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个小掌故谈高鸿业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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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forum, it's an old post which tells some valuable stories and provides some evidences for my essay.

作者：leeleel　时间：2006-5-8　来源：白鲨在线——聂辉华官方主页

作者：leeleel

有个帖子谈起了高鸿业高先生。一些朋友情绪也比较激动。我来说几个小掌故。

有人要给高先生搞个生日庆典，高老师婉言相拒。对方实在言辞恳切，说了些“大师、泰斗”之类的话，高先生就跟他说，高鸿业别的本事没有，自知之明还是有一点的。我一辈子最怕过生日，因为没有贡献。我能干活的时候没有机会，有机会能做点事情的时候又老了。真正有贡献的人，不用过生日，自然有人记得，你看李冰两父子，修了个那么好的都江堰，造福那么多人，现在人们还自发的去拜祭，用不着有什么人专门去操办。我又没什么贡献，搞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劳神费力，这些功夫干点别的不更好吗？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时间就在今年夏天。

高先生指导学生，选定的教材，微观是Varian和MGW，宏观原来是Romer，后来改Turnovsky了。关于Varian，高先生说，Varian这个人，研究的水平在西方学者中不算高，但是有一个本事，就是教材写得好。关于宏观的教材，他说，Sargent这个人搞研究很厉害，但是写教材有点儿捣乱，中间好多东西都跳过去了，学生看着费劲；Turnovsky这本可能更好，从IS－LM模型开始，虽然这个模型做研究用处不大了，但是学习高级的基础理论的时候从这里入手，比较容易接受。财政学的教材一直不好办，2003年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一本：Tresh的Public Finance，很高兴，说，研究生层次的教科书，财政学的一直没有找到一本特别满意的，这本不错，在北图的新书阅览室，这个月刚到的。

后来才知道，他每个月都要去一趟北图。他住在西三旗，今年83。我问他，您每个月都去吗？他说，是啊，没办法，过了那么久，就觉得要去一趟了，要不总觉得少点什么。我也不去别的地方，就去外文新书阅览室看看有什么新书没有，看看新到的杂志上有什么新的动向，我也不能都看，但是多了解一些情况，到时候学生有问题，我好歹可以跟他们说，某某书上有这方面的内容，你们去查查看，这样也可以节约人家一些时间。按照中国人的算法，Samuelson今年都九十了，还在《经济学展望》上发表了文章，我只是看一看，还是应该的。

高先生的学位论文，做的是杜森贝利的消费函数的修正和检验，费了不少时间。为了做这个，他放弃了原来的一份比较辛苦的工作，在伯克利给Doffman当助教－－后来Doffman去了哈佛。毕业后找了一份教职，教商业统计，副教授，干了一年，就回国了。在他看来，这是他水平最高的时候，因为第一，要给学生上课，必须准备；第二，因为还不是教授，可以随意讲，错了也不要紧，Doffman那个时候是教授了，就要很谨慎了；第三，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在一起，经常在一起讨论，面红耳赤，水平提高也很快。［－－不知道现在北大和人大的研究生里，还能不能见到这种情景。根据我的经验，有可能有人冷不丁冒出一句：你搞那么清楚有什么用啊？又不能靠这个挣钱！郁闷－－leeleel］

关于留学生回国的问题，高先生的看法是，当时我们都想回国，除了爱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比较厉害，1950年代在美国的公共汽车上，每天坐车他都看到黑人要给白人让座，黄种人当然好得多，但是能做到中上层，比如说当教授，就很难－－学校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现在当然好多了，而且中国人也越来越受人尊重了，因此回来的当然会少一些了。

一位经济学家私底下说，当年我们在北京上研究生，西方经济学有两个高手，一个是北大的杜度，一个是人大的高鸿业，其实当时我们也不懂，就知道只有这两位真正能讲一般均衡理论，能推导。高先生听罢一摆手：要说一般均衡，杜度可比我懂得多多了。后来他说，杜度不写文章，可是问什么他什么都懂，可能是懂得多了，觉得都没必要写了。杜度老先生很瘦。据说当年北大经济系里，来了AER，每期必看的只有他，可是一直没有一篇象样的文章。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清华大学一位教授说，1980年代初期，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要恢复开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可是不知道该定个什么名称，因为原来一直叫做“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当时刚刚从文革出来，教授们下放时候晒黑的皮肤还没有完全恢复，政治气候不比现在，改得不好可能学科发展就受影响，人大、北大和清华的几位教授琢磨出一个折衷的名字，就“西方经济学”。今天看来，这个名称不一定完全合理，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实在是一个很高明的“ideal”。

－－－－－－－－－－－－－－

今天是周末，说说这些过去的事情，和现在还在bbs上的各位Share一下。

回到前面的主题，上两辈的学者，其实真的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评价一个老师，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不是真敬业，是不是真的考虑学生的成长，并且能够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加以培养，而同时又不破坏学生的创新精神。

以这个标准来看，高先生是非常难得的优秀教师。高先生当初选择学校，而不是科研院所，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如果我去了研究所，而又没有做出成绩－－做研究不出成绩是很正常的，那我就什么也没有做，而在高校，即使我什么研究也没有做，我教书育人了，这本身就是我的成绩。历史开了个玩笑，而后来高老师在一定程度上荒废了研究，但也确实真的成了一位受人尊重的老师。

吴老师的研究，我并不太了解。他的访俄报告，我也不能完全同意。但是吴老师做研究的时候认真的态度，的确让人佩服。我举一个例子：比较优势，大家都认为是从李嘉图开始的－－当然，Chipman有个考证，说Torres才是创始人，后来又有另外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章第一节里就有了比较优势的思想，而且表述得比李嘉图的《原理》里更加清晰。刚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就我所见的中外文文献中好像都没有提到，而它是在又太显而易见了，那种感觉就像在熙熙攘攘的大马路上见到一张无记名的支票，不论数额大小，总是让人激动。可是后来偶然的机会，翻到吴老师写的《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一本原来有些不以为然的书，竟然发现其中清晰地写着这个问题，而且原文页码都一丝不苟。再认真看看内容和文字，不论其中的思想和知识，单是字里行间透出的认真和严谨，就可以好好学习学习了。

－－－－－－－－－－－－－－－

其实每个年代人有每个年代的事情要做，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苛求前贤并不能让我们自己做得更好，关键还是要自己多读几篇paper。

现在的中国，对于真正想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实在是天赐良机。经济学就像天文学，不能做可控试验，只能靠等，很多现象机会来了才能观察到。而中国这样一个后发而又迅速成长的国家里，很多其他国家的学者几代人才能观察到的过程，我们可能在十年五年之内就能看到全貌。比如三农问题，实际上，农民家家户户倒出来的垃圾，现在的和十年前的就不一样；农民家盖房子，二十年前大都是邻里来帮忙，主人家里提供伙食，现在很大一部分农民盖房，就采用了承包的方式，这些都是很生动的现实。而尤其在南方常见的一半平房一半楼房的房屋结构，则生动的体现出中国的二元经济不断发展的特征。企业的组织形式、内部治理结构等等，也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学家从来不缺乏好的选题。所以Nie说，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坐在金山上找金子，这话很有道理的。附带说一句，Nie给这个BBS做了很大的贡献，很值得尊重的。我相信他是个很有热情的人。

一些老师告诉学生说，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多，要选一个有新意的题目是越来越难了。实际上，题目新不新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的眼光要比较独到。中国人写了那么多文章，大部分都不是paper，而是article。原来有人说过，“以旧眼观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观旧书，旧书皆新”。其实做研究也是这样，题目无所谓新旧，做法不一样，最后高低就不一样。像增长的问题，本来都以为没戏了，后来Romer（好几个Romer）、Lucas几个人出来，就变成热点了。

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不敢高估，和一战时期的日本，和南北战争之后二十年的美国，大概可以比较一下：日本一直存在双重结构，直到1960年代，一战时期“女佣”（类似于我们的保姆）数量达到顶峰。女佣的数量的变化，反映出的是一个二元经济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消长。中国现在还早得很，所以邓小平真的很有洞察力，一再强调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有上百年。这么一来，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处在“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

我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也不敢高估。杨小凯说是台湾和香港1970年代的水平，没有高估，只有低估。现在北大、清华、武大、人大、南开、复旦等一批学校，或者是实质性的，或者是形式上的，都开始重视起经济学技术的教学来了，然后又有学者说，思想也很重要。其实技术和思想两个都很重要。陈平开玩笑说，CCER的特点是思想先进，方法落后，这么看来，技术的训练自然不可或缺，可是一强调技术，又有很多学生技术比较熟练，但是不知道究竟这个有什么用。

后来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落后，背后是经济学教育的落后；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落后，除了高级阶段的课程教育落后之外，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或者更加直接的说，就是像Samuelson的《Economics》那个层次的初级水平的教育落后，一开始就没有把问题讲透，教学过程中还是带有浓厚的科举制度的烙印。

现在看来，这种看法也不对。实际上，技术也好，方法也好，如果研究者没有做研究的热情，没有那股好奇心，没有－－抱歉，引用一句大家听得太多的话－－实事求是的态度，都是白搭。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国外的经济学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和我们差距究竟有多大，坦率地说，其实我自己并不清楚－－我所知道的，就差距大，无论是研究的规范程度、学术的团队和氛围，还是学者的敬业精神，都不可以道里计。如果要为经济学的发展多多少少做点什么，我们真的需要加倍的努力。

人的一辈子很短很短，白驹过隙。有时候我老想起小时候过年，大人给3块钱买花炮，用完一块就舍不再花了。一个人如果能够健康地活到80岁，而且还能够工作，那就很不简单了。这么算来，我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3块钱已经用完一块了，剩下的2块，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在不停的流失。可是过去的这三分之一，我又浪费了太多太多－－四个字：不堪回首。推己及人，我真的不希望看到，BBS上的同学们把这么多这么宝贵的时间花在一些意义不大的讨论上。

或许因为是深夜，情绪容易低落，不知道是不是太伤感了，扫了大家的兴。我也没想到我会写这么多，信马由缰，都要收不住了。也该打住了。

供稿：白鲨在线_聂辉华官方主页_契约与组织理论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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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鸿业 Turnovsky Samuelson Economics provides 高鸿业 掌故

好文章支持你！

我个人觉得针对任何问题，总是有先觉察的人，而势必要饱尝批判、孤独才被最终认可！中国的一切都是很有特的色！应该承认这一点！曾听我的泛涵老师说过，为什么中国就没有泛涵大家呢！国外大家提出某理论，中国的科学家会吹捧，顶礼膜拜，而对于国内某某提出的某某理论，刚刚展露头角，大家就开始批判了……

对有特色的中国，我们作为有特色的国民，国民中的先进者，应该尽力去做一些事情，改变一些事情，而不仅仅是情绪上的悲观与失望！

谢谢，学习的动力。

唉，这代知识分子可怜啊，先回来的都受了罪，反而是留在国外的名利双收，像杨正宁这样的名也有了，利也有了，最后还能整个娇娘。比一比气死你。

谢谢,顶起来吧

让大家都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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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啸鸣

发表日期：2007-05-20 23:55:42

第 1 楼

著名经济学家、人大教授高鸿业逝世
　
据中国人民大学网站5月18日消息，我国经济学界杰出教育家，西方经济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资深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5月17日上午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人大网站同时刊登了高鸿业先生的生平如下：

高鸿业先生，江苏徐州人，1921年出生，无党派人士，我国经济学界杰出教育家，西方经济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资深翻译家，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荣誉教授。

高鸿业先生194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获学士学位。1946年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经济学。1952—1954年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助教。1956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6—1957年任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1957年，高鸿业先生响应祖国号召，放弃在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国投身于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与其他学者共同主编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1962-1964年），介绍和评析现代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初，高鸿业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经济学，坚决主张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他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有必要结合中国国情，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用的部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率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开设并主讲研究生课程《西方经济学专题研究》，与其他学者合著《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并翻译了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十版），发表了《评萨缪尔逊经济学》，全面系统地介绍、评价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我国公认的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984年1月，高鸿业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办遴选为我国第二批博士生导师，由他直接培养的硕士、博士多达70余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于1983、1987、1992年三次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讲学与合作研究，并被聘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客座教授。

高鸿业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有：《评萨谬尔逊经济学》（1988年），《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1988年），《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1994—1996年），《西方经济学》（1996年），《现代西方经济学词典》（1996年），《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2002年）等；译著有萨缪尔逊《经济学》第十版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持翻译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和萨缪尔逊《经济学》第十二版。

几十年来，高鸿业先生在教育战线兢兢业业，辛勤耕耘，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他1988年被评为北京市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获北京市归侨侨眷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获吴玉章奖金；1993年获北京市十佳教师、人民教师称号；2005年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他治学严谨，许多著作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评价：《西方经济学教学指导思想的改革》获1989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现代西方经济学》获1991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评萨谬尔逊经济学》获198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1996年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被评为国家级教材，该书第二版于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本书的第二版、第三版和第四版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教材。

高鸿业先生从事教育事业五十余年，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一生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平易近人，甘为人梯，赢得了广大师生和同行的敬重，是公认的求真务实、知识渊博的学术大师。■

第 2 楼

高鸿业与他的西方经济学

在中国的大学中，他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西方经济学：第一个把萨缪尔逊《经济学》翻译成中文，上世纪80年代初此书销量超过10万本；最先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全国近1000万大学生使用；其课堂讲义，被当作考研之人的“红宝书”；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家地图》一书中，被称为“一等公民”……

他就是高鸿业。所有这些显赫的声名，竟然为一个不到一米七的、已经弯曲的身躯所负载。2005年岁末，当我们走进人民大学西区教师公寓，初见这样一位弱小的老人时，很有些吃惊，直到交谈之后才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哪里是外表所能完全代表的？即使岁月在他的身上蚀刻了许多印记，然而坚韧自信的生命依然发出熠熠之光。

少年丧父久去国 半生坎坷多磨难

30岁前高鸿业的人生，关键词是“战争”和“艰辛”。1921年生于江苏徐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高勉之曾任徐州第一家报纸《醒徐日报》的主编，后因揭露军阀县长贾月壁贪污救灾款项而被贾秘密杀害。毕业于山东女子第一师范的母亲张莲修做小学教员，将当时才4岁的高鸿业含辛茹苦养大。

从上海中学毕业以后，高鸿业面对的是抗日战争的硝烟和困苦。在“工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下，高鸿业考入当时已搬迁到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1944年春，国民党政府下令征召大学应届毕业生充任援华美军的翻译。“因我的英文成绩相对较好，短期培训后，我被提前派到昆明炮兵学校做炮兵战术课程翻译。”1945年夏，高鸿业等100名翻译被派遣到美国，实际是培训国民党政府的留美空军。于是，他来到密西西比州一家飞机场担任飞机维修翻译。

1946年9月，翻译任务结束后，经朋友联系，天性倾向于文法科的高鸿业进入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系读书，他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洗盘子、做清洁工、干农活。“1948年拿到硕士学位。想回国，已经买了船票。当时解放军围攻上海，船不能在上海靠岸，回不去了。”

无奈，高鸿业只好继续读博士学位。几年的半工半读生活十分艰苦：“住在地下室，工作不好找，什么活儿都干过。”最苦的是在一家皮毛厂，用手搓掉经硫酸水浸泡过的兽皮表层浮毛。”1956年高鸿业取得博士学位。“导师对我满欣赏”，凭了导师的推荐，他作了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教商业统计的副教授。

说起拿学位，高鸿业说：“学位不代表一个人的能力，我读博士都是逼出来的。一个人真正的能力在于他能做出什么成果。”

天堂地狱忽变换 赤子之心终拳拳

当了教授，“生活大大改善了，也有了汽车，也吃洋饭了。”干了一年，年近40还没成家立业的高鸿业开始思考长久之计：回不回国呢？“中国人在那儿要想做第一流人，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回去吧，面对一个新的环境，能不能适应呢？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有这么一个基本的想法决定了我的行动。如果要我一辈子，一直都在外国给外国人打工，那，我不干，我死的时候心里一定很不安宁。不管怎么说，我是中国人，吃中国饭长大的，一辈子没给中国人干一点活儿，对不起自己，那会是终生不可弥补的遗憾。”这段话，每个字他都说得掷地有声。

1957年高鸿业经香港回国。正好是“反右”前夕，政府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非常优待。国务院专家局专门派人到香港、广州接待，广州教育厅也派人招待。“优待极了，还可以全国旅游。软卧待遇，吃住都不要钱。”高鸿业到了北京，后来又到了人民大学。“到人民大学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反右’斗争来了。”“我是新来的。没说过什么话，没干什么坏事。是局外人。”

“‘反右’斗争我没事，文化大革命就有事啦！”高老的语气依旧平坦，只在话尾稍稍上扬。进牛棚、挨批斗，每天早上集体出发劳动，搬砖头、扫厕所。“干重活的全是老家伙，脸上有皱纹的，旁边坐着看书的监工都是学生，年轻人。”高老用“很怪的现象”来形容这个场景。

“如果说我回来懊悔的话，那个时候有一点，回来本来想给中国多多少少干点活儿，现在不仅不干活，反而成累赘了。”对于往昔，高老的语气可谓平淡如水：“我们关在牛棚里的十几个人，个个都吃得下，睡得着。哪怕吃学生的剩饭菜，香得很。”

后来下放到江西当农民运大粪，甚至还有些意外收获：一直以来的失眠症好了。“无所用心且吃得上东西”的日子里，高鸿业的心态和身体都非常好。

孜孜不倦研“西经” 守得云开见月明

回国后不久，高鸿业就发现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还停留在马歇尔的阶段。他心里想，这种状况对中国很不利，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但他也仅仅是想而已，那时候被当作反动学说的西方经济学，几乎是不可能正常研究的。

1958年在人民大学，高鸿业先给经济系老师讲西方经济学，后来人大和北大在全国首开西方经济学课程，高鸿业主讲。“当时不叫西方经济学，叫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要想前进，必须有一个对立面。经济学方面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我好比唱戏一样，演曹操、演坏蛋。当时讲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树立靶子，做批判对象。”高鸿业谈起当时的情形不乏幽默。

作为靶子的还有一套书——《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包括《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人民资本主义》、《计量经济学》），高鸿业和北大几位教授主编，并且合作撰写其中的《凯恩斯主义》。“不是我们自愿编写的，那时谁敢写？”后来有人提出把萨缪尔逊《经济学第五版》最重要的十章翻译成中文。高鸿业承担了翻译任务，书出版后不久“文革”爆发，这本书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十年，“不要说西方经济学，除了马恩列斯毛著作外，谁都不能名正言顺地看别的书。”于是有十年左右，高鸿业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经济学。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以后，已经50多岁的高鸿业才正式开起了西方经济学课。“如果说我有遗憾的话，有十年的功夫吃了睡睡了吃，想做任何事情根本不可能，耽误了十年。现在想做事情，又做不到了。”高老依旧平和的语调中有些许的淡暗。十年后的西方经济学，和高鸿业离开美国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他天天泡北京图书馆，差不多花了两三年工夫，才把新课补上。

此时萨缪尔逊《经济学》已经出到第十版。“上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不一样了，这个玩意儿虽然也是资产阶级的，要批判，但是也要吸收”。高鸿业花了三年翻译全书，这本分三次出版的书在80年代初作为一本西方学术译著，卖出了10多万本。

60岁以后，高鸿业的学术研究仿佛才“上道”，1982年到1998年的16年间，他单独编著、与人合著作品近十部。其中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评为国家级教材，至今仍为全国很多高等院校首选；1998年，高鸿业以77岁高龄翻译并评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将书中凯恩斯未曾推导过的公式全部推导出来。

一生西学多浸淫 却是马列信中人

“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乱子，就是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点不能丢啊！”高老的话语重心长。“虽然我不是党员，我拥护共产党。因为现在还缺少不了它，没人能够代替它。”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没什么用，我说有用。什么东西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照搬西方经济学所推祟的模式。如果完全照搬，跟前苏联差不多，整个经济很快就会垮下去。什么东西使得中国人采取局部、有限度推行市场经济的办法？我觉得是马克思主义。”

一辈子浸淫在西方经济学中的高鸿业，对马列主义却是情有独钟。回国后他“对马克思主义下了点功夫”。通读了《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业余还学了俄文。对于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有被边缘化的现象，他说：“这不大好，甚至于可以说很可能其后果欠考虑。”

1991年，在《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的简要说明》中，高鸿业阐明了他对于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态度：“在整个理论体系上，对它加以否定；在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上，要看到它的可资借鉴之处。”现在依然如是。他说：我们中国人学西方经济学和西方人学习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培养西方经济学家。中国人要培养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懂得西方经济学的人，目的是为了中国所用：一方面指出它不对的地方，对中国有害的地方，好比药不能乱吃；同时也要知道它有用和有害之处，必须加以鉴别。

对于目前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他认为，“缺陷是联系中国现实不够。”“西方的教学人员比较不空谈，很注意实际的事例。在这方面，包括我在内，中国的教学人员，比较懒一点。”
“联系实际”是高鸿业做学术的核心词汇。“所谓学术，是为了解决实践问题而存在的，不能直接或间接解决问题的学术研究，毫无意义。”“学术本身就来自实践。没有经济现象，哪有经济学啊？”

后记：高鸿业印象

马上就满85岁的高鸿业，苍老瘦小但是乐观、豁达。“我跟你讲，我活两年都没把握。”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一如既往。

他每天看报纸，看《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中国电视报》。
一直到一年以前，他还每个月去趟北京图书馆。最近半年去不动了，“但能去我还想去，去惯了，不去难受。”

他爱书，家里全是书，有他喜欢的中国旧诗词还有马恩列斯毛全集和各种经济类、管理类著作等，但却没有他自己翻译或者编著的书。

他年轻时爱看小说，喝杯淡酒。客厅的书架上放着英文原版《福尔摩斯探案集》、《嘉莉妹妹》、《艰难时事》、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买了还没看。年轻时喜欢听听唱片，他指了指对面的音响，“那是我的音响，好久没有听了”。

他看《圣经》，不是因为信基督教，而是因为有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圣经》教义相冲突。

在美国12年，他没起过洋名字。“为什么呢？长着一幅中国脸，有中国人的黑头发，中国人的思想，用中文名我感到舒服。”

第 3 楼

他看《圣经》，不是因为信基督教，而是因为有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圣经》教义相冲突。

俺还没看圣经那

哎，悲哀啊

顶上去！

呵呵。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