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慧
我认为,解释现象,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要想办法将影响某一现象的多种因素有效地分离,以观察它们对于这种现象的不同影响力。这一点,是在看弗里德曼的文章时领悟到的。后来想想,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啊,我们在课堂上天天上的课,不都是在围绕着方程式在说,要看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就要先假设其他自变量不变,看这个自变量变时因变量怎么变。或者换个经济学一点的术语说,这叫“局部均衡分析法”。不过,会将这些话和尚念经似的念念有辞不难,真正心领神会,则是另一回事情。而且,更难的是,怎样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方程式里分离这些因素或变量,这就需要我们走到街头巷尾去找啊找,有时还真的需要一点运气。看弗里德曼那篇文章,最大的震憾就是看到他用巧妙到极点的方式分离了几个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纠缠不清的因素(不过,很惭愧,我实际上已经忘记了那是一篇什么文章,讲的是什么,但那震憾使我真正对这个方法心领神会了,当然离运用自如则还远得很)。 另一种方式是从张五常那里领悟到的,就是要在生活中寻找一些特殊之极的个案,在这些个案里某种因素的作用因为个案的特殊性而被放大了,因而其他因素相对变得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这就省却了分离它们的麻烦。像他研究的玉石市场是如此特殊,因为信息不足而引致的交易费用与其他市场相比显得特别夸张明显。这些特殊个案起的作用有如放大镜,放大了某一因素的作用,使我们更好地观察到它是如何影响现象的。这个方法与弗里德曼的方法相比,有利也有弊。利者,如前所述,可以免去分离各种因素的麻烦,尤其如果形成某一现象的因素很多,而且都并非不重要的时候,分离的工作将极其艰难,甚至于不可能做到。弊者,从特殊个案里得到的理论,不能马上成立,还需要再做一步将之“一般化”的工作,这一步如何做不好,会有两个危害。一是这个理论成了“特殊理论”,只能解释那个特殊个案;二是研究者可能会犯下“以偏概全”的错误,“见微知著”变成“坐井观天”。 我有另一个经验,可以说明如何运用弗里德曼的那个方法。价格理论里有“效用论”和“劳动价值论”之争,虽然我们如今大多数人都学习并认同了被某些人称为“伪科学”的西方经济学(还是叫现代经济学好些吧),因而也学习并认同了“效用论”,但仍然还有人坚持“劳动价值论”才是科学,“效用论”不对。于是有人又为“效用论”辩护,各自都动用了不少哲学述语,以证明自己之是而对方为非。我们还是用这两个理论去解释现象,只要出现推翻了某一理论的现象,我们也就不必再为维护某个理论而耍嘴皮子了吧(当然总还有些人不甘心,要继续耍的,这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之内了)。 且说,“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格由凝结在这个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决定的,其衡量的尺度据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效用论”则认为商品的价格由不同的人对于这个商品不同的满意程度互相竞争调整而形成。要判断这两个理论的对错,麻烦的地方在于这么一个现象:质量高的商品往往价格较高。“劳动价值论”争辩,那是因为质量高的商品凝结了较多的劳动,体现为花费了较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价格较高。而“效用论”则反驳说,不对,因为人的天性是偏好质量高的商品甚于质量低的商品(质量高的商品给人们带来的满意程度或效用较高),所以人人都竞争要得到质量高的商品,从而推高了高质量商品的价格。“效用论”为了反证“劳动价值论”之谬,举例说,如果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决定的,岂不是在沙漠上千辛万苦种出一棵植物,这植物的价格要比在这植物合适的土壤上种出的植物的价格要高?“劳动价值论”马上机智地反驳,你错了!决定价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你在沙漠上种植物花费的是“个别劳动时间”,当然不能决定这棵植物的价格。 看罢这些争论,我忽发奇想,如果这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商品A,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在任何情况下都小于另一种商品B,可是市场上形成的价格却是A高于B,这就可以有力地推翻“劳动价值论”了。这实际上就是需要成功地分离质量(“劳动价值论”实际上将它等同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格之间通常的同方向变动的关系。但往哪里找这么两种商品呢?到街头巷尾去寻寻觅觅吧。 俗语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我来日本一趟,无意中找到了这两种商品。且听我细说从头。且说日本的米价贵得惊人,我约略计算了一下,大概是中国米价的10倍!原因当然是日本有意对大米实施贸易保护,在国内市场上随处可见的泰国进口米,跟其他任何国家的大米一样,在这里影踪全无,这里是日本米一统天下的局面。然而米又是每天吃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我费了不少功夫在东京内寻找比较便宜的米。说来也巧,就在从早稻田大学到我回家的巴士站之间,就有一家叫“小泉米谷店”的私人米店(在日本买米基本上只有两个途径,其一是到超市买,其二是到专门卖米的私人米店买,一般后者会比较便宜。但超市哪个角落都有,私人米店则分布没有那么广,论便利性不及超市。对日本人来说,时间绝对等于金钱,这就是超市的贵米能与私人米店的便宜米竞争的原因)的米特别便宜,所以一直都吃这家店子的米,而且还向宿舍里的其它中国留学生推荐。 一个中国留学生听了我的推荐之后,就托我帮她特别地看一看那家米店里有没有“玄米”卖。我一开始还没听懂是什么米,反问:“旋米?什么叫旋米?为什么要买这种米?它特别好吃吗?”她回答:“不是,是特别难吃。”我听了很奇怪,问:“特别难吃还买?那是因为它特别便宜吗?”她回答:“不是,玄米特别贵。”我简直听得一头雾水了。又难吃又贵的米还买来吃?莫非需求曲线真的向上倾斜了? 后来经那留学生的一番解释,我才明白。原来所谓“玄米”就是脱壳之后不经加工就出售的米。一般的米相对玄米来说应该叫“精米”,脱壳后都经过加工,磨去粗糙的表层,吃起来就有香滑的口感。但玄米却不经加工,没有磨去粗糙的表层,自然是特别扎口难吃了。大概这种玄米就相当我们家乡那里叫的“三和米”,自从经济发达后,这种米都是用来喂牲畜,人已经不吃了。但这种米正因未经加工,保留了事实上是营养最丰富的表层,其实更有利于健康。古代只有皇家才吃得起精米,却往往因此而患上俗称“脚气病”的富贵病,实际上就是因为长期食用精米,缺乏米的表层里含有的某种营养。然而日本近年来却流行起吃玄米,原来据说玄米有减肥的功效(是真是假就天晓得了,我认为是假的,否则早就跟“伟哥”一样鼎鼎大名了,爱美的女性可不少于爱壮的男性),于是一下子身价百倍。不要说玄米本身很贵,就连一些化妆或洗洁用品,只要原料中用到玄米,价格马上就比同类产品翻几个筋斗。那位留学生想获得玄米的减肥效果,却又苦于一般超市或米店中玄米价格之贵,听我说有这么个米价特别便宜的地方,自然很想也能在那里买到比其他地方便宜的玄米(哈哈,原来还是证明了需求曲线向下倾斜)。 玄米与精米,就是我所想要找的商品A和商品B了。同一种米,不经加工就是玄米,加工了就是精米,而一经加工,肯定就增加了劳动。无论是在什么社会里,不管技术水平如何,玄米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低于精米,然而日本的大米市场里明摆着的事实就是,玄米远远贵于精米(以我粗略的观察,二者价格的差额差不多是2公斤玄米的价格相当于5公斤精米的价格)。质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唯一可以解释的只是,由于人们疯狂地渴望减肥,以致于远远压倒了对大米的口感的偏好,能否减肥,而不是好不好吃的效用成为决定玄米和精米价格的重要因素。因此,是效用,而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商品的价格起决定性作用,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