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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是资本天然的价值追求，而由于人们对社会资源占有状况的不同，收入分配本来就有无限拉大的趋势。显然负有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政府决不应当再将“效率优先”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推波助澜，而应该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等手段缩小这种差距，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运行。
只有“公平优先”才能唤回和谐社会
郑现莉
经过近30年来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的经济改革，我国社会财富在一小部分人群手中积累的速度可谓空前。在改革以前，我国是世界上财富分配最“平均主义”的国家，可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内，我国却迅速转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一极，是财富和资本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汇聚到了官僚集团或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少部分人手中；而在另一极，教育、医疗和住房成了压在底层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社会公正问题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也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就业问题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正在底层悄无声息地积聚着，如不能及时有效地予以扭转，总会有爆发的那一天。在这样的经济、政治背景下，胡温执政以来一系列关注民生问题、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策的出台，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两会上关于“共建”与“共享”问题的讲话，对于我们认识新时期、新形势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
我国经济整体无“效率”可言
目前，我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社会资源和财富迅速地流向了少数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北师大教授钟伟的统计资料表明，内地50个富豪的资产即相当于5000万农民的1年纯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另外，中国社科院在一份年度调查报告中也指出，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是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3，美国为0.41，巴西为0.54。除了社科院之外，一些媒体也就此做了抽样调查，结果同样让人担忧。《中国青年报》于2006年12月底发表的报告显示，90％的受访者都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太大。
来自国外的报告也提出了类似的警报。一份2006年10月17日由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美元计算，中国大陆共有25万户百万富翁家庭，而这些家庭与其他阶层相比较，财富的增长速度又是最快的，他们所管理的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幅高达18％。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百万富翁家庭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比例更高。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的财富。
而社会底层民众的经济收入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相应地提高，甚至有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收入水平最低的10％的人群，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的实际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对各种产品的需要量十分巨大，具有无可比拟的市场潜力，本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简单，潜在的“需要”要转化为现实的市场购买力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底层民众要有强大的支付能力，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正是由于我国广大底层民众购买力的低下才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内需市场迟迟启动不了，于是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越来越依赖于外部市场。特别是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快速升高。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为70％，目前更是达到了80％，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知道世界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的平均值仅为17％。这不仅引起国内资源、能源供应紧张、贸易摩擦频发等显性弊端，而且出口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也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单位价格一路走低。譬如，化纤印染布每米出口毛利润以由加入WTO之初的0.11元下降到了0.03元。出口价格战越惨烈，企业争份额、争市场的拼劲就越足，出口价格也就越低，呈现典型的恶性循环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利润被跨国企业压到了最低点，自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无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也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只能是扩大内需。道理很简单，收入越少的人，其收入中就会有越大的份额用于各项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而收入很高的人，其收入中只有很小的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尽管他们的消费水平很高，他们收入中的大部分都要用于再投资。如果投资于生产领域，尽管也会暂时增加诸如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的需求，但一旦投产之后将会创造更大的产品供给，加大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缺口。如果投资于房地产等投机领域，只会抬高这些产品的价格，抑制低收入者在其他产品上的需求，同样对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不利。
其实扩大内需这项政策已经提出有年了，朱镕基时代就致力于此，可效果并不明显，其原因就在于近年来我国社会各阶层在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对此个中道理，新一届中央领导显然已经有了更明晰的认识。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两会上参加审议和讨论时指出：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指明了“共建”与“共享”的关系，共建是为了共享，只有共享才能更好地共建。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少数人的资本积累，而是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最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惟有如此才可以扩大国内市场，提高自主创新水平，使我国经济得到更健康、更快速的发展。
“效率”和公平本来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果过分地在实践中强调一方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压制另一方的话，那么最终二者都会受到损害。在改革开放之前，如果说我们对“公平”的强调损害了经济发展的“效率”是事实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如果说“效率优先”在改革开放初期有某种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合理性到了今天已基本损耗殆尽，开始逐步走到了它的反面，既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更谈不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公平，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在不和谐的社会里没有几人能拥有幸福
这种状况对底层民众，包括农民和农民工的影响是最大的。只要我们到农村地区走一遭，看看有多少孩子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看看有多少重病患者得不到治疗，看看有多少老人得不到良好的赡养就知道了。在我老家河南一个400多人的小村子里，由于大量施用化肥、农药造成环境污染以及其他暂时还无法说明的原因，仅半身不遂患者就有6人。其中我的一个远房伯父是村里的老干部，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一直没有进过正规医院，只在私人小诊所住过几天。得此症之后就长期卧病在床，失去了说话能力，儿媳又都出去打工，大小便都需要年近70的老伴照料。就在笔者写作本文期间，他离去了。
就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他们的生活也深受这种经济结构的危害。由于国内市场容量相对萎缩，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抑制，以及国内企业在科技研发上投入不足，我国经济已经处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上的低端，这些都在制约着他们的就业前景。近年来，适合于他们所受教育的工作岗位已经越来越难找了。在广州市市容环卫局下属事业单位的一次公开招聘中，13个环卫工职位竟然引来286名本科生、研究生争相抢夺。无独有偶，一个终日要与病死畜禽打交道的职位，竟也引来19名本科生和7名研究生角逐。最后1名博士、4名硕士和6名本科生被录用。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面临扑面而来的就业大军，这些准白领们开始放下架子，选择一些他们曾经嗤之以鼻的工作。有观点认为，这是大学生就业观念的多元化所致，而问题的真正实质并非如此，他们就业观念的转化是被当前的就业形势逼出来的，是被他们毕业后的生存压力压出来的。
严峻的就业形势逼迫很多应届毕业生选择考研，据统计，这一比例高达60％以上，但这条路也未必能改善他们的困境。笔者的一位朋友在河南大学读硕士，已经快要离校了，但工作的事情还没有着落。三年前，她本来可以去郑州市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拿一份收入丰厚又稳定的工资，但当她今年试图以同样的条件进入这所学校时，她失败了。在一次研究生专场招聘会上，一份对不同专业的研究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80％的人对未来没有信心。其中近半数研究生认为，就业前景很可能还不如本科毕业生。
与此同时，毕业生的预期薪酬也越来越低。该调查报告显示，有66.1％的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甚至有1.58％的学生为了所谓职业理想愿意接受“零工资”。不仅如此，即使找到工作，工作压力也是沉重的，他们总是被逼或“自愿”地延长工作时间。
曾几何时，“80后”是让人羡慕的，他们从出生起就赶上了改革开放，没有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吃过苦，他们的家庭生活条件是优裕的，很多人进入大学成了“天之骄子”，是最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社会上层去的一个群体。但如今，他们中除了少数家庭有背景或者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之外，大多数人感到了失落，已经不再可能爬上去了，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已经特别明显地下降了，甚至可以说他们各方面的生活压力比农民工还要大。由于越来越高企的房价，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根本就没有准备在城市里买房子，甚至连这种奢望都没有产生过，他们象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而毕业后的大学生群体，尤其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他们，毕业之后就马上面临着房子的压力。这个问题不解决，找女朋友结婚的愿望就很难实现，在消费文化以及大众媒体的影响下，女人的择偶标准也变得越来越高了。结婚之后，生孩子需要钱，孩子上学需要钱，父母也需要赡养，碰到头疼脑热还要上医院，而这些费用都在一天天地上涨，并且上涨的速度还高于工资。
就是对那些收入比较高的白领来说，再优厚的工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和房价相比，也不那么让人乐观。京沪穗鹏四个城市调查感觉“压力大”的排位是：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他们中的70％处于亚健康状态，“三十而立”变成了“三十而亚”，一些人得了白领综合症，导致抑郁和自杀。加班没有加班费已经悄然变成了职场潜规则。即便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也随时面临着失业的威胁。2006年11月5日深夜，上海一名36岁的软件工程师从自家的阳台上跳了下去。他曾就职于一家日本软件公司，月薪上万，贷款80万元买入一套108平方米的婚房，每月按时还银行7000多元贷款。由于这家日本公司业绩下滑，裁员1/3。虽然他工作积极，技术也不错，但年龄过大，还是无情地被辞退。此后三个多月，他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还贷的压力和失业的迷茫让他夜不能寐、茶饭不思，最终选择了轻生。
从目前这种经济结构中得到好处的无非是一小部分特殊利益集团和富豪群体，他们的物质生活无疑是丰富的，但在一个不和谐的社会中，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时时刻刻在受到威胁。固然，富人小区的保安、防盗门乃至防弹汽车能防备犯罪分子的袭击，但是，如果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引起社会动荡，恐怕这些都不会起作用了。
我国刑事案件的快速增长就是对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曲折反映。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为了打击刑事犯罪，各地都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有些地方给城管人员配备了防弹衣，有的地方买了警用直升飞机，甚至还有用装甲车巡逻的。这些措施最多不过治标，不难治本。很多犯罪是因为一向追逐奢华的大众传媒向底层民众展现了一部分富人的奢侈消费，而同时社会却不能为他们提供享受甚或尝试这种生活的条件，有的时候甚至在剥夺他们的合法权益，连正常生活都不能维持，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在不平衡心理的驱动下走向犯罪。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对于刑事犯罪不能仅仅采取围堵的办法，而更应该反思造成犯罪的社会根源是什么，自己制定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一味地把犯罪原因推到犯罪分子身上，就不仅仅是犯了认识上的错误，更严重的是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策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只是激化社会矛盾。
是转变为“公平优先”的时候了
长久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以及各级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一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效率优先”成了资本优先，成了积累优先，而“兼顾公平”却成了一句空话。
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简单化的GDP数字成了衡量地方政府领导“政绩”的最主要的标准。在这样的压力以及个人、小集团利益的驱动下，招商引资成了各级政府的头等工作，笔者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招商引资是××的天字号工程”等类似的标语口号。于是在很多地方，吸引外来资本的竞争也就演化成了给予各种“优惠政策”的竞争。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下，资本的地位上升了，相应地，资本相关方的地位也就下降了。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国家应得的税收，城市周边土地的增值收益流失了，大量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无以解决；而且当工人群体与资方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经济发展环境”，大都站在了资本一边。于是，企业的劳动保护投入被压缩，大量的劳动伤残事故得不到妥善处理，象不按国家规定标准支付加班费、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等就更多了。出现象山西“黑砖窑”这样的恶性事件似乎也就不那么触目惊心了，大概这就是此事发生多年来都没有进入当地政府视界的原因吧。
“效率优先”已经被长期演化成了“资本”优先，损害了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不弘扬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是资本天然的价值追求，而由于人们对社会资源占有状况的不同，收入分配本来就有无限拉大的趋势。显然负有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政府决不应当再将“效率优先”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推波助澜，而应该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等手段缩小这种差距，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运行。
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时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着重强调“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各级政府无疑要在自己的价值取向上做出重大调整。
这些年来，一涉及到效率公平的讨论就会被某些人歪曲为拥护还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问题。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的争论，因为这本来就无需争论，争论的焦点其实是怎样“改革”、怎样“开放”的问题。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不能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目的，“改革开放”应该是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利于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的手段、工具。站在这个角度上进行审视，政府部门抛弃“效率优先”的价值观，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历史的要求，正当其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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