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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年代末期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似乎突然开始发现经济地理学的价值。克鲁格曼在《地理学与贸易》一书中首先提出“新经济地理学”这个存在争议的新科学名词。此后，他又在《发展：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26]、《自组织经济学》[27]和最近与他人合作的《空间经济学》(1999) 以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试图致力于创建“新经济地理学”。他试图“使人们接受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22]。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赞成他的看法，如商业经济学家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链对于决定该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克鲁格曼的看法相类似，波特也认为：有必要将经济地理学带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并使其成为经济学核心的分支学科[39, 40]。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如Anthony Venables[51]、Masahisa Fujita[15, 16]、W. Brian Arthur[3]和Bruhart[6]也加入了建设“新经济地理学”的运动。

随着建设“新经济地理学”运动的扩展。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评论起这次“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回归”(详见Dymski [12]；Ottaviano and Puga[37]；David[11]；Schmutzler[41]）。由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有所差异，因此他们对地理学所关注的焦点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但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位置和场所与经济过程相关，经济地理学应该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回归到主流的经济学中来。

根据马丁的观点，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包括2个重要主题，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34]。在传统经济学中，报酬递增、完全竞争和比较优势是3个基本的假设条件。最近，经济学家对报酬递增的兴趣又开始复兴 (如Buchanan and Yoon[8])，克鲁格曼[22]也参与了报酬递增理论框架的构建。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于决定贸易、集聚和专业化比报酬稳定和完全竞争更加重要。事实上这2种理论框架存在许多差异，相对而言，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更加复杂和现实。例如，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代理商往往根据价格来决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而不去考虑其他代理商的行为决策。相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个代理商的行为决策往往要考虑其他代理商的影响[12]。“新经济地理学”的报酬递增模型主要用来解释产业活动在区域上的配置以及在地理上的空间集聚现象（最早运用报酬递增来解释地理空间集聚的并不是克鲁格曼，主要有马歇尔主义和钱伯林主义2种传统方法）。克鲁格曼认为“资金外在性”对于形成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是重要的。在传统经济学中，“技术”与“资本”这2种外在性要素之间长期存在着界线。克鲁格曼认为：在报酬稳定、完全竞争条件下这种分界是无益和无效的[23]。克鲁格曼更关注“资金外在性”(即市场规模效应)，而不是“技术外在性”(公司之间研究成果的转移)。与这些向心力相对应，也存在着如租金和工资成本等离心力使产业活动趋于扩散。但从总体上说，交通成本和劳动力的可移动性是决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关键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主题是“新增长理论”[34]。据该理论，新古典集聚理论在区域尺度上比在国家尺度上更适用。经验显示：如果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减少很慢，或者根本就没有减少，结果将导致区域的扩散或极低速率的集聚[34]。如同“新贸易理论”引起了对空间集聚的兴趣一样，主张劳动和资本报酬递增的“新增长理论”也引起了“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集聚的兴趣[34]。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21, 22, 29]。

除上述2方面以外，克鲁格曼还对抽象并且有些不确定性的复杂性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以此回应亚瑟关于复杂性和自组织概念对于描述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学是有用的讨论[12]。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复杂性的主要特征是复杂系统经常表现出随机的自组织性：始于无序的初始状态，向高度有序的状态发展，在统计学上表现出非常简单的规律性[25]。与亚瑟不同，他建议用非线性动力模型来定义报酬递增，适用简单和规则的模型来描述与其相关的复杂系统。

在西方学术界，由克鲁格曼及其同事所倡导的“新经济地理学”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比如，Ottaviano和Puga[37]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家研究区位提供了一种新方法”。Schmulzler[41]则认为：“新经济地理学”除了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兴趣外，至少在2个方面对经济学著作做出了贡献：(1)“新经济地理学”把报酬递增运用到规模上来解释集聚模式。该思路提供了将区域经济学中不同研究方法连接起来的一个框架，如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般均衡假设和个体相关选择等方法；(2) 克鲁格曼 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

毋庸置疑，“新经济地理学”是以数学模型为基础创建的。对于克鲁格曼及其他倡导“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来说，模型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代表。克鲁格曼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在模型策略、技巧和原则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他们利用模型来解释发展理论”[26, 4]。克鲁格曼认为：“新采用的‘新贸易’及‘新增长’理论模型技巧与传统的空间分析不同，它从个体的最大化中得到行为的集聚。”[28]

但对地理学家来说，这些并不是创新成果。在他们看来，尽管“新经济地理学”提高了建模的技巧和理论规范，但它对模型的应用与60年代它的先驱 (经济地理学的孪生姐妹)———空间科学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即都是源于理论假设和逻辑实证方法，更何况地理学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革命对地理 (空间) 模型应用已经相当熟练。克鲁格曼的方法常开始于一个实际问题，然后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来解决。但不幸的是，这些方法及理论对大多数同时代的经济地理学家并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放弃了计量地理模型的追求，转而追求一种模糊的方法[35]。

很显然，虽然在研究空间集聚、区域增长与集聚以及国际贸易的地理关系时，许多经济地理学家与克鲁格曼及其他经济学家有着相似的兴趣，然而从方法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许多经济地理学家已经放弃了过于形式的模型，而寻求更现实的方法，如不同类型区域的政策以及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影响等；而克鲁格曼仍然依赖不现实的假设模型，并用之代替真实世界中问题的核心部分[26, 35]。

地理学家过去由于注重数学模型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区位的忽视[35]，如在传统的空间集聚模型中，区域、区位和场所常常用来代表某种经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的形状，而文化、社会、历史、制度等对于决定经济过程和形成经济景观非常重要的因素却被忽略了。在区域集聚研究中也是如此，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在同时期的经济地理学家的研究中则普遍受到重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能解决空间 (区域或地方的) 经济的概念以及空间经济与经验世界的关系等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除了过于依赖抽象、简化的数学模型以外，普遍被认为缺乏实证研究[35, 10]。虽然克鲁格曼和其他学者如亚瑟在他们的模型中使用了经验检验，但这些经验数据不足于使读者对模型的相信。更何况对于“新经济地理学”来说，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因为如此，“新经济地理学”的许多内容并没有引起地理学家的兴趣与赞赏。例如，新区域集聚模型被批评为几十年前就被威廉森等人检验过、在本质上与新古典方法相似的模型[34]。再如，“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集聚模型忽略了许多要素，如国家行为和外在需求等[43]。

“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从外部性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的是资本外部性而不是技术外部性，这样技术溢出的外部性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便没有得到重视。恰恰相反，80年代后许多经济地理学家开始研究技术对促进产业增长、区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如区域产业发展被认为是本土化的过程等。而克鲁格曼将外在经济和区域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对产业地理学进行了一次不小的修正。

3.2 “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对立

“新经济地理学”除了其方法及理论框架在认识论上的局限之外，更致命的是他们对地理学不甚了解。克鲁格曼在其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运动开始的名著《地理学与贸易》[21]一书的参考目录中仅引用了4条地理学的条目，其中的2条分别是1927年和1940年的[19]。在最近的《发展：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26]一书中，克鲁格曼仅仅参考了地理学家们的2项主要研究内容。其他“新经济地理学”的作者如Arthur和Barro以及Sala-I-Martin根本就没有引用地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34]。即使克鲁格曼引用地理学家的工作，也经常拼错他们的名字，在他1995年出版的《发展：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一书中就可以发现这种情况。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家希望将经济地理学回归到主流经济学中，但对经济地理学却持轻视态度。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学派中的经济学家的看法，“地理学家常常简单地反对模型，反对定量，反对明确”(特别是由于他们在数学建模上的不足)[13]。克鲁格曼对最近经济地理学放弃空间科学 (数学建模) 而转向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等的研究方式感到相当的迷惑不解，其他的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感觉[13]。在他们看来，定量方法及数学模型是描述和表示经济世界的最佳方式，地理学家最近却放弃这个传统而寻求更加“模糊”的方法是不明智的。事实上，当读到有关“新经济地理学”特别是克鲁格曼的著作时，许多地理学家对其中傲慢的词语和看法感到愤慨。克鲁格曼和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一开始就意识到大多数经济地理学家可能没有认识到“地理学”所代表的真正意义。当克鲁格曼开始建立“新经济地理学”时，他就预言地理学家不会喜欢他对“地理学”术语的用法和他的模型。

克鲁格曼[28]声称：“新经济地理学最明显的贡献是它帮助结束了主流经济学中不考虑空间结构问题的做法”，但地理学家事实上已经做了许多他们想要做的工作[34, 35]。

尽管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之间有密切关系，但绝非系统性的，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地理学家引进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时，经济学家似乎不想与经济地理学家进行交流；今天，经济学家试图从理论上对地理学进行再定义，想建立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时，地理学家深感不安。

当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试图把经济地理学带回到主流经济学中并建立“新经济地理学”时，事实上，经济地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0, 7]。一般认为，在70年代之前，经济地理学习惯于运用空间科学及区位理论的实证主义方法。7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开始统治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经济地理学便从80年代中期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在80年代后期，经济地理学似乎没有及时地抓住世界经济的迅速变化 (即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等等)，仍习惯于用传统的理论 (如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来描述经济发展，其发展过程被悲观地描述为“危机”和“不确定性”[30, 33, 14, 2]。80年代以后，经济地理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等范畴都得到了明显扩充，其思想包括法国的规则理论、Schumpeteriran技术溢出模型和制度经济学理念。最近，经济地理学又转向经济社会学和文化理论来寻求灵感[35]。

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常常不能把空间或位置放在恰当的关系中，而地理学家在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把空间与现实的人类社会看作一个共同体。我们引用Trift和Olds[50]的框架来描绘新经济地理学的前沿研究领域。按照拓扑学上的4个前提条件———闭合区域、网络、流和位置看，将有4个主要研究领域统治经济地理学的未来，地理学家可能已经实践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被实践。第一个研究领域采用“非正统但却被广泛构建的方法，在流通中处理国家与州及多国之间的合作、国际竞争、国际政体、规则理论的第三次浪潮、管理体制等”。这个领域基本上是“经济学的”。第二个领域的工作与网络的前提相对应，关注于“社会的”决定因素，包括对网络化企业的自组织、知识区域、货币网络和种族之间的商业网络的研究等方面，该领域主要是以“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和种族地理等”方法为基础。第三个领域的工作建立在流的前提条件下，主要关注“文化的”决定因素，研究“象团体、个人和需求以及身份和情感等问题”，其方法包括“符号学、对谈话的分析、肖像学和种族地理学”。第四个领域的工作是赛伯空间地理学，主要包括后结构主义和一些“流”研究的方法。

老兄，确实实外高人

据我所知，写这篇批判新经济地理学的人根本不懂得多少数学，更别说拓扑学了，他们看不懂克鲁格曼的paper。什么“拓扑学上的4个前提条件———闭合区域、网络、流和位置”，我问过一个数学家，她说，拓扑学没有这4个前提。Schumpeteriran提出的是技术扩散模型不是技术溢出模型。什么后结构主义地理学，无非是玩弄名词，所以在美国昙花一现。

我也曾用这个理论写博士论文，并将其中几章改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之类的杂志上。我的感觉是，新经济地理学就是经济学，与地理学联系不紧密，我曾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作这一方面的综述性的学术报告，他们认为思想并不新鲜。另外，新经济地理学的新就是重新解释了许多经济现象，理论上的新就是应用了垄断竞争模型与运输成本假定，其实思想是挻简单的，只不过数学推导过程复杂。

还有，我认为一门新的学科诞生，人们不要揪住其暂时的缺陷不放，先看看其是否有可吸收的优点和合理性再说。就新经济地理学来说，它的确解释了许多传统理论没有解释的现象，这就够了。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文献有：the spatial economy, the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和其它一些较为零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