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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9月给北大人事部长周岳明的传真中，邹这样写道：“从1998年12月12日到今天，我从没有做对不起北京大学的事…… 我会永远免费地给北京大学学生上课，只要我活着，只要我有一个学生。”
邹恒甫对《人物》记者说：“我自己认为我是北大的，我写文章、办刊物，我就是为北大争光。我以北大的名义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发的文章是最多的，林毅夫都还没我多，张维迎还不到我的十分之一。而且我这种精神，独立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自由的追求，才真正是北大的。周其凤、朱善璐他们都不代表北大，张维迎更不代表北大。”邹恒甫说自己爱武大所以不骂武大，却又固执地认为自己骂北大恰恰是体现了北大精神：“孔庆东写本书《狗日的北大》，为什么不？东北人一天到晚是带这种口头上粗话的，跟四川人重庆人又龟儿子又锤子是一样的，四川人骂龟儿子的北大，武汉的骂**养的北大，你妈妈的**养的，蠢得要死。北京人没有他妈的三个字也是说不出话来的。那个《狗日的北大》不是说孔庆东不爱北大，而是因为他太爱北大了。”
我全都点名道姓地骂
在哈佛经历的耶鲁学者Serge Lang挑战政治学权威亨廷顿的故事，常被邹恒甫提起。为了不让支持越南战争的亨廷顿当上院士，Serge Lang专门从耶鲁到哈佛访问教书一年。他整理了1000多页亨廷顿政治学论文和著作里荒唐之处的大作，复印好后发给所有课堂里的学生。除了在课堂上，他还在MIT、波士顿大学、波士顿学院等到处开讲座，用数学证明亨廷顿的逻辑错误。忆及此，邹恒甫大呼“相当过瘾”。
在2012年6月国际经济研究数据库RePEc的排名中，邹恒甫成为唯一入列前100名的华裔经济学者，他为此在博客中以“邹恒甫雄踞全世界第96名”通告此事。这一排名依据收录在RePEc数据库的学术论文数量，论文被引用、下载次数，被引用论文的年代递延影响因素等30多项不同标准，分别制定30余种不同排名，在去除最大与最小值、取调和平均值后，即获得世界经济学家排名。邹恒甫常常说自己和林毅夫是三流经济学家，国内其他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也多依据于此。中国著名海归经济学家几乎被邹恒甫骂了个遍。他骂海归们“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并多次点名骂 “三纲五常”（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张维迎、林毅夫、海闻等。邹恒甫还调侃轮流坐庄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是一群入不了美国经济学主流的留学生自己“过干瘾”、“意淫”。
邹恒甫唯一一次夸张维迎是被张请去北大后第一堂课：“张维迎不错，他请了一个比他更厉害的邹恒甫。”张维迎上课，他坐在后面，听着听着就忍不住站起来，当面指出张的错误，张“只能忍着”。在任职学校的教师职称评定会上，有老师介绍自己发表的论文有10点学术上的贡献，他直接就回：“那你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了。”有人说论文虽是和导师联合署名，但主要工作是自己做的，他当面骂
人家“忘恩负义”。
邹恒甫还热衷于到处砸场子。“你什么都不懂，你别搞什么中文了，你搞哲学却英、法、德文也不懂，希腊文都不懂，你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比你搞得还好……”涉猎甚广的邹恒甫在任职过的几个学校的文史哲各系放炮，豪情直追当年北大的“天下第一骂”辜鸿铭：“XXX系主任，在北大的时候我就代理他讲哲学史；历史系系主任XX，我跟他说，你讲法国革命，不如让我来讲；那个讲中国文学的XXX，我就调侃他，研究陶渊明你可能不如我。我全都点名道姓地骂，到现在都骂的。”
“我知道多少汉学家啊，余英时先生啊，好些人我都认识啊，跟他们好啊，他们有什么鬼官架子啊。他们都是你去他们家敲门就敲门，吃饭就吃饭。国内好些人都是神经病。这些年我都快被他们折磨成神经病啦。所以我都不跟他们来往。当官的来找我，肯定是求我替他们办事，经商的来找我，肯定是求我给他的孩子写推荐信。我没有必要跟当官的人交往。经商的陈XX、王X，我都不理睬他们。”这样出位的言行造成了他在学界的孤立。能够真正包容“大嘴”邹恒甫的人并不多，要公开支持他更需要勇气。有人形象地描述：“如果让他和张维迎站队首，其他人自由选择站队，我想不到谁会站到他后面去。”“因为那不仅是态度的问题，更涉及利益。”即便那些自认为能够理解他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都一再要求匿名。
一位邹恒甫的挚友曾经劝过邹恒甫不要那么毫无遮拦地去臧否
人物：“爱憎分明是一个方面，不走极端是另外一个方面，不能说爱憎分明就必然要走极端。我说你为什么要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三流四流。我说特别是林毅夫教授，林教授到武汉大学是怎么说你的，评价很高。他说林毅夫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不会计较的。我说别人这么尊重你，别人不计较，你就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吗？”邹恒甫也一点不给同学面子：“我的同学给我提的意见最多，但我根本就不管他们。我说你们一事无成，听你们的，我搞什么啊。他们都太老爷化了。”简新华感慨老一辈经济学家治学和为人处事风范如今已经鲜见：“孙冶方与于光远先生当年学术观点不同，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但私下是好朋友。”
他骂人，实际上是在释放自己的痛苦
邹恒甫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显示出他在经济增长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货膨胀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但鲜有人真正了解他的学术成就。对此，他并不在意，“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的是我自己”。
邹恒甫常常跟学生讲熊彼特和他的学生托宾的故事。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却大有不同。有人问托宾，你从你老师身上都学到了什么呢？托宾回答，他只是从老师身上学到了怎样做一个经济学家（how to be a economist）。“他就学的是那个范儿，当经济学家的气质，就是文史哲经社无所不通。”邹恒甫说。“从哈佛大学我的老师身上，我学到很多范儿。尤其我的同班同学，也学到很多，我们还在忙着考试，他们一进哈佛就已经在学术期刊上登文章了，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考试。他们两三年就毕业了，我们还搞五六年。那时候真是群星灿烂，我们中国的学生过去，都是中等以下。钱颖一啊，李稻葵啊，胡祖六啊都是这样。哈佛招中国人都是出于照顾。我跟林毅夫说了，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还要等上200年。”“现在我的学生还没有一个能赶上我的。”
邹恒甫抱憾之余希望他的所有学生都能专心于学术，为“200年”后打基础。他给学生写推荐信的条件，除了听他的课并通过考试，还要他们保证毕业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碰到毕业后去了投行或者ZF部门的学生，他会直接骂他们是“叛徒”。他博客的第一篇文章标题是“你们再进投行，我就杀了你们”。
邹恒甫给CEMA2011届全体学生的毕业赠言是这样的：“你们有30多位好学之徒出国深造，我感到太高兴了！但愿大家都读完博士学位并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朋友都说邹恒甫“太纯洁”，“偏执得就一定用他的那种纯洁的目标和理想的世界观来要求别人。那就没办法，别人永远很难达到他那个境界”。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他曾因著名华裔金融学教授黄奇辅离开学术界，而不再让自己的学生用黄编写的教材《金融经济学基础》。这些年，他向世俗做出过的最大让步是，他不怎么骂自己那些去
投行的学生了。近4年在中国的经历让他逐渐明白：“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即使搞学问，大家好像也都当独立董事，搞演讲，搞项目，都摸钱，这种学术的腐败行为简直是无法避免。”在这种环境下，他必须心疼自己的学生：“在国内读博士的话，他们会是生活都没有依靠的人，30岁都还要家里负担。”
只不过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自己过去的做法是错的，“不好意思啊，我认为我一贯的正确”。他形容和北大的官司是他“要拿北大来开刀”。“清华大学是
管得更好，我的几个同学都在那里，但他们把我挡在外面，不让我进去。”他也深知其中原因：“他们认为我太刻薄了嘛，都不理我。”朋友聚会，邹恒甫永远是主讲。其实大家都喜欢他高兴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引经据典谈笑风生，也喜欢开点玩笑，但在龙永红的印象中，这些年来这种场景越来越少。“他不高兴的时候，就会
一整晚都在骂人。”在龙永红看来，“他骂人，实际上是在释放自己的痛苦。”
邹恒甫就这样一直保持战斗的姿态。“我十几岁开始就认定自己要办学，所以我跟这些人斗争，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最想高兴的是，以我一个人的力量，偷偷摸摸地能在全中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让那些反对我的人都来学我。我真正觉得我的事业是非常光明正大、最有前途的，凡是阻挡我的，都将成为历史的垃圾。也因为这样，反对越大，我越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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