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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检讨
阿里夫·德里克
１９８９年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使得一部分社会科学家断定，“
现代化”理论战胜了用来替代它的其他变革理论，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的
变革理论。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将提出相反的观点。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比以前更
加切合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科学文献中这种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被描述为
“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在这里我特别地感兴趣于作为马克思
主义一个流派的“世界体系分析”对于资本主义的剖析。世界体系分析及其对全
球资本主义的看法，对于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的现状和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一、世界体系分析：思想来源
“世界体系”这个术语在７０年代早期开始流行，它最初与美国的一位名叫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uel Wallerstein）的社会学家的著作有直接关系。沃
勒斯坦在１９７４年发表了一部著作，名为《现代世界体系：１６世纪的资本主
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兴起》。该书不仅引入了“世界体系”这一概念，而且
在发展研究和社会科学界直接引起了震动。在随后对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中
，沃勒斯坦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题。
虽然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对在学术界普及世界体系分析上起了
重要作用，但为了评估其实际影响，我们仍必须把他本人的著作置于７０年代的
整个背景之中。世界体系分析之所以被热烈地接受，首先是因为它对现代化理论
提出了挑战。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化理论一直在欧美社会科学中占
据支配性的地位。因此毫不奇怪，世界体系分析会得到年轻的激进学者的极大支
持，这些年轻的激进学者在６０年代走进学术界，他们大多数是第三世界的研究
者。此外，沃勒斯坦的著作在当时也不是对现代化理论提出挑战的唯一著作。埃
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家也具有同
样的影响（若不是在制度上便是在思想上），他们也提出了替代现代化理论的其
他理论，这些理论与沃勒斯坦的著作在理论前提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说，这
些著作标志着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的时代的到来，他们力图对体现在现代化理论
中的霸权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提出挑战。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些研究发展的新方法
都受到了全球性的激进运动的鼓励，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过去２０年中，世界体系分析在解释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上提供了取代现代
化理论的最佳选择。现代化理论形成于二战以后的年代，在解释发展问题上它基
本上是“文化主义的”。明显的证据是，它最初用“现代性”和“传统”这些术
语来提出发展问题。现代社会是这样一些社会（在欧洲和北美），它们设法从旧
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从而创立了理性的思想模式和制度模式；传统社会则是这
样一些社会，它们在文化上和制度上仍与过去相联，从而无法进入现代世界。根
据这种区分，落后与传统几乎是同义语，而发达则与朝着欧美范式方向的进步密
切相关。在８０年代以前，现代化理论家极少用“现代性”来指资本主义，而是
把欧美的现代性当作进步的范式。所有社会若要摆脱其落后状态都必须遵循这些
范式。进而言之，现代化理论显然受到了韦伯理论的影响，它强调与欧美的现代
化相联系的那些价值的规范性力量。然而，它所缺少的却是韦伯对“理性化”的
批判。现代化理论把现代性的规范当作是保证人类不断进步的积极价值。最后，
我们应当注意，现代化理论由于强调文化的价值，而把整个现代化问题看作是社
会内部的问题，是社会内部的制度结构和价值结构的一种功能，而与社会之间的
相互关系无关。因此，欧洲和美国对这些所谓“传统”社会的影响便似乎是一种
进步的力量，而任何阻碍进步的因素都被归结为这些“落后”社会自身的历史惰
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强调历史的负担，现代化理论本身却是极其非历史
的，因为当它把所谓的落后社会统统归属于“传统”社会时，它忽视了这些落后
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
到６０年代晚期，象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和亨廷顿（S. Hunti
ngton）这些现代化理论家甚至也开始批判现代化理论的文化主义和目的论假设。
但他们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却不是对“现代化就是进步”这一理论前提提出
怀疑，而是探究如何控制现代化产生的混乱，以便拯救整个现代化过程。
对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挑战来自世界体系分析，新马克思主义者从第三世界的
角度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促使了世界体系分析理论的产生，它对“现代化理论”的
基本假定提出了怀疑。让我在此简要地复述一下我所理解的世界体系分析的最具
根本性的观点，这些根本点也代表了它与现代化理论的区别。①世界体系分析把
资本主义当作是现代化的核心论据，它力图把资本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建构理解为
一种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它显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鼓励。②然而，世界体系
分析不同于正统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坚持认为不能根据个别国家的内部
发展来理解资本主义，而必须根据超国家的空间关系来理解并给它们归类。因此
，“世界体系”这一术语不是指整个世界，而是指那些或多或少在商品交换方面
自给自足的空间领域。一位世界体系分析的倡导者最近指出：“世界体系论者不
是把国家看作不证自明的分析单位，这些国家通过贸易、投资流动和劳工交换而
发生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这些分析单位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和改变的”
。③因此，世界体系分析将空间作为核心论据而引入发展分析。不同社会之间的
关系不仅是时间上的关系（即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也是空间上的关系
。强调空间的结果之一就是怀疑现代化的目的论（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讲到）。
这种目的论认为，所有社会都必定朝着眼下最发达的欧洲和北美这个唯一的方向
前进。④在分析空间关系时，世界体系分析把“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作是
最重要的关系。“核心”是指以经济和社会复杂性为表征的资本集中地区，这些
核心地区在经济结构上相对自主。“外围”是指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依附于“
核心”的地区，还有一个术语叫“半外围”（Semi-periphery），它常用来指那
些不明显属于上述两类地区的区域。⑤这些理论前提意味着，世界体系分析主要
关注的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单位，而是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这些单位本身怎样被这些关系所决定。核心－－外围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发
展的前提，而是其结果。按照这种对发展的分析，发达与不发达并不表明国家的
相互独立，它们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果，按照某些抽象的标准，“不发达”社会
未必是“不发达的”，但从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它们是“不发达”社会（在这里
“不发达”显然与“外围”是同义语）。由此观之，就不存在“现代”社会和“
传统”社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所有社会都已是“现代”社会，区别仅在于
其中某些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而另一些则属于其外围地区。因而不能
认为，所有社会一旦挣脱过去便是进步的。外围地区的社会仅仅由于其外围地位
而注定是不发达的。最后，这也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所有社会也不可
能都发达，因为中心－－外围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来说是实质性的。不过，
这些关系或许会改变，以致中心和外围发生空间上的更换。⑥最后必须指出世界
体系分析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世界体系的结构原则
，那么，社会主义便只有在挣脱这种世界体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是阿明的话
），因为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本来就意味着排斥了那种不满足资本的需要和
满足地方需要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曾经是２０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核心问题，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在当时曾引发了这一问题。
欧洲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的著作对沃勒斯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
将世界体系分析运用于其三卷本《１５－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中关于现代世界的论述。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在现代早期，存在着多个“世
界体系”，欧洲仅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以印度
为中心的南亚，奥托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中非王国和美洲的印第安帝国。现代
世界史是一部将各个不同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体系并入一个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的历史。通过这个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
世界经济体系便应运而生。
二、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世界体系分析
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
要归因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模糊不清。在其某些著作，如《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长途贸易当作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动因。在其他
地方，尤其是在讨论历史上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的地方，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为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似乎中世纪欧
洲的商业扩张和海外的发现对资本主义的产生无关紧要（在这里资本主义仅仅是
当时最新的一种生产方式，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于前一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
因而，重大的理论问题是，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展开是否可以根据每一种生
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来解释？每一种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下一种生产方式的产生
？或者说这样的解释是否把生产方式的外部因素当作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动因？正
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问题在理论与历史同时产生的欧洲历史关
系中似乎并不尖锐，马克思就是把其理论依据建立在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上的
。这一问题反而在非欧洲社会的情景中远为明显，在那里资本主义是通过欧洲的
影响而从外部引进的。不过，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一直争论不休。众所
周知，列宁在其帝国主义理论中就强调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在２０年代和３０
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就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问题展开过长期的争论，
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不久前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斯大林时代确立的
正统观点认为，每个社会都要经历生产方式的一系列更替。这种正统观点不是解
决问题。而是阻滞马克思主义者努力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它或许应对思想
的贫乏负责。这种思想的贫乏抑止马克思主义者在二战后努力提出替代现代化理
论的新理论。在欧洲和北美，二战后这种争论曾长期存在，但它限于小范围的马
克思主义学者中，这些学者对整个社会科学没有重要影响。我在这里提到的关于
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著名争论是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莫里斯·多
勃（Maurice Dobb）的著作发起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
Paul Sweezy）对此作出了响应。我们或许记得，在这场争论中，多勃支持内部的
发展，而斯威齐则强调长途贸易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
正是在六十年代当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进入高潮时，这些问题才作为社会科
学的普遍问题而出现。正如前面指出的，也正是在这时，世界体系分析才得以形
成为发展研究中一种有影响的流行理论。很显然，世界体系分析属于那种强调资
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外部因素，尤其是长途贸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虽然它
在精致性和学术性方面将这一传统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但它仍然遭到了另一种马
克思主义传统的批评，这种传统认为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封建社
会的内在矛盾。
确实，美国的一位研究英国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布雷纳
（Robert Brenner）已经把沃勒斯坦的著作及其整个世界体系分析称作“新斯密
式的马克思主义”。布雷纳自己认为，英国是第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在
英国的产生应当根据一个新兴的农业资本家阶级的出现来解释，这个阶级为了在
大不列颠实现资本主义革命而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维护其统治权。
我自己并不认为在历史解释中必须寻求一种单一的“终极”原因，我觉得关
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许多争论是由于错误地和机械地区分内部和外部因素而引起的
。的确在我看来，结构主义用来说明历史上多种因素共存的“关联”观念最适合
于解释象资本主义这样复杂的体制的产生。我还觉得，世界体系分析对“关联”
的认识是其优点所在，尤其在诸如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那里。不过重要的是
，在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分析模型作进一步考察之前，应简要地指出哪种世界体系
分析适用于和哪种不适用于把握全球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分析由于其经济主义、非历史性和不重视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因素
而遭到了批评，有些批评是正当的。它是经济主义的，因为大多数世界体系论者
的著作过多地关注商品流通、财政和生产等，而忽视了为这些经济活动提供背景
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可以说，世界体系分析最终依据于市场关系范式（因此布雷
纳指责其为“新斯密主义”）。布雷纳十分正确地指出了阶级关系在资本主义产
生过程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毕竟以资本家阶级为存在前提，这正
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关系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市场关系的地方。这
样的社会分析在大多数世界体系分析中正在消失。
世界体系分析也是反历史的，这既是因为它过多地关注结构关系，也是因为
它几乎不关注那些可能改变这些结构关系的具体历史情况。我们无需否认这种结
构关系的重要性，但同样的关系可能因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导致不同的方向，这些
历史背景既包括前资本主义的特定的结构关系，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对资本主义的
抵抗。的确，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结构力量与地方结构之间的抗衡也许能够解释“
世界体系”本身的不稳定性，“世界体系”从来就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易遭致经
常的历史性波动。由于这些抗衡的结果，资本主义本身在历史上也几经变化。不
过，就大多数有关的世界体系论者来说，资本主义从产生伊始就禀有相同的结构
特征。
最后，由于相同的原因，世界体系分析也极少问及政治和文化，既不把它们
当作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力量，也不把它们看成资本主义力量改造的对象。虽然
世界体系论者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牢牢坚持超国家的观点，但指出下面这一点仍然
是重要的，即国家在全球性的变换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的这种作用可能
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变化。文化的情况亦如此。经济本身毕竟不是一个完全独
立的活动领域，正如人类学家一直告诉我们的那样，它也要服从文化的规范、评
价和界定。换言之，优先考虑经济因素本身必须被解释成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世界体系论者很少有人充分关注这些问题。
阿明和沃勒斯坦这些世界体系论者或许会赞同这些观点。问题是世界体系分
析基本上忽视了这些问题，从而使它易遭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批评。
与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样，世界体系论者也在社会主义中寻求解决资本
主义问题的方法。然而，他们分析资本主义的特定方式对形成其社会主义概念也
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全球资本主义
随着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开放，除
了几个微不足道的例外，今天的地球上似乎没有一个角落资本活动不曾渗透到。
这种现象已经使得人们宣告现代化战胜了社会主义和革命。至少从表面上看，现
代化理论的预言似乎已经实现。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国家似乎放弃了早先那种
对经济的干预，并进而将那些数十年前视为不可动摇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对政治
民主化的压力已经迫使右翼和左翼政权都同样地对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作出让步
。有迹象表明，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各个社会的文化和知识价值的决定因素。
然而，现代化理论所忽视的正是伴随这些发展的严重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
一直处于危机之中，所以，虽然经济在表面上繁荣，但在社会福利方面却存在着
明显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全世界的民族国家正在分裂为相互争斗的种族区域
。即使国家仍然完整统一，它似乎也不能够应付由经济不稳定引发的社会危机。
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
随着非常时尚的消费拜物教。就其社会和生态后果来说，技术理性似乎也并不那
么合理，哪怕技术理性和人类福祗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
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
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从东亚的儒教到西亚的伊斯兰教，这些过
去曾被认为是现代化的阻碍的世界文化体系，现在则自己出来向全球文化宣告，
它们甚至比欧美文化更加有效于资本主义。最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资本全球化的
这一最后阶段，欧美资本主义似乎处于衰落之中。对于全球资本主义阶段的新来
者它已失去优越性。它证明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前提的虚伪，这个基本前提就是
，所有国家都可能进入进步的过程，共同迈向普遍的富裕和繁荣。如果曾经存在
的社会主义似乎是一种天真的理想，那么根据眼前的世界现状，资本主义对普遍
富裕的许诺也同样是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远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
奢望。
传统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即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
比现代化理论更能解释现实。不过我在这里要说，经过修正后用来解释东西方新
发展的世界体系分析，到目前为止在解释这些发展的复杂性方面要比现代化理论
或现代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为成功。在此我将概略地解释一下这种理论。近年
来这种世界体系分析一直围绕着“全球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偶而这一术语又被
称为“灵活生产的规律”、“灵活消费的规律”、“无组织的资本主义”。引人
注意的是，那些负责管理全球资本的大多数人也同意这种分析，所以这种分析决
不仅仅严格地限于非主流的、左翼的学术界。
德国分析家弗罗布（F. Frobel）和其他人把这种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根
本特征说成是“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换言之，生产的跨国化通过转包方式（su
bcontracting）使生产过程（甚至是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全球化了。沃勒斯坦
对这一新的过程提出了怀疑，他看到，“产品链”（“一体化的生产过程”）已
经成为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区别于其原先的生产的特征。新的技术在前所未有地
提高生产速度的同时也扩展了生产的范围。这些技术也使资本主义和生产前所未
有地流动不定，所以生产的场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资本对劳工寻求最大的利润
，并且力图避免社会和政府对资本活动的干预。由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分析家认
为全球资本主义与早先的资本主义有实质性的区别。新的分工的组织和文化后果
证明了这种质的区别。我们在此可以指出其中的一个后果，即分工通过转包方式
使许多地方富裕起来。但是这不仅是对其他地方的剥夺，而且也是不稳定的，因
为由此获得的财富取决于全球性的利润动机，而极少顾及地方的福利。
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无中心化”。换言之，指出哪个国家或地区
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不止一个分析家发现，北欧正在出现的生
产组织类似于现代早期的“汉撒联盟”（其中有一个学者把它称之为“高技术的
汉撒联盟”）。换句话说，显然没有固定中心的都市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比它们
与国内边远地区的联系还要密切。用世界体系分析的术语来讲，“高技术的汉撒
联盟”现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而国内的边远地区则成
了“外围地带”。根据一位欧洲分析家的观点，核心地带的人口，即从新兴发展
地区中获得利益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第三个特征是，联系这个网络的媒介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
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从转移资本、商品和生产的角度看，跨国公司不是一
种纯粹消极的工具，它决定着这种转移的性质和方向。虽然与“汉撒联盟”的相
似和表面的生产现象表明了非中心化，但在这种表象背后，生产权仍高度集中在
公司。一位这种新经济秩序的代言人指出，公司与市场对生产决策权的分享比例
大体为７０％对３０％。由于权力集中于那些在组织方面和效忠方面超越国家的
跨国公司，民族国家调节国内经济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从全球角度来调节（和
保护）经济秩序则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一点不仅表现于多种多样的全球组织
中，而且也体现在建立跨国家的区域组织从而统一经济职能的活动中。
第四，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
地分散化的根源。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使马克思在《共产
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评论得以证实。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分散化
过程。从全球看，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心，从地方看，生产过程的分散化进入到国
内的地方区域。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太平洋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些超国
家的区域组织表明了全球层面的分散化；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方为把自己纳入跨
国资本的轨道而相互竞争则标志着地方层面的分散化。可以说，国家本身曾在历
史上代表着限制分散化的努力，但在内外夹攻下，它现在也不知道怎样限制这种
新的分散化。
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五个结果或许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
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而脱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换言之，资本主
义的故事不再是欧洲历史的故事，所以非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声称自己也
拥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
散化。若给它一个积极的伪装，就是“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新的文化现状的最
具戏剧性的例证或许是过去十年中有人努力将资本主义与东亚的所谓儒教价值结
合起来，从而在根本上颠倒了欧洲和亚洲长期流行的以下信仰：儒教是资本主义
的障碍。
空间上的分散化及其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在时间上分散
化，换言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意味着它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想自己的
未来。
最后，生产的跨国化也对早先的三个世界划分提出了挑战。第二世界即社会
主义世界实际上已成为历史。新的全球格局对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划分也提出了怀
疑。原先属于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今天已走上跨国资本的道路，属于民办经济中
的“发达”地区。同样，原先第一世界的部分国家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变得无足轻
重，从生活方式来看很难将其与第三世界区分开来。或许并不奇怪，自从７０年
代后，南北区分已经逐渐取代了早先三个世界的区分。但我们要记住，南北不仅
仅是地理的方位，而且是形象的比喻：北意味着跨国资本的道路，南则是世界的
边缘部分，而不管其实际地理位置如何。
有必要补充指出，这些变化的展开将改变全球的社会阶级关系。一个全球性
阶级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这个全球阶级在
各个方面负责管理着全球的资本主义，这也就是Ｌ·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
所说的“跨国资本家阶级”。还可以比以前更确定地说存在着一个“跨国工人阶
级”。它们都与跨国的生产过程相关。不过，在这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联系似
乎主要是经济的，而缺乏社会和文化的统一。毋庸说，这种统一的缺乏也使得工
人阶级失去了政治统一的可能性，而对于全球资本阶级来说，这种政治统一的选
择的可能性更大。
（翻译：俞可平；原载《战略与管理》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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