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与小贩的“饭碗之争”何时了（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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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城管与小贩，我们时代这场由来已久的猫鼠对峙，以最残忍最极端的方式上演：小贩崔英杰将一柄尖刀刺入了北京市海淀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子，而理由仅仅是想抢回刚被没收的一辆三轮车。一次城管执法行动，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一个失去了生命，一个面临法律的制裁。当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来到李志强父母家，向李志强同志遗像鞠躬致哀时，8月15日媒体再次提出了那个已经多次被提起的沉重话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是啊，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呢？北京的宣传口号是：要建设宜居城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而“宜居”与“和谐”几乎也是所有城市的宣传口号和奋斗目标。“宜居”之前提是每个人都拥有在城市生存的权利，“和谐”之“和”由“禾”与“口”组成，意即每一张“口”都有饭吃；“和谐”之“谐”由“言”和“皆”构筑，人人皆能言，也就是谁都有主张权利的话语权。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这个理想中的城市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人人都有生存权，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能主张权利并能自由表达。

从理想走入现实，不难发现其中的差距，而这个差距也正是城管与小贩之间没完没了的猫鼠对峙之源。一边是城管队员屡遭暴力抗法，被打伤，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另一边是城管暴力执法的消息不断传出，百度一下“城管打人”出来的信息有27万多条——城管与小贩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他们不惜频繁暴力相向？原因正在于，我们的某些制度断绝了这两种人之间的“和谐”可能，“饭碗之争”把他们分裂成了对立的“敌我”两个阵营，正如毛寿龙先生所言：小商小贩保住了“饭碗”，城管人员就会丢了“饭碗”，反过来城管队员端稳了“饭碗”，小商贩的生存就面临着困难。

换句话说，我们当前的城市管理理念，本质上是不容许城管与小贩在一个城市里和平共存的。似乎城管的本职就是要消灭小贩，而小贩的生存前提是必须对付城管。面对生存，他们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并时刻有被激化的可能。

这说明我们的执法手段和目标已经发生了背离：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创建“一尘不染”城市的手段，只会距离“宜居”与“和谐”的目标越来越远。既然“宜居”与“和谐”，不容许我们把城市变成富人的天堂，而把穷人全部赶出城市；那么，在穷人的生存权利与城市的整洁形象之间，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是选择前者的“真宜居”与“真和谐”，还是选择后者的“伪宜居”与“伪和谐”？

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月里，德国汉堡等一些城市的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会搭建许多临时木板房供商贩经营，老百姓就在小摊上喝啤酒吃面包。这显然是对人之生存权的一种尊重，而这种尊重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头脑里却被“城市形象第一”取而代之了。

人总是要吃饭的，这是天性，加强执法不可能改变这一点。让每个靠劳动吃饭的人都能生活下去，这是最根本的“宜居”与“和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25 10:56:2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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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饭碗之争 城管队员 城市管理 城管打人 管理理念 连载 小贩 城管 饭碗之争

女瓜农遭城管殴打小便失禁

（2007年07月24日07:21凤凰资讯/社会/法制经纬摘自《江南时报》

核心提示：7月17日傍晚，江苏镇江句容市城区发生一起城管与瓜农的纠纷事件。其中一名妇女当场被踢得小便失禁，3名瓜农被殴受伤住进了医院。在场千名群众目睹了过程。一些愤怒的群众将执法人员围住，并砸烂了执法车的窗玻璃。

城管执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因城管执法与被执法者发生纠纷的事件也屡见报端。7月17日傍晚，镇江句容市城区发生了一起10多名城管执法人员与4名瓜农因执法产生矛盾，从而引发争斗，3名瓜农被殴受伤住进了医院，其中一人鼻骨骨折，一名妇女当场被踢得小便失禁。当时，在场和路过的千余名群众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事件，是意外还是有人执意使然？本报记者对事件经过展开了调查。

受伤者的无奈

7月20日上午，记者来到句容市人民医院住院部。6楼24病床前，此次事件中受伤的瓜农之一周宜才正在输液。他的鼻梁上有一道约3厘米长的伤痕，缝了5针还未拆线。病床边的病历卡上写着“鼻骨骨折”。面对记者采访，周宜才一下子哽咽起来，同伴刘厚清先向记者介绍了情况。

刘厚清和周宜才都是句容市郭庄镇东岗村上顶小组人，两家都有好几亩地的西瓜。7月16日，刘厚清夫妇和周宜才夫妇两家合伙凑了一车瓜去镇江城里卖。第二天，也就是7月17日下午从镇江回来，到句容已经5点多了，还有上千斤瓜没有卖掉。当他们路过句容东门桥附近时，见有人在卖瓜，也把车停在一片空地上准备处理一点。

在被东门市场管理员收取3元钱的管理费之后，刘厚清等人开始卖瓜，不一会儿，约有10多名城管执法人员过来了，他们以为交了钱就可以在这里卖瓜，所以没有理会。

刘厚清说：“城管人员问我们有没有‘证’，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证，就回答没有。城管人员听后马上就要拿我们的电子秤，两个妇女连忙说：‘对不起！我们不卖了，马上就走。’城管人员根本不听，就和两个妇女抢秤，结果，电子秤都被抢坏了。”

刘厚清接着说：“我想，秤被收去就算了，担心车子被扣下来，就和周宜才两人把放在地上的瓜往车上装，准备赶紧离开。刚一转身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看见两个女人已躺在地上了，还有城管人员用脚踢她们。”

他说：“当时，我气得一口气往地上摔了五六个西瓜，西瓜汁可能溅到了城管人员身上，五六位城管执法人员死命地把我摁住，不能动弹。”身体壮实的刘厚清左手臂一伸，露出了一块青紫色的印记道：“这是他们（城管执法人员）用力太猛造成的。”正因为如此，刘厚清才成了两对瓜农夫妇中唯一没有受伤的人。

这时，情绪稍稍平静的周宜才插话说：“见到这场景，我很气愤，想过去帮忙，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就在此时，一名城管人员上来就是两拳，一拳打在鼻梁上，一拳打在嘴上。”“你看，除了鼻梁骨骨折外，牙齿也被打掉了半颗，这里几颗牙都摇动了”周宜才一边说，一边张开嘴用手指着剩下的半颗牙齿给记者看，下颚前面的另外两三颗牙齿，周宜才用手轻轻一碰就动了。

“就在一位城管人员从正面打我两拳之后，背后有人用胳膊使劲勒住了我的脖子，将我按倒在地，好长时间都不松开，我难受死了。等他松开手后，我鼻子里、嘴里的血一下子流了出来，我想爬起来也没劲了。”说完，周宜才让家人拿出了浸有血迹的衣服，记者看见衣服近二分之一的面积上都是黑乎乎的血迹。

记者来到两个被打伤的妇女吴志香和陈宝兰的病房时，吴志香正上厕所回来，她右手捂着肚子，弯着腰，慢慢地移着步。吴志香是周宜才的妻子，今年44岁。她小心地上床躺下后，轻声对记者说：“我被他们（指城管执法人员）打倒在地后，他们还用脚踢我，后来我就记不清什么事了。到了医院，有人说我身上的味道太大，一看才知道小便尿在身上了。”

值班医生告诉记者，从目前检查情况看，两名妇女身上多处软组织受伤。

目击者如是说

7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事发地点——句容市东门桥西侧的北面，这里是个菜场，摊点很多，记者一问到瓜农被打的事情就有很多目击证人围过来，抢着向记者讲述事发经过。

目击者董萍告诉记者，当时城管执法队员上前要拿走瓜农的电子秤，2对夫妻不让，双方因此发生纠缠，继而双方开始动手，有名执法队员一脚将一名妇女（吴志香）踢倒在地。董萍说，她看到这名妇女当时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裤裆里一下子湿了。另一名妇女（陈宝兰）在和城管纠缠过程中也被打倒在地。

目击者张兵对记者说，那个城管执法人员勒住周宜才的脖子不放手，当时有个围观的群众看不下去了，就站出来说：“不要再掐了，快被掐死了，掐死你要坐牢的。”围观的许多群众都跟着附和，谁知，那个城管人员放开周宜才就给那个说话的人两个耳光。另外一个群众说了句不像话，又被执法人员打了一拳。此时，另外的城管执法人员还在疯狂地踢打两名妇女。这时，围观的群众终于被激怒了，他们将执法人员团团围住。有执法人员想开车溜走，围观群众又一拥而上把执法车辆的窗玻璃给砸了。直到来了警察，才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把受伤的3名瓜农送往医院救治。

见记者采访，众多目击者抢着签字，证明事发经过。他们说，当时围观的群众非常多，足足有1000多人。其中有一位市场管理人员气愤地对记者说：“瓜贩子每月交给他们（指城管执法部门）300元钱就让他们卖了，横七竖八地摆在那里怎么就不说占道经营呢？”

执法方的解释

句容市城管执法大队办公室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执法人员是在瓜农不肯走，并且先动手打人的情况下才动手的。对于周宜才受伤一事，这位办公室主任的解释是，他自己滑倒摔了一跤，把鼻子给跌破了。

这位主任还说，周宜才用切瓜的刀挥向执法人员，致使两名队员的胳膊被划伤了。但当记者就此事向周宜才求证时，周宜才却苦笑着说：“我们卖瓜带刀干嘛？只有一个小刨子是给西瓜打洞用的。”

记者离开医院时，刘厚清感慨地说，我们在镇江市区卖瓜，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月前，仍然是他们两家拖着8000多斤西瓜去镇江市区卖，由于不知道管理规定，就在人流量多的南门大街的路口停车卖瓜。当这里的城管人员来时，却一点都没有发火，而是耐心地讲道理，并给他们找到了可以卖瓜的地方。由于当时他们将整车瓜全部卸下来了，装车要好一阵子时间，城管人员就帮他们搬西瓜。刘厚清说，这回16号去镇江卖瓜，一开始，停车点也不对，最后还是城管人员给帮忙找的，一分钱也没收，交警对他们还给予了不少方便。

句容城管局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事件事发偶然，双方在纠缠中都出现了过失，执法队员也有人手被西瓜刀划伤，不过作为城管部门，我们有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文明执法。所以我们还是要向伤者表示歉意，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说，调查清楚之后，他们还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同时他表示将积极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

作者：孙月霞

编辑： 解文娟

什么时候瓜农进城卖瓜不再瓜碎？

作者：洪巧俊 摘自凤凰博客

“城管一到，鸡飞狗跳，先抢秤盘，后要钞票，掀翻板车，瓜果漫道……”这句顺口溜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城管对瓜农果农的蛮横态度。7月17日傍晚，镇江句容市城区发生了一起10多名城管执法人员与4名瓜农因执法产生矛盾，从而引发争斗，3名瓜农被殴受伤住进了医院，其中一人鼻骨骨折，一名妇女当场被踢得小便失禁（2007年7月24日《江南时报》）。
记得前年也是这个时候，《大河报》刊登了《城管摔西瓜瓜农当街哭》的新闻，进城卖瓜的商丘市睢阳区闫集乡农民孙文之，捧着摔烂的西瓜边哭边说的情景至今叫人难以忘怀。好端端的圆西瓜，被城管摔烂了，摔烂的西瓜变成瓜农的伤心泪了。

这几年城管执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因城管执法与被执法者发生纠纷的事件也屡见报端。而这些瓜农被城管摔瓜殴打的事件更引人关注，他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西瓜，好不容易地运到了城里，没想到这个曾经是他们用血汗垒砌起来的城市，连让他们歇脚卖个西瓜的地方也没有。他们认为交了钱（市场管理费），就可以在这里放心卖瓜了，可做梦也没有想到，城管是容不得他们在这里卖瓜的。不是吗？句容的那几位瓜农天真以为惹不起躲得起，于是他们连忙说：“对不起！我们不卖了，马上就走。”可人家城管人员根本不听你的“对不起”。人家对这样的“对不起”已听出老茧，就是哭求，人家城管也照样砸摊摔瓜。足见，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见多识广”，“审美疲劳”了，也“瞧泪疲劳”了，把果农的委屈和伤心的流泪就根本不当一回事。
可我想，人们对城管的诟病多年，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城管都遭到了质疑声一片，可这样的事就是屡禁不止，照样发生。不是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吗？怎么城管老是损害群众的利益呢？这个地方不能卖，为何不指定一个地方让瓜农卖？人家瓜农不卖连走也不行，为何就非要抢砰摔瓜打人呢？这当然是摔你们乡巴佬几个瓜算得了什么？如果没有爱管闲事的媒体，就是打了你们，也奈何不了他们。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事件才愈演愈烈。
“市场不让进，路上有人撵，再也不到城里卖东西了！”这是果农李年红说的一句话。也是去年这个时候，农民李年红带着希望进城，一家人指望这100多公斤好枣卖个好价钱，好让孩子上学交学费。没想到，城市之大，却没有农民卖枣的地方。去农贸市场管理员往外撵，还遭到小商贩的围攻，结果转了三四个市场也没能进去；打“游击” 做马路小贩，秤被抢还遭罚款。于是，李年红在躲避与被驱中奔波，在忍受了一天多的饥饿、躲避与被驱后，果农李年红带着卖枣所得的4.5元总收入，一怒之下含泪将满满一架子车金丝大枣一捧一捧撒向河中。有谁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种来的果实丢进河中？让血汗浇灌到手的收获付水东流？我想，李年红在把大枣撒向河中时，他的心也在流血！
　 曾有人如此发问：“城市是谁的城市？”城市当然不是农民的城市，如果是农民的城市，就应该有农民歇脚卖瓜的地方。现代汉语词典对城市解释是：“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既然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就不应该缺少卖瓜果、卖蔬菜的，因为非农业人口的人们也要吃饭穿衣。城市起初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墟市、草市、集市、庙会等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先有农村后有城市，没有农村就没有城市，没有农民的农产品就没有后来的“商品”，更没有城镇！可是如今的城市却在排斥着创造城市的农民。
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梦想，“让自由的人们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在制度选择上，每个城市都应带有最大的公益和最后的悲悯。因此，城市管理者不应以野蛮的手段来管理这些为养家糊口的农民，因为他们要生存，他们与城里人拥有同样的生存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26 9:12:11编辑过]

施暴、打人总归是不对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28 6:06:00编辑过]

会心痛,可是让你去当城管,你愿意吗?

尽管我也不愿看到这些!

改变,要做的很多很多........

城市的面子，谁的口袋？

转摘：报载，宁夏银川市的城管部门，要求每个在银川以擦皮鞋为生的人，统一购买由他们制作的“工作服”，否则不许营业，有的“违规者”竟然6次被城管执法人员砸掉摊子，光擦鞋用的椅子就没收了5把。（《新京报》2004年10月6日11版）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为了便于管理和担心擦鞋者影响了市容。前几天哈尔滨也有类似的举措，城管部门为拣破烂的统一定做了“制服”，并规定每个从业者必须用高价租用他们定做的推车，否则就加以取缔。理由似乎同样是为了所谓的管理和市容。
没错，我们中国人是好面子的，这一点外国人很早就觉察到了。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被迫赔款，必须说是给予人家的“恩典”；被逼着成立外交部门，说成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连“办交涉”的时候，尽管又割地又赔款，但临了了却设计让占尽了便宜的老外走偏门，似乎这样一来，国人的面子就挣足了。
我们的城市当然也要面子，这就是所谓的市容，为了市容，老百姓已经贡献了许多东西，我们城市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地面上楼和车，翻着新在展示着骄人的气息，城市但凡有点规模的，就要建国际化大都市，从来不排斥任何最前卫的建筑，比着纽约来，不过，人家纽约地下的交通网络却不着急学，因为那是面子下面的事情，不用那么急。现在，为了城市的面子，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又把手伸向了一些寄居在城市边缘的可怜人，让他们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为市容做贡献。

记得中国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出现过制服热，凡是政府部门，都争先恐后地着装制服，无论什么样的脑袋都先后戴上了大沿帽，害得国务院严厉整顿，再三刹车，才算好了一点。不过，当时的制服热是花国家的钱，穿制服的人个个欢天喜地，为市容增加多少分姿色我不知道，但穿上服装的人之容似乎倒是美了不少。可是，眼下这种“制服热”，穿的人却并不情愿，因为强行配置的统一着装，不好看不说，还粗制滥造，还没穿上就开线。关键是制服要收远高于成本的钱，这对于本来就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某一类人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过于沉重的负担（收破烂的中间，可能有富人，但绝非全体，至于擦皮鞋的，则几乎都是收入菲薄之辈）。而且，穿那种特别显眼让城管人员一眼能够识别的服装，对着装者人格也是一种侮辱，好像被贴了标签似的。

擦皮鞋的，收破烂的进城农民，穿上城管部门配发的制服，用上统一的工具，市容就为之整洁了，管理就方便了吗？如果这个道理能说得通，那么可不可以将城市里所有的人都按行业统一着装呢？如此，不是显得更加整齐划一吗？当年阎锡山治晋，城市里每人都发一个牌，好人戴方牌，一般的人戴菱形牌，坏人戴三角牌，乞丐戴腰牌，上写明准许行乞时间，据说也是为了便于管理，但是实行这种管理方式，人权怎么讲？如果说人家收破烂的、擦皮鞋的衣衫褴褛，有损市容，那么首先应该做的事情是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怎么反而用高价逼人家买低劣的制服呢？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有多少人乐意穿破衣服给人吃白眼呢？实际上，我们目光所及，所有干这行的农民，没有几个真的如城管所说，穿得破衣烂衫的，人家也是人，也有面子要顾的。

其实，说来说去，打着市容和管理招牌的这种整顿或者改革，着眼点是否真的无非是为了管理者的口袋，属于某些城管部门创收的一种思路创新？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依法行政，本是当前改革的一项中心任务，可是，偏就有人顶风上行，设租的主意打到了那些弱势得不能再弱的人头上。在蚊子腿上剥下三两肉，本是过去老百姓形容古代贪官的话，现在，我看，用在这些地方的城管头上，蛮合适的。

武汉擦鞋女工·城管激情对话

［ 作者：吴昌华 王孝武 转贴自：楚天都市报 点击数：574 更新时间：2007-3-16 文章录入：can ］

城市要管好，弱势群众也要生存。二者如何协调，武汉市江岸区总工会组织大讨论。 我们的城市该如何对待擦鞋女工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记者吴昌华 王孝武）如何看待擦鞋女工被撵得“像燕子飞”？她们是否有碍市容？她们能不能与我们身处的城市共同发展进步？昨日，武汉市江岸区总工会组织包括城管人员在内的各界人士，开展了一场“关注城市擦鞋女工”的大讨论。 会场的气氛热烈得出人意料。56岁的寡母吴宜秀讲述了靠擦鞋赡养婆婆、供儿子上大学的经历，说到擦鞋工具盒多次被砸时泪流满面。 据调查，江岸区共有擦鞋女工1600多名，85%来自农村贫困家庭，15%是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平均月收入400元，人均住房面积4平方米，家具几乎全是捡来的。几乎每个擦鞋女工，都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生计。 与会的社区居民代表发言饱含同情，不少代表认为市民日常生活离不开手工劳动者。江岸区政协常委、武汉市社科院信息所所长王铁教授发言时，站起身来向擦鞋女工们深深鞠躬：“你们是光荣的劳动者，应该平等地享有城市资源。”发言过程中，他还洒泪承诺：“我愿和同事们承担吴宜秀儿子上大学的欠款1.3万元，说到做到！”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江岸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松毅动情地说，城管与擦鞋女工等劳动者不是敌我矛盾，将进一步改进执法方式；但尊重擦鞋女工，不能等同于允许占道经营，无序经营。他强调了维护城市整体形象、依法履行城管职责的必要性。 武汉大学教授周运清等学者认为，帮扶弱势群众是一个民生难题；政府应树立“民生为重”的理念，要从制度上积极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平的机会和资源。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以自治自律的形式，组织手工劳动者集中有序经营。 因为“有碍市容”，她们被撵得像“燕子飞” 我们的城市该如何对待擦鞋女工 汉口二七路56岁的擦鞋女工吴宜秀 维系三代人生计 擦鞋女工方玉娟攒下来的收入。记者宋枕涛 摄 昨日上午，在汉口二七路口转车楼社区，记者遇到了吴宜秀。56岁的她正佝偻着腰，认真地为顾客擦着鞋。 半天时间，吴宜秀一共做了5笔生意，5元钱到手了——这是她正在读大学的儿子一天的生活费。 吴宜秀一直在二七路附近流动擦鞋。她说，天天都被城管撵得像“燕子飞”，稍不小心，凳子、工具就会被城管收走。 “孩子的爸爸10年前得癌症去世，把体弱多病的婆婆和正在读初中的孩子，都留给了我。” 2001年起，吴宜秀开始靠擦皮鞋维持一家生计。每天早晨6点多钟，她就带着小板凳和工具箱出门了。“我不喜欢夏天，因为那时人们不穿皮鞋，我们没有生意做。” 尽管吴宜秀做得很卖力，但儿子的大学学费怎么也凑不齐，已拖欠了1万3千多元。 根据江岸区总工会所作的调查，江岸区目前共有擦鞋女工1600多名。其中约85％来自农村贫困家底，15％属于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人均月收入不到400元，人均住房约4平方米。 城市的光鲜与弱势群众生存权 究竟谁轻谁重 “城管部门要转变执法观念，不能再砸擦鞋摊。”——昨日举行的“关注城市擦鞋女工”讨论会上，江岸区政协常委、武汉市社科院信息所所长王铁教授如是说。 擦鞋女工有权摆摊吗？王铁手握一叠材料说道：“每个擦鞋女工背后往往维系着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计。中国青年报做过抽样调查，70.6%的人反对城管查抄像擦鞋摊这样的摊点，因为这样的摊点给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 他的声音激昂起来：“不错，城市的发展需要管理，但究竟城市的光鲜重要还是弱势群众的生存权重要？为诚实劳动的公民提供生存条件，这是构建社会基本秩序不容突破的底线。” 背街小巷擦鞋可以灵活掌握 主干道边严禁 讨论会上，江岸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松毅说：“擦鞋，不等于占道擦鞋。占道经营影响市民出行，甚至有安全隐患。我们对主干道上占道擦鞋是严格控制的，背街小巷可以灵活掌握。” 严松毅说，城管与擦鞋女工等劳动者不是敌我矛盾，城管将进一步改进执法方式，查处粗暴执法行为，在城市管理与擦鞋女工之间找到平衡点。“我要向大家自我检讨的是，以前我们和擦鞋女工交流沟通不够，今后要加强。擦鞋女工也是城市的一员，应该共同维护城市形象。” 现阶段应把擦鞋女工纳入社区组织 让她们有序劳动 讨论会上，三位市民代表都表示，我们的社会需要擦鞋女工，要给她们生存空间，并引导她们自觉遵守城市管理的各规定。 武汉市社科院首席研究员刘崇顺说，包括擦鞋女在内的一切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保障。这是维护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对待擦鞋女工，我们需要更多制度性的安排。 武汉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周运清说：擦鞋女工与城市管理之间是个矛盾。城市需要依法管理，但法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要以人为本。执法者要树立“民生为大”的理念，尊重一切劳动和劳动者，尤其是弱势群体，从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着手办事，提供公平的生存发展资源，不能简单执法，更不能粗暴执法。 周运清提出，对于擦鞋女工，现阶段最好的办法把她们纳入社区组织，以自治自律的形式，有序劳动。 水至清则无鱼 刘鹏 从人性化的角度看，马路上的摊点，是否都该归入占道经营，的确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你看那擦鞋女工，一个鞋盒，两把凳子，把污渍揩在布上，把洁净留给他人。如是摊点，怎能与占道的烧烤摊、菜摊、商摊一并归集？ 平心而论，擦鞋女工既方便了群众，又没有污染环境。更何况，暖暖春阳下，小街小巷倘若有市民悠然地坐着擦鞋，也是一幅和谐的城市图画。 严管市容，无可厚非。可如果一管之下，就不予区分地把街头摊点清理得干干净净，让市民想擦个鞋都找不着地方，让肩负家庭重荷的擦鞋女工也没有一个劳动空间，是不是也太“硬”了些？这样的城市，虽然“一尘不染”，亲和力却减了几分。古人早就说过，水至清则无鱼。 日前，上海“开禁”马路摊贩。人家已是国际化大都市，城市管理的量远大于武汉，如今都能从人性化角度“网开一面”，这样的气度值得称道。新华社记者对此评说道：城市管理怎样管，考的是用什么样的感情来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摘自新华社3月1日电)。 擦鞋女工吴宜秀述说生活艰难 （记者宋枕涛摄） 王铁教授为擦鞋女洒下热泪 城管代表谈城管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