来没有一个公认的价值标准。所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是众说纷纭，让普通读者摸不着头脑。
比如春秋时的宋楚弘水之战，宋襄公坚持古代的战争规则，认为半渡而击是不“仁义”的，要等到楚军列好队以后再开战，不然双方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宁愿战争失败也不能丢了人格。
宋襄公的错误也不是仁义大旗，而是自不量力，本来就不应该同楚国打仗。楚国在西周时已非常强大，周昭王征伐楚国失败，淹死在汉水，周穆王宣王几次讨楚都无果而终；齐桓公是五霸之首，对楚国用兵也只是示了一下威，不敢正面接触。楚国的使者屈完讲话相当傲慢，对齐桓公说：“寡君住在南海，您住在北海，井水不犯河水，今天带这么多军马来，有何贵干呀？”管仲是个有口才的人，也显得支支吾吾，不敢说楚国僭号称王的大事，只问不贡苞茅的事，又扯历史上的事说：“昭王南征而不复，这事还没交代哩。”屈完说：“苞茅不入，寡君知罪。昭王出而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又说：楚国是有力量同齐国周旋的。齐国也不敢开战，只好讲和。墨子在《公输》篇里，对楚宋两国的实力差距之大，描写得十分生动。
楚军之所以敢于当着宋军的面从容不迫的渡河，就是因为瞧不起宋国。换句话说，即使半渡而击，宋国也未必能战胜。相反，如果宋国实力强大，双方列阵后战斗也一样能取得胜利，那样仁义大旗就成了千古佳话。
宋襄公虽然败了，但一个中原弱国敢于同楚国正面武力对抗，精神还是可嘉的。至于战争中是不是也要讲点规则讲点人性，还是应该不择一切手段消灭敌人，恐怕至现在也没弄清楚。
《左传》评述泓水之战说：“国人皆咎公”。“子鱼曰：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但宋襄公却说“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亡国之余”，是说宋襄公的祖先是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当年武王伐纣时，微子启自缚膝行牵羊执壶哀告求饶武王才没有杀他。后来纣王的儿子武庚叛乱被杀后，成王让微子启继承殷商的香火。周成王把他封在宋国这个地方，是一马平原，无险可守，容易挨打。周围还有几个小国监视它。另外周成王还派八个师的兵力约两万人驻成周监视殷民。《尚书》中周公告诫殷民说；你们受天罚，本当杀了，如再反抗，一定要杀。
所以宋襄公说的“亡国之余”，就是指家族包袱。宋国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别人可以不择手段，我是必须讲道德的。郑国是姬姓国，可以同周天子两军对阵，射王中肩，宋国绝对不能的。晋燕卫吴等国都与周天子同宗叔侄相称，齐国是姜太公的后代，周成王的外公，与周天子是甥舅关系。宋国则是一个另类国家，宋国人受社会歧视。庄子墨子都是宋国人，孔子也是殷商的后人，但都做不了大官，可能这也是个原因。孔子战战兢兢地说“吾从周”，他敢说“吾从商”吗？讽剌愚蠢人的寓言如“守株待兔”啦，“杞人忧天”啦，都要推到宋国人头上，因为宋国人好欺负。就像我们这些人看的民间故事一样，坏人一定是个地主，好人和聪明人多是长工。
这种受歧视的境况，不是过来人是体会不到的。
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你要是个地主的后代，即使地主的孙子，也总觉得低人一等。虽然不唯成份论，但毕竟是有成分论。学校里同学们吵嘴，对方急了，骂你一声“地主崽子”，只好忍气吞声不能还口的，因为家长嘱咐过。生产队里评工分，别人十分你九分，一般不作声。找对象呢，“成份高”同残疾人差不多，即使你是个工人，农村姑娘也不一定看上你。农民有点男女关系问题，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你出身不好，也可能是政治问题，我见过一个男的，被叫到大队办公室里当面训斥：“旧社会，你们骑在贫下中农头上，现在你还要骑在……”，还有一次是女方出身不好，下乡干部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有的人~~用美人计~~拉拢腐蚀贫下中农”。
机关工作也一样，地主资本家出身的人，一般是服服帖帖干活，待人和气遵纪守法。旧社会有钱人家的少爷，有很多是飞扬跋扈的，新社会政治环境变了，人是会适应环境的。你表现得再好，评模也没你的份。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和局长们，做事分外得“左”，有时还要整学生整下属，十分可怕，因为不如此他们就不能表现自己。本人也在机关工作，倒愿意同工农老干部相处，老干部们还比较有人性。特别是说“怪话”，同领导闹意见，工农出身的顶多是“立场不稳”批评一顿的问题，如你出身不好，轻则是没同家庭划清界限，重则是反动本质未变，这在57反右时更为明显，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右派分子。到了“文革”中，工农干部或转业军人可以打县委书记两个耳光子，被认为是革命造反精神，出身不好的人吓死他也不敢，那会被造反派看成是阶级报复，有道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所以那些“坏头头”“三种人”，大部分是根红苗正的。
话说回来，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也可能是家族包袱养成的习惯。
《左传》对宋襄公基本是负面评价，但《公羊传》对宋襄公的评价却是截然相反。书中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虽文王之战不过如此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模棱两可。他记述泓水之战后，公子目夷批评宋襄公说：“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于！必如所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目夷也是主张对待敌人就应不择手段的。但《史记》中又说：“既败于弘，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仁义，褒之也。宋襄公之有礼让也”。到底宋襄公对不对，太史公也没答案。
其实答案很简单，如果他胜利了，就是对的，失败了就错了。
比如晋文公重耳在流亡中，曾对楚王说，如果两国交兵，就要退避三舍，以报答招待之情。后来晋楚城濮之战，晋也是以弱对强，晋文公遵守诺言，退了三舍之地。后来晋国打胜了，史家都说晋文公是讲信用的。如果败了，那又是一个蠢猪人物。
《三国演义》中描写关公与黄忠交战，黄忠马失前蹄，摔倒在地，关公让他换马明日再战。黄忠要是没投降刘备，而是杀了关羽，那么，关公就是另一个同宋襄公一样的蠢猪式的人物。
成王败寇是几千年来的习惯思维。有钱人就是有本事的人，他的财产就是证明，被枪弊的一定是坏人。喜欢打落水狗，墙倒众人推，是汉文化的优秀传统。嘲笑失败者，给死人脸上抹黑更是国人的惯技。
周幽王死在骊山下，于是就有了千金买笑，“数举”烽火戏诸侯的荒诞故事；秦二世而亡，秦朝在历史上就几乎没有一个好人（鲁迅语），秦始皇就不是他爸爸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个大破鞋；晋灭蜀，刘禅投降了，于是就有了乐不思蜀的故事，阿斗就成了千古懦夫的代称；隋灭陈，于是就有了陈叔宝君臣天堑无忧的故事，陈后主和周丽华成了后人取笑的对象；宋灭南唐，于是就有了后主铁练锁江的故事。
至于中国的老百姓，看统治者之间的争斗，就像看狗打架一样，一条狗被咬死了，都拍手叫好，不问这条狗的价值如何。鸿门宴上项羽没杀刘邦，大家都觉得可惜。人们想如果这个祸害早除灭了，中原大地上或许可以少几年战乱。当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射杀了建成元吉，逼李渊退位后，史家都一致认为干得好。因为留这些贵族胚子，实际上是动乱根子，对老百姓是祸害。这就是为什么大人物倒台，小民们永远是高兴，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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