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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经济学诺贝尔奖揭晓，再次颁给了博弈论。令一直活跃在我们现代生活之中的博弈论再次成为令人瞩目的中心。然而，颁给经济学，也再次说明了经济学的迷失。
有些问题，其实是经济学一直回避碰触的，那就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框架。经济学人往往把这些东西用“原罪”“禀赋”之类说辞加以回避。可以说，禀赋或原罪，决定了根本的利益分配格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何博弈？无非是为了利益分配，而分配的方案和依据就是“禀赋”，改变一种“禀赋”，也就决定了未来的利益格局。所有的政治变革，不过就是为了否定原有的“禀赋”追究“原罪”，禀赋决定了人（群）的命运，所以变革禀赋就叫做“革命”。
禀赋决定未来，这是宿命论，然而是正确的。博弈，博什么？弈什么？就是博弈禀赋状态的决定。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拼了命要改变原有禀赋之下形成的利益格局，以图建立对自己未来和子孙未来有利的新的禀赋格局。
政治制度的设计，是近代经济学一直要极力回避的问题，因为“政治”二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被一群自称科学的经济学家所摈弃，去年仙逝的经济学世界级教授萨缪尔森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强烈排斥经济学涉猎政治，认为分配之类问题是由投票箱决定的东西，不是经济学。
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今日颁给博弈论研究者，等于是颁奖给了经济学的政治化，这就彻底否定了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萨缪尔森的认知。
萨缪尔森排斥经济学领域的政治化，这是对的。但是，由此把经济学标榜为一种客观的科学却误导了千千万万的人。或者说，萨缪尔森反对经济学的政治化，只是表面上的，因为他其实默认了一种政治制度——私有制的天然合理性，即在回避原罪和禀赋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那么，这和他所反对的马克思以公有制为合理禀赋状态的前提有何区别？！而自由市场秩序必然是建立在私有制度框架之上的认识，早在马克思《资本论》当中就已经明确阐述了。萨缪尔森排斥的只是某个方向上的政治化，而却默认了在另一个方向上的政治化。
但是，现实经济学的发展不仅仅没有能够回避政治二字，恰恰相反地，是或明或暗地于政治越来越走得近乎，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现在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博弈论，都令经济学和政治贴得越来越近。经济学家政客化、以经济学的名义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政治制度的设计当中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科学是研究事实的，而不是研究观点的。经济学界自嘲“有三个经济学家就会有五种观点”，可见经济学从来都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而是一直在歧途上飞奔。歧途非常宽广但却谈不上科学，经济学要想获得真正的科学地位，就必须回到狭窄的本来道路上，并能够耐得住因为道路狭窄行者稀少而带来的寂寞。
科学研究的结果是“知识”而不是“观点”。“知识”是辛劳钻研的结果，是不会轻易授予他人的，但是观点却总是要极力向他人推销的，总希望他人认同自己的观点。在西方遏阻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我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尤其是在高科技知识和产品领域的进口更是被严格限制，但是惟一可以免费推广给中国的就是被打扮得非常科学的西方经济学。中国原本研究建立在公有制思想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一群人，也在“免费”的诱惑下大力推进了建立在私有制天然合理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教。
赞同抑或反对经济学的政治化，也在博弈之中。今日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博弈论，再次推助了经济学的政治化和学术霸权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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