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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杨小凯教授在最近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本人不敢苟同上述观点，基于真理越辩越明的精神，提出几点商榷。 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在最发达的国家，它的技术创新就只能来自于新的技术发明，不投入资金、人力去从事研究和开发发明新技术，它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选择，发明或引进，到底那种方式好，这要看哪一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研究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如果发展中国家也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因为超过专利保护期的技术引进根本不需要购买成本。总的来讲，购买的成本大约相当新技术发明成本的1/3。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包括我在内，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后发优势”，而且正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我们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很大的信心。 既然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而具有后发优势，为何从二次世界大以来，真正利用了这个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缩小或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仅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其原因其实在于ZF所采行的发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一般说来，资金相对稀缺而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丰富而相对便宜，这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如果ZF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中的企业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不会有竞争力，只有靠国家的保护才能生存。如果企业数量少，也许可以用税收的方式进行补贴。但是发展中国家要优先发展的往往不只是一个企业，而是整个产业部门。比如重工业部门，靠财政税收来补贴力不从心，就只好以政策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由行政力量直接配置各种有限的资源到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并抑制非优先发展产业的发展。在这种赶超战略下，不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都将被抑制，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企业没有积极性改进生产，整个经济效率很低。必然会出现寻租，预算软约束，裙带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均，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发挥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 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要想提高其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其要素禀赋结构。所谓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是增加经济中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诱导其企业比较好地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则每个企业都会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补贴，就预期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这样的经济总的来讲，在竞争的市场中会最有竞争力，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创造的剩余、积累就最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会最快。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业也要随之升级，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其引进成本和学习成本都会最低，这样也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 如“杨文”所言，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并未完成宪政改革。但他们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它们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所以实现了后发优势，在发展水平上赶上或大幅度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于那些违背比较优势，想在产业、技术上赶超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已经实行了宪政体制的印度或未实行宪政体制改革的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或中南美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有的甚至还扩大了。可惜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ZF和社会精英不知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直接定位在产业、技术向发达国家的赶超，使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遭遇种种困难。 本文经作者审阅，本刊有删节。全文详见《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四期。 提问与回答 问：在我看来，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后发优势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阿根廷，一个是巴西，但众所周知，在70年代，阿根廷和巴西已恢复到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请问用后发优势的理论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答：阿根廷和巴西的情况很好解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水平排世界前十名，和澳大利亚相似；阿根廷和巴西是资源大国，但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想发展工业，推行所谓的技术平等，我们知道他的比较优势是资源，发展工业不是他的比较优势，是一种补差，所以他的经济越来越差。澳大利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全世界最富的国家，他一直在发挥他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资源产业，工业比重很小，比如说70年代工业在澳大利亚的比重只有12%到15%，阿根廷则达到40%。从工业角度讲，阿根廷的工业比澳大利亚强，但按比较优势讲，澳大利亚比阿根廷好，所以现在，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阿根廷变成发展中国家。这就印证了我说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发挥比较优势，而不是在产业上去赶超。 问：我想问一个问题来调节一下气氛：您认为您和张五常教授相比较谁更厉害一点？我希望您不要用“各有千秋”这样的模糊词语来回答，请尽量正面回答。如果说他比您厉害，那么是厉害在哪里？如果您比他厉害的话，又是厉害在哪里呢？您和张老师都是出于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所以我这么问绝对没有任何不尊重您的意思，相反我觉得您和张老师都是很受人尊敬的经济学者。 答：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张五常教授比我厉害多了。张教授上次来我们中心做讲座，时间是在中午，结果来了五六百位学生，万众楼里面坐不下了，张教授就在万众楼的二楼对着下面的同学讲。而我今天来到这里，我想要是张教授来这里演讲的话，那恐怕这里的楼上都要站满人了。在这一点上，张五常教授比我强多了，他是我的先辈，我很尊敬他。上次我去经贸委做报告的时候有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讲：林毅夫和张五常有很多共同之处。张教授只有两招，我也只有两招。和他有一些类似，又有一些不同。我认为人是理性的，这是我研究的前提，是无需证明的。我的第一招就是“相对价格”，我研究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人的需求的影响；再有就是研究不同时期的不同限制条件，每个时期所面临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可以去看，一般来说，我的研究归根究底可以归纳到这两个方面的考虑。无论国家、企业、个人在决策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这两招确实比较类似，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张教授一般侧重于微观的研究，比如农民、企业的需求；而我一般侧重于对国家的需求的研究，我关注的是如何将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说，如果说张教授是打乒乓球的，那么我至少是踢足球的。不过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乒乓球比足球的水平高得多了！ 林毅夫,男,台湾宜兰人,1952年出生,著名经济学家。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随后赴美,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全国政协委员。 时间：2002年6月12日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报告厅 转自：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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