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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书评：幸福与收入不相关
梁捷
读到一本由意大利学者主编的关于“经济学与幸福”的书，似乎很自然。早在2000余年前，“幸福”这个主题就在罗马人塞内卡以及波爱修那里得到很好的阐释。当代有很多学者认为，对这个主题最有洞见的论述也是由一个几百年前意大利人写出，他的名字是维柯。
《经济学与幸福》是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结集，我习惯根据作者名单来判断它的质量。苏黎世大学的弗雷(B.S.Frey)是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他研究“幸福经济学”的代表作最近刚被译成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普拉格(Praag)教授则是近年来极活跃的学者，常被关心“经济学前沿”的年轻学生谈起。很意外的一点，我还在作者名单里看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女学者纳斯邦(Nussbaum)和英国的萨格登(Sugden)的名字，他们各自在政治哲学和制度经济学领域里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但这次参加“经济学与幸福”会议，显然带来不同的视角。这个阵容堪称豪华。
“幸福经济学”的核心论题，当属所谓“幸福悖论”或者“Easterlin悖论”，即为什么人民收入提高了，幸福感没有提高？
世界上人民自我感受最幸福的国家，不见得是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丹麦、荷兰人很幸福，波多黎各和
墨西哥人一样地幸福。就说亚洲，日本的经济水平比菲律宾高很多，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都要高很多。但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菲律宾人远比日本人幸福。现在有一个命题经过各种实证检验已经几乎可以成为定论了，那就是，收入水平和幸福水平不相关。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而是不相关。“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得出一系列颠覆我们常识的结论。不妨列举几条，
城市犯罪、暴力、流血对幸福水平的影响微不足道，至多高谋杀率对幸福有极轻微的影响。南美洲有大量罪恶之都，但这不影响那里居民们的快乐。
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水平不相关。很多情况下，对有钱人的嫉妒乃至仇恨的感情不见得弥散在穷人当中，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
经济萧条或者社会动荡对幸福水平影响极小。实证表明，人们会迅速从大萧条、大饥荒、大灾难中恢复过来，再大的短暂冲击，也很快成为过眼云烟。
这些冲击都远比不上
离婚或者丧偶对一个人的影响。大量调查分析发现，离婚或者丧偶的影响，至少在10年持续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幸福，挥之不去。对这些研究结论，学界内外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归结起来，两大问题，一是幸福的定义，一是幸福的计算。
这本书标题里的幸福，原文是happiness，按照黄有光教授的看法似乎应翻成快乐。英文里还有well-being，welfare,eudaimonism，hedonism乃至以人名命名的epicurean等好多个词，各有微小的差别。若是追溯到希腊文的源头，则更莫衷一是，没有也很难有统一的译名。在“功利主义”思想史上，边沁多用happiness强调身体的享乐，小穆勒则用well-being强调有政治德性的善的快乐。
苦行的人以苦为乐，利他的人以助人为乐；亚当·斯密强调“同情心”，以超然旁观者的身份体会别人的痛苦，亚里士多德则提倡“政治生活”，以追求勇气、公平、审慎的生活为最大幸福。早有一些学者提出更极端的例子，自杀者的幸福是什么？性虐者的幸福是什么？吸毒者的幸福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涉及的领域大大超出了“幸福经济学”的范畴。总之，你有你的幸福，我也有我的。
统计幸福程度，或者编纂幸福指数，也是一个引起极多争议的话题。幸福是否可以衡量，是否可以比较？每个人的见识、思考都不同，没有乘坐过豪华游艇的人不能想象那种幸福，没有经历妻离子散的人也无法体会那种痛苦。面对同样的事物，不同人的幸福判断完全不同。甚至有些学者指出，幸福偏好很多是天生禀赋决定的，也许一个人生下来就会比别人更多地感觉幸福，谁知道呢。
即使我们放宽要求，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来研究，结果也会很不同。五十多年前，罗宾斯和萨缪尔森力主序数效用论，就是想找到一个替代的指标避开对人的效用的直接研究。普拉格有比较新的研究想法，试图通过对“家庭财政满意程度”这个指标的调查，间接地得出个人幸福指数。他反复论证了这个方法和各种直接调查方法结论的一致性，但学界对此仍是将信将疑。
幸福是个人效用的产物，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进入个人效用，影响人的快乐。身体的快乐，精神的愉悦，政治美德，夫妻关系，社会交往，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等都是。幸福作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讨论永远不会终结，这本书只是抽出几支线头，让我们看到它的复杂性。至于它的社会意义，黄有光教授曾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研究幸福经济学，长期来看会提高我们的幸福水平。
([意]路易吉诺·布鲁尼皮尔·路易吉·波尔塔主编：《经济学与幸福》，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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