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金融版与学者专栏举办赵晓教授金融风险和货币政策的讨论

以下是引用cymbidium在2007-6-5 21:43:00的发言：

人大经济论坛热烈欢迎著名经济学家赵晓教授

赵晓教授对金融风险讨论的回复：我想大家讨论得很好，非常高兴有这么多人对此问题有兴趣。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回答都还不能说服我。我自己也正在思考这些问题，但也没有非常定型的答案。同时，就我所接触到的人和看到的文章来说，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所以，我以为我们大家仍要继续求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需要中国的学者以及中国政府有比较成熟的想法，至少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后也不后悔的思考。

赵晓教授对印花税讨论的回复：《印花税的出招精明而不高明》

赵晓教授社会责任感和经济学功底兼而有之，希望能常常看到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文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30 21:52:00编辑过]

宏观金融风险的来源是经济基本面和制度的漏洞,无数的例子给了我们金融危机是怎样发生的,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它不发生,难道在这些经典案例中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做错了么?有谁能知道如果政府采用相反的政策不会引起另一种方式的金融危机或者说直接导致经济衰退呢?如果真的有一种政策能够规避所有的金融风险，这种政策会是固定不变的么？还是随机应变的？光凭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真的能规避金融风险么？

让市场自由发展固然是好事，但是中国能经受的起市场自由发展的洗礼么？让中国经历一个美国１９２９年的股灾会怎样？大家是看着目前的盘整的市场舒服一些还是到时候让股灾把大家都变成穷光蛋更好呢？那样的教训经验起的教育效果可是政府怎么调控都无法达到的哦，问题在于中国能经受的起么？

也许一个讨论或者命题并没有正确的答案,或者即使有人们也无法找到,甚至即使人们能找到过去的,也无法知道现在的或者预知未来的,这不正是经济学的奥妙所在么?

非常高兴能看到赵晓教授的问题得到大家的强烈反响,并且积极表达自己的思想,作为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人大经济论坛就是需要这样的激烈的讨论.再此本人谨代表人大经济论坛对赵晓教授,对参与讨论的广大学者,经济学金融学兴趣爱好者表示衷心感谢.

汇率并不能解决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当前的升值压力来自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反映的是当前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的现状。过于僵化和缺乏灵活性的汇率制度，非常容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外资大量流入一方面造成的国内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另一方面短期投机性资本的异常流动也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因此，对外资过度追逐国内资本“必须”保持高警惕，同时应加强研究应对对冲基金和跨国投资活动的监管方法。

财政部的税率政策属于总体调控，无法区分理性价值投资与非理性价格投机，或许并不一个非常有效的抑制证券过渡交易的工具。央行的货币政策属于总量调控，无法区分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或许也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抑制投资的工具。在通胀压力、价格上涨和本币升值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以和谐发展为出发点，需要协调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作用，需要促进经济的有效运转和制度的完善进步，需要从当前证券市场问题和其他国家金融危机中学习大国崛起的智慧。

很有道理！！！

好帖就要顶！

● 斯蒂格里茨 ：

亚洲危机十年后的思考 (2007-07-02 )

　　今年7月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周年纪念。1997年7月，泰株大幅度贬值。不久之后，金融恐慌开始波及印尼、韩国，而后又蔓延到马来西亚。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亚洲金融危机就发展为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导致俄罗斯卢布和巴西里亚尔一泻千里。

　　身处危机之中，没有人会知道经济究竟会下降多少，也没有人知道下降期会有多长。但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始终与危机如影随形。虽然每次经济都得以恢复，但每次危机都有各自的教训。因此在亚洲危机发生十年后，我们很自然地要问：这场危机的教训是什么，世界各国是否汲取了这些教训？这样的危机会不会再次发生？而另一场危机是否又即将来临？

　　当时与现在的情况相比有一些类似之处：1997年危机之前，资本从发达国家快速地流向发展中国家，资本流量在六年之中增长了六倍。金融危机后，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明显放缓。 　　

世界需要更好的预防危机 　　　

　　危机开始之前，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溢价已经低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事实证明这些人观察正确：危机爆发的标志就是风险溢价水平迅速飙升。而今天，各国对流动资金的过分沉溺带来了相对较低的风险溢价和资金流动性的再次苏醒，尽管人们已经就世界面临巨大风险这一观点，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包括由风险溢价返回正常水平所带来的风险）。

　　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市场缺乏透明度。但当发展中国家将矛头指向秘密银行账户及对冲基金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渴望提高透明度的热情就迅速消失了。自此以后，对冲基金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而秘密银行账号也不断增加。

　　但当时和现在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都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严酷的现实，让它们学会了不这样做所要付出的代价，那就是一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强行介入，不仅会剥夺它们的经济主权，还会迫使它们出台增加向西方债权人还贷的政策，从而使它们的经济深深陷入萧条和衰退之中。

　储备的代价十分昂贵，因为这些资本不能投资到促进增长的发展计划当中。但尽管如此，降低再次发生危机和再次失去经济独立的可能性所能带来的好处，却远远超过了所要付出的代价。

　　这种外汇储备增长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保险的同时，也造成了新一轮的全球波动。特别是当美元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失去其价值载体的神圣地位时，重新平衡这些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外汇组合，就需要大量地售出美元资产，从而导致美元进一步走软。　　

　　发展中国家也在过去几年中大幅度增加以本币计算的借贷，从而成功地降低了外汇风险。对仍然背负着沉重外债的国家来说，风险溢价的增加即便不直接引发危机，也几乎肯定会导致经济混乱。但这么多的国家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小了。 　　

两大教训并未为人汲取

　　在1997年危机期间，人们就达成了需要改革全球金融架构的共识：世界需要更好地预防危机和在危机发生时更好地进行处理。但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意识到，尽管可能发生的改革能为世界带来诸多好处，却并不符合它们的利益。

　　它们竭尽所能地确保危机期间不会进行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改革，清楚地知道危机一旦结束，改革的动力将会迅速消退。它们比自己所了解的更为正确。归根结底，谁能事先预料到克林顿卸任之后，继任的会是一位竭尽全力在所有可能领域破坏多边体系的美国总统？

　　举例来讲，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阿根廷危机之后，明智地提出必须找到债务重组的更佳方法（即国际破产程序）时，美国否决了这项动议。当经合组织提出限制银行保密协议的时候，同样未能逃过被布什政府否决的厄运。

　　实际上，危机最重要的两大教训都没有得到汲取。首先是资本市场自由化（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以接纳短期“热钱”）伴随着巨大的危险。中国和印度是当时仅有的两个成功躲过危机的大国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因为两国都坚决抵制资本市场自由化。但今天，两国都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自由化压力。

　　第二个教训是在融合度很高的社会，需要有值得信赖的国际金融机构来制定发展规则，促进全球稳定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听命于美国（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和欧洲（按照惯例任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脑）的操控，该组织很久以来一直被认为代表国际债权人的利益。基金组织未能在1997年危机中有所作为进一步损害了它的可信性，而它未能就威胁当今全球金融稳定的主要因素拿出任何办法，也使其局限性暴露无遗。

改革仍然必不可少，其中包括对全球储备体系进行全面的检查。也许我们不会再次面对1997年全球金融危机，但有一点一定不要搞错，那就是全球金融系统的任何缺陷都会让我们在繁荣和稳定两个方面付出惨重的代价。

·作者Joseph 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新著作是《让全球化发挥作用》。

文章原题：The Asian Crisis Ten Years After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7。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翻译：许彬彬

赵教授言辞中肯，不知道国内搞经济的智囊经营之类名人又没有同感和痛感？呜呼哀哉！

近些年，往往是中国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就连传言也能引起国际市场的风波，此言再次得到验证。

黑石集团除上市首日以36.45美元/股的价格高开，此后7个交易日内，其股价一直在下挫。直到上一个市场交易日，首次跌破的中国外汇公司的入股价，报29.27美元/股。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有３０亿美元的投资，以29.61美元/股的入股价计算，当天，SIC对黑石的这笔投资出现了约2.58亿元人民币的亏损。而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中国外汇公司将连续4年持有黑石股份，持股比例约占其总股本的9.9%。有专家说，承销商为黑石定价过高是致其股价下挫的主要原因，也有的说是美国政府打压的结果。

看样子，谁来掌管这个“家当”，怎样管理这个“家当”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金融安全首选的是“经理人”；与此同时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目标、管理机构、职责、资产构成及监督诸方面也需要立法，千亏不要让国家的外汇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