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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的崛起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态
卢周来
（一）
按国际范围内研究中国制度变迁问题的经济学家公认的看法，中国市场化改革异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之处在于首先在存量基本不动的情况下从培植增量开始。反映在造就市场主体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再后押，而先允许与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样的改革路径必然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在国有经济因改革滞后而显得活力不足并且比重下降的同时，民营经济将在中国经济中占有日益重要的位置。
统计数据完全支撑了这一结论：到2001年年底，中国民营企业已达２０２．８５万户。注册总资本高达１８２１２．２４亿元，职工就业人员已达２７１３．８６万人。根据国际权威研究机构的成果，如果将中国的经济活动划分为三大块，即国有经济部门、真正的集体和农业部门、民（私）营经济部门，到2000年，三大块的比例分别占同期GDP的37%、30%、33%，也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基本上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民营经济的地位其实不仅仅反映在量上，更反映在质上。在当下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哪个地区民营经济比例高，发展快，哪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就高；相反，哪个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哪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就低。当前在中国民营企业户数最多的是江苏省，其后依次是广东、浙江、上海、山东、北京，以上６省市占中国民营企业总户数的５３．７６％。而众所周知，这些地区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
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阶层的出现与崛起：这个阶层就是民营企业家阶层。至2001年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投资者人数达４６０．８３万人。尽管从人数上看，他们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比例极低，然而，因为他们所支撑着的民营经济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其经济绩效尤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攸关，其不断扩大的就业人口在维系社会稳定中作用十分关键，因此，他们在当下中国的份量其实并不取决于其比例，而是与整个民营经济在中国的份量相称。
（二）
如果以公共经济学看待政治过程，政治所要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好社会上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用经济学术语讲，就是如何化解因偏好不同而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阿罗悖论”。而一个新的有份量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往往导致传统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的改变，更需要执政者有大智慧能驾驭社会政治生态改变后的更趋复杂的局面。
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的崛起也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执政者所要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对待这个新崛起的阶层？二是如何处理新崛起的阶层与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如何对待这一阶层问题上，必须能够形成一种有效地吸纳民营企业家进入中国政治生活的制度安排。这样做的益处在于：一是在经济上可以换来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已经将其锁定在必然只能寄希望于民营经济继续发展的道路上。在国有经济不断式微的条件下，维系经济增长与就业人口的经济组织形式除了民营经济，还能是谁？二是在政治与行政上避免腐败的进一步蔓延。因为无论执政者愿意不愿意，有着特殊的利益偏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总是要寻找某种途径表达并实现其偏好的。如果没有一种可以有效地吸纳其进入中国政治生活的正式渠道，那么这一阶层就可能采取私下的非正式交易：即以分散与隐蔽的方式以钱从官员手中换取某种特权，再以这种特权索取更多租金。中国转型期腐败现象相当程度上与此有关。而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防止私下的非正式交易。
处理好新崛起的民营企业家阶层与其他利益阶层之间利益关系问题，对于当下中国执政党则显得尤其重要。尽管已经有无数的论述试图证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有利于中国各阶层，即不仅有利于民营企业家阶层自身，同时还有利于工人阶级实现其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也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从而有利于农民阶级。但一旦遇到操作性问题，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还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民营企业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对利润的永无餍足的追求，使其漠视企业工人的利益，甚至通过压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量同时降低工作与生活条件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再比如，房地产商通过钱权交易搞变相的圈地运动，损坏城镇拆迁户及农村农民的利益等。这些现象在当下中国都很普遍。此时，执政者就面临选择问题。而从公共选择经济学的角度，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占人口多数的中位选民的支持。因而，协调好经济生活中民营企业家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必须坚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考量的原则。
综上所述，执政党一方面宣称要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也说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一方面公开宣示包括民营企业家阶层在内的新阶层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另一方面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对此我们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
（三）
刚刚过去的2003年，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舞台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先是民营企业家徐冠巨与尹明善分别以民营企业家身份成为省部级官员。接着，在中国政治的最高舞台即“两会”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协委员已经到了100人，人大代表达到133人，大约都比上一届增长了5倍；更加耐人寻味的一组数字是，在年底公布的中国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上，有９％的是人大代表，１３％是全国政协委员，大约２５％的企业家是中共党员。
下一步需要执政党考虑的更深层次问题有两个：
第一，民营企业家到底以什么身份进入政治角色？因为按照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排除政府官员利用公共决策为私人利益服务。民营企业家如果同时是政府官员，能够保证“权为民所用”而不是“权为己所用”吗？仅拿民营企业家作为人大代表现象为例。在中国目前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下，理论上他应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至少也应该是对本选区百姓利益负责，而不应该是对民营企业家阶层利益负责。但综观这几年民营企业家代表在各级人大中表现，似乎仍然有某种角色混淆。比如，他们的提案绝大多数集中在如何保护民营企业的利益，如何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一些代表利用发言推销自己企业产品的现象都有发生。这一问题甚至已经困扰了身兼两重身份的尹明善，他都动了“卖掉企业专心从政”的念头。
第二，由上述问题带来的，如果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角色时并没有放弃其民营企业家身份，反而有意强化这种身份标志为本阶层谋求特殊的利益偏好，那么能否保证社会各阶层都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而众所周知，当前最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与腐败问题，而不断暴露出的民营企业家不光彩发迹史以及官商勾结问题恰强化了社会弱势群体不满的心态。因此，在此条件下，如何保证在可支配经济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上处于弱势的社会阶层同样可以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当前反而成为了比如何让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舞台更重要的问题。而只有中国社会政治生态非常和谐，中国才能更好地发展，民营经济也才能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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