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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小民百姓的产权 发表日期：2007年4月26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薛涌

随着《物权法》的通过，关于改革（特别是产权）的争论肯定增多。中国最“牛”的钉子户是此法通过后第一个爆炸性产权事件。类似“手捧《物权法》反对停车位收费”等新闻也不断出现。这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对改革的成败进行一番反省，并为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澄清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从保护这些小民百姓的权利（包括产权）开始。 那么，保护小民百姓的权利，在技术上如何操作呢？这不是一句口号能够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对个人权利，特别是产权的生成，有一个历史的了解。 制度与习俗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我们熟悉的故事是，一个村的农民面临饥荒，为了基本的生存，冒死签了协议，私分土地，并发誓为首者如果因此举被处死的话，其他人必须帮助抚养其子女。这是联产承包的开始，也是中国改革的契机。 遗憾的是，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早已经被许多人忘记，其中制度创新的意义也没有被充分挖掘。 他们的遗产，要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产权。这些农民自己达成了一个协议，能够厘清哪块地在事实上是属于谁的（即谁来承包）。这是一个不完全的产权，我称之为“软产权”。它揭示了产权确立的过程远不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简单，同时也帮助我们解答了在目前这种“全民所有”的体制下如何逐渐确立私人产权的难题。 这些农民分地当时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相反，这是触犯法律的行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软产权”（即对土地的使用权）是如何成立的呢？这就要靠习俗。大家根据习俗中所培养的“合情合理”的原则，重新划分了土地的使用权，并对这种分配达成了共识。如果有人不同意，跑到上面去告，并且有人民公社制的政策和法律作为靠山，这种制度创新就无从发生了。 这一过程告诉我们，产权从无到有，最后获得确定，习俗常常比法律更为重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西方广义的制度经济学派中，许多学者运用博弈论来研究经济制度和制度生成的历史，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会有启发。 首先，他们对制度的解释，比我们的理解宽泛得多。制度，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和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机构和组织，还包括习俗，信仰，伦理道德等等。 在这个框架中分析，制度的成立不仅要靠需要法律法规和其执行机构，而且要靠人们对这一制度的信仰程度。比如，我们即使有好的法律法规，但法官决定接受贿赂而不是执行法律，老百姓也因此觉得盲目相信法律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行贿之时，这些法律法规就成了一纸空文。 那么，怎样使新的法律法规或者制度创新成立呢？最重要的是你要使这些法律法规在人们的信仰中获得支持。而这种信仰，又是根植于习俗之中的。否认了习俗，就等于抽掉了人们的信仰系统对法律法规的支持，最后会发展成一种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模式。 要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不妨把信仰分为两种：一是内化的信仰，即内心认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一是行为信仰，说白了就是见机行事：对别人如何行动有个判断，然后再根据别人的行为确定自己的行为。用个直白的话来解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内化信仰也许是要待人以诚，肝胆相照。但是，行为信仰告诉你，别人未必如此行事，反而可能趁你老实进行欺诈。这样，根据别人的行径，来确定自己的行为规范。我们日常的行为，一般也是由这两种信仰所决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制度创新为什么都要尊重习俗，建立在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的秩序”之上。 法律需要行为信仰的支撑 当进行制度创新时，也许能改变人们的内化信仰，但很难改变人们的行为信仰。不尊重习俗，就很容易失败。举个例子，布什出兵伊拉克，号称是推行民主。他认为民主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超越了任何文化和宗教。美军会被欢呼为解放者。从内化信仰上看，这并不错。和一个伊拉克人解释民主的好处，说大家选举国家元首，尊重选举结果，不满意几年后可以再选，总比在萨达姆治下的恐怖日子好吧。从大量伊拉克人民出来投票的事实看，确实许多人被说服了。但为什么这个国家如今无法靠民主形成秩序呢？原因是，即使伊拉克人在内化信仰上接受了民主，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他们无法相信别人也会有这种信仰或按照这种信仰行动。相反，别人可能利用他们的天真，占他们的便宜。在这种“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理驱使下，他们就放弃了民主的行为。 由此可见，传统和习俗规约着人们对彼此行为的预期，并根据这种预期形成自己的行为规范。改变一个人的内化信仰容易 ，改变这种人对别人的预期则很难。比如，许多中国人在美国温文尔雅，排队，给别人开门，照顾残疾人，“对不起”“谢谢”每天不离口，乃至有人感叹中国人到了美国都变好了。但同样是这些人，回国不久又变回来，和人家争抢吵架。为什么？这些人的内化信仰已经是美国那套规矩，而且在美国对人的预期是别人也信奉着同样的东西，有同样的行为方式。举止文明，对大家都好。回国后，虽然还相信同样的道理，但对别人的预期变了，觉得自己再这么死心眼地当好人就是白吃亏，受欺负，结果对别人的预期改变了他们的行为。 当初分地单干的那些农民，顶着现行政策法律的规约。但是，他们都不信那些法律，觉得那是要他们命的东西，不得不拼死反抗。同时，他们根据习俗确定了新的规矩。这种习俗，第一符合他们为人处世的传统道德，为他们内化的信仰所支持，使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第二符合他们对彼此行为的预期，因为大家在一个村子里世代聚居，知根知底，有共同的行为规范。由此可以看出，内生的传统和习俗是生机勃勃的，外加的法律法规则是苍白的。 中国最“牛”的钉子户在重庆身陷十几米深坑的包围，高扬国旗捍卫自己的产权，并获得了老百姓的压倒性支持。一向鼓吹产权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起草《物权法》的法学家们，在《物权法》公布后的第一个爆炸性的产权事件中，要么集体失语，要么玩弄抽象的法律条文，给不支付市场价值补偿的拆迁寻找理由。应该承认，中国在私有产权上刚刚有个概念，有关法规还相当粗糙，有大量自由解释的余地，咬文嚼字可以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但是，我们对不完备的法律的解释，如果离习俗越来越远，这些法律最终也会成为一纸空文。大家不管是在内化信仰上还是在行为信仰上，都会否定这样的法律，觉得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必须行贿拉关系，交结权势。法治社会的理想就泡了汤。 与此相对，当年分地的农民，在没有任何法律支持的情况下，根据习俗制定了游戏规则。他们的规则不仅在本地有生命力，其精神还指导了中国的改革。即使在涉及国有土地的拆迁问题上，也应该首先尊重原住户在事实上的土地使用权。道理很简单，人家在那块地上住了几十年或者几代，他们的权利是为习俗所支持的。 从产权到社区自治 当初的分地单干除了根据习俗确立“软产权”外，还有另一个更被忽视的意义，那就是社区自治。中国社会，包括我们的经济学家，接受私有经济以及私有产权很容易，但很少具有理解社区自治的历史意识。 从社区自治的角度考察当年的分田单干，就会发现其中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产权的问题。 没有社区自治，产权也很难确立，更难以保障。分田单干除了确定谁家种哪块地以外，还规定了如果发起这一制度创新的人被政府法办，其他人必须承担其子女的抚养义务。换句话说，这是社区自己组织起来，规定如何分摊制度创新可能带来的“成本”。没有这个承诺，分地的行动很难发生。同时，分地之后，一些村内田头的公共事物，也要靠大家协商解决。这一社区的自组织行为，在缺乏社区自治传统的中国，更是殊足珍贵。 我们虽然对这一自发的草根政治行为没有好好总结，但是，我们的农村从联产承包走到基层选举，说明一些决策者已经正视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没有社区自治，原来那些创造经济效益的“软产权”也难以保证，甚至基层的秩序也很难维持。 这一问题，同样延伸到私人产权逐渐确立的城市中。你买了房子，获得了房产权和土地使用权，是否就获得了真正的产权呢？并不完全是。因为你不仅需要控制你的房产权，还要控制周围的环境。试想，你花掉一生心血在一个好的社区买了房子，但不久家门口盖起一个极度污染的工厂，随后又是赌场，按摩院，周围乌烟瘴气，家里要装两道防盗门，出行小心谨慎，形同监视居住，你难道真正拥有了产权吗？再如那个重庆的钉子户，他誓死捍卫自己的房产。但捍卫住了又怎么样呢？他家全被十几米的大沟所包围，出入危险，甚至断水断电。在这种状态下，他充分享有自己的产权吗？ 所以，保护产权，就必须有社区自治。房主搬进一个社区，要有权和邻居们一起，决定要把自己的生活环境建设成什么样。政府要向这些房主出让社区的管理权和行政权，就像向村民出让行政权力一样。 重庆这个钉子户的结局要比大多数被拆迁户好得多。而他曾经面临的困局，说明在没有社区自治的情况下的私有财产是多么空虚。设想一下，如果社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就可以通过公共讨论决定如何与开发商讨价还价。比如，他们可以选择以更好的价钱把这块地卖给开发商；也可以决定不卖，通过自己集资招商改建社区；或者选择这个房主提出的条件：给我们在新建筑中按原楼层，原面积和朝向建设住房，大家在这里共同发展。没有这种社区自治，这个钉子户所剩下的选择不过是争一口气。他无法保住自己的产权，最多成了产权烈士。 所以，产权必须在社区自治的制度架构中才能健康发展。一个以民主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和谐社会，也必须在地方自治这一“草根”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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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流经济学家 惊天地泣鬼神 制度经济学派 主流经济学 土地使用权 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