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雷曼兄弟和金融危机一起倒塌的不仅仅是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还有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经济危机后必然是经济学的危机、社会哲学的危机,甚至信仰的危机,有人一度认为新教伦理的丧失,是金融危机的最终源头。某种程度上说,大家又重新回到了经济学思想的黑暗时代,期待谁会带来光和闪电。
研究者同时需要“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的缺点就是历史太短,这使得大家争论它究竟是归纳性质的历史经验,还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演绎式的真正科学,但无法忽略的是它出生的时代背景。1929年危机之前是没有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引领的宏观经济学是对“大萧条”的知识反应,人们希望这些知识和专业技能可以预防经济灾难的再次发生。尽管随后的哈耶克对市场干预主义进行了昏暗前景预测式的批判,但ZF干预一直是战后的主流。在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加盟以后,ZF的经济调控手套箱里又增加了货币数量型工具。尽管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末再度满血复活,但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这种不同才是关键),自信满满的央行领导们一度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和降服周期的勇士,特别是在伯南克自以为获取经济学“圣杯”(即解释“大萧条”)的方式就是印更多的钞票以后。
理论界也感觉良好。2003年,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曾说,宏观经济学成功实现了它的初衷:早在几十年前,它就从实际上解决了预防经济衰退的中心问题。然后呢?然后就崩溃了,危机一波一波袭来,从私人债务到公共债务,再到货币体系。世界经济每次崩塌,都被管理者引导在一堆越来越大的货币软垫上,而越来越的货币又是下一次爆炸的火药。
事实是,我们都被囚禁在传统经济学思想的牢笼里,辗转反侧挣扎于哈耶克、凯恩斯、弗里德曼圈定的思想桎梏中,不仅是研究者还有决策者都忙于为他们根据这些“迂腐学究”理论所采取的相应决策做辩护,欧洲说,让经济自己复苏;中国说,四万亿没错;美国说,来吧,更多的QE。
更令人担心的是,在高等学院中采用的洗脑教科书以及他们的各种中国山寨版,都力图给出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推理体系、理论的美感以及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的次序感和经典感。它们不会告诉你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整个货币体系的变迁,以及中国的出现会带来些什么。一如卢卡斯所说:“我们知道如何很好运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一种不让我们进行思考的残留物质。它们阻碍我们学习美国在1930年代的经验,或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及其真实后果,它们不让我们好好思索1990年代的日本。用凯恩斯学说的观点来思考那些事情,可能会令我们感到失望。在理论方面,研究者正在开发一种知识积累体系,但没人知道如何用理论成功解释货币不稳定导致的实际后果。”
而这就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家/分析师尴尬的出生环境,他们的工作就是解释已经发生的宏观经济记录,评论正在发生的重要经济事件,预测未来的经济数据。要做这三件事情,他们需要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可以解释已经发生的经济史,也就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数据,但遗憾的是这个框架目前似乎并不存在(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至少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不到合适的答*案。或者说,现有的分析框架只能解释其中的一些部分,当应用到其他样本上去的话,错误的概率太大,这也是宏观经济学们通常受到批评的原因:拿着一个不完善的工具,对过去说三道四,对现在指手画脚,对未来大放厥词。他们会在三次衰退中成功地预测到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