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历史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非洲悲剧与中国的超稳定结构

接着谈这个问题。如果在某一个状态节点之初，国家之间差异不大，那么一定要“追根溯源”来探究财政制度和政体的差异，这是很难的。诺思因此将这个难题归咎于一个术语——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即由一个偶然的初试条件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这几天看了一些书，发现这个思路与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的思想相近。那是说，如果大家当初对于什么路径是最优的并无法预见，那么那些偶然获得收益较大的行为就会被越来越多的行为人模仿，从而导致良性循环，形成稳定的纳什均衡。如此，则可以撇开文化因素来谈制度变迁。

现在的问题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证明英荷财政制度和分权制度的形成基于偶然的历史事件，这似乎是需要花很多精力的。呵呵。

我提一个观点。1348年至1352年的欧洲黑死病大流行，尼德兰意大利和英格兰都是重灾区，而法国和西班牙相对灾情轻得多，这大概和英尼意都是交通便利的贸易中心有关。除了文献记录的证明外，英法百年战争在黑死病流行之前英国大占上风，而1352年之后法国逐渐取得战争主动权也反证了法国本土所受灾害较轻（尼德兰所属的勃艮第站在英国一方）。瘟疫中英格兰死亡人数在30%以上，阿姆斯特丹死亡过半（至今阿姆斯特丹的城标上还标注了城市的三大克星：水火和黑死病），而法国的图卢兹，奥尔良等地死亡不超过10%。西班牙地区低于5%。

据英国一位诗人的记录，1348年英国割麦人的工资比1347年高了四倍，而且伙食中必须有乳酪和咸肉。“豆制的面包连乞丐都不愿去碰“。这一事实反映了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劳动力相对于其他要素的价格大幅提高。在某些重灾区，庄园的农奴在向其主人缴纳一定的提成后，可以为“其他的老爷“服务，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人口减少导致的要素可流动和农奴更多的人身自由权，很可能是市民力量提升和某些法律成型的原因。在低地国家，更高的工资提供了更强烈的农奴逃亡的经济动因，而要素的更自由流动为农奴逃亡提供了可能。

张兄的这个证据，在诺思的《西方》里有侧面的反映，但只是针对人口由于瘟疫减少所造成的人力资本升值而言，似乎没有针对国别。无论如何，市民社会的兴起是重要的。

我也来掺合掺合，聂兄认为文化不重要，或是文化不宜在这里讨论，我颇不认同。格里夫将文化认为是预期，它只是给人们提供稳定预期的东西，制度也是这样。如果不用文化这个词，我们换用路径依赖，也是可以的。路径依赖较好的刻画了预期的延续性。north将这些东西统统归到意识形态里，很有道理，但我看就是预期。

可是在《经济学家的寓言》一书中，已经有两篇文章反驳路径依赖的说法，并且提出了明确的证据。

闲人兄说的这本书我没有读过，查了一下，是一本论文集，闲人兄能否把那两篇批判路径依赖的文章题目（最好是英文的）及作者告诉我，我也找来看看，看过后再讨论

我以为，针对具体案例的讨论其实有时有困难，因为你可以举出一个证据，我也可以举出另一个证据，但是这些证据我们都无从判别啊。威廉姆森在一次就GM兼并费雪车身公司的回应中说，寓言重要的是启发我们的思维，而不是细究具体内容。当然，我们也希望案例本身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判断的能力和标准何来？欢迎讨论。

前几天论坛出现故障前，nie兄曾说过关于为什么不考虑文化的原因，小弟鲁钝，不是很理解，nie兄能否再讲讲？

因为文化没有办法模型，没有办法证伪，那应该是我们最后诉诸的因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0-13 20:38:25编辑过]

插入一点，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文化，也许重要的不是建模和证伪，而是对文化定义的界定。重复博奕或进化博奕能产生合作、信任机制，它难道不属于文化的范畴么？浅学的我以为：经济学的各种范式或分析工具，即使穷尽，也难以分析所有的社会现象。经济学应该向“人”学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