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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隐藏着巨大的“沉没成本”童大焕—2013年1月21日
活色生香的故事总能格外吸引眼球。最近一位马哲博士后的长篇博文一下点亮了三个主体：女主人公常艳，中央编译局，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实名在网上发表长文《中央编译局言情录》，据说有洋洋十万言，详述自己与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现已被免职）17次在酒店开房的经历。“以不要脸、不要命的勇气了揭开了中国学术圈的潜规则之冰山一角。”
全文看完中央编译局的“宫闱秘事”，说实在的我有点同情衣俊卿。从常艳入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站开始，到开课题，跑调动，办户口等等，常都是主动在送钱送人，投怀送抱，衣则是顺水堆舟，彼此之间身体力行心照不宣实践着“潜规则”。只是常后来“诸事不顺”，加上一些人“后来居上”，以女性的敏感和脆弱，常“心理崩溃”，就向衣俊卿索要百万元。衣俊卿给了100万元后，常艳发出长文引发震撼。衣好像没有贪污多少钱，支付常艳索要的一百万，从文中看是瞒着老婆，向两个朋友拆借应急的。
有人疑惑：“堂堂中央编译局的局长，没有能力把一名博士后调进北京吗？俺不信！若是坚持原则，就不应该接受贿赂；若搞潜规则，就按潜规则玩儿！钱也收了，人也玩了，不给人家解决问题，这是什么道理吗？人家人财两空，能不急吗？‘盗亦有道’啊，衣局长！既接受钱贿赂，还接受性贿赂，也算是奇葩了！”
有此疑惑者，估计没有认真去想过“腐败的沉没成本”问题。比如一个公共工程招标，工程只有一个，但竞争者众，于是在正常的竞争规则外，如果出现一个竞争者通过潜规则手段获胜，以后更多的人就会效仿潜规则，从此进入人人都要采用潜规则的恶性竞争状态。明规则是透明的，各种条件都公开亮相，但由于潜规则都是在暗中进行，彼此不知道对方出的潜规则价格，因此，很多时候获胜者并不会揭发招标人受贿，而只会猜测甚至抱怨自己出手不够大方。行贿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部分沉没的成本姑且就称之为沉没成本。
千万不要以为“投标人”才有“腐败的沉没成本”，“招标人”同样有“腐败的沉没成本”！因为在“投标人”承担主要成本的作用下，“招标人”常常会有“致命的自负”幻觉，以为“投标人”都会忍气吞声独立承担沉没成本。但“投标人”也是人，有人的各种喜怒哀乐情绪波动，也有人的各种现实困境。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这种困境，未必能及时被“招标人”体察并化解，因此，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因“投标人”心理、生理或者经营等方面的困境而招致鱼死网破的局面。
经济学上，沉没成本是指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的，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我们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没成本”（Sunk Cost）。沉没成本是一种历史成本，对现有决策而言是不可控成本。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说，普通人（非经济学家）常常不计算“机会成本”，而经济学家则往往忽略“沉淀成本”——这是一种睿智。他在《经济学》一书中说：“如果一项开支已经付出并且不管作出何种选择都不能收回，一个理性的人就会忽略它。这类支出称为沉淀成本（sunkcost）。”
这是一种正常竞争秩序下纯理性的决策成本。“腐败的沉没成本”则要复杂得多，通常无法忽略。你一旦忽略它，它随时有可能就哪个地方引爆！这就是“腐败的沉没成本”的昂贵之处！
“腐败的沉没成本”的昂贵之处还在于，由于不像明规则一样公开要价，潜规则的要价边界并不明晰，双方都有可能出现漫天要价的情形。暂时弱势的一方有可能不断受欺到退无可退，暂时强势的一方也有有可能被漫天要价到其无法忍受的程度。就像这个“言情录”里的女主人公，虽然明说“轻易许诺的人，往往实现不了；你倒是没给过我什么诺言，我也不盼能有什么”，但字里行间还是明显看得出来，她一开始只是为了进入博士后站，慢慢地还想留在北京，留在中央编译局，潜意识中还想对衣实现“垄断和独占”。欲望无边，而任何人的能力和权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你不能不理解，为什么一些高官，居然会以种种残忍手段杀情妇。
我们常说中国人聪明，中国人勤劳勇敢。在我看来，热衷于潜规则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笨蛋的一个族群。耍小聪明而无大智慧。原本以为潜规则可以独辟蹊径降低竞争成本，但竞争到最后，其实是明规则和潜规则同时竞争。本来只需要明规则就能光明正大竞争的，现在凭空多出了潜规则同时起作用。事实上竞争的成本是大大增加了，潜规则部分则已经成为完全多余出来的“腐败的沉没成本”。“腐败的沉没成本”除了时间、精力、金钱、身体之外，还有被法律追究的可能成本。所以不知道前不久司法解释说行贿一万元即入罪，到底是有利于防范人们行贿，还是有利于防范行贿人告发。
《中央编译局言情录》还让中央编译局一夜之间名声大噪。此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局，又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全称？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有这么个不食人间烟火、只管升华“理论”、虽不乏个体清醒但集体装睡的单位，而且是副部级，而且有博士后站。百度百科写道：“中共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副部级单位，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收集和整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文献信息资料。
常艳和衣俊卿都是牺牲品。钱江晚报评论“满嘴马列满腹盗娼”，海外评论“他（衣）不仅仅是位理论家，他直言不讳地批评流行文化中粗俗的东西，而且主张通过向世界推销中国美德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在2011年一次接受官方媒体访谈时，他说，国家应该通过‘道德模范的评选、先进典型的树立’展示中国的优秀形象，让世界‘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力量’。”制度不硬，软实力就会软得不能再软，被人抓住软肋也毫无招架之力反驳之功。此等情形，断非他们个人人力之所能为。在“买家只有一个”的体制下，他们都自觉不自觉、主动半主动地陷入潜规则而不能自拔。它告诉我们：凡是只有一个买主的，不论职位、学问还是产品、服务，都得格外小心，最好是自己不要投身于这样的事业，也不要让孩子投身于这样的事业，那是真正的委身于人，卖身于人，前途命运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说，人格的扭曲与分裂，一路的苦闷与悲催，眼前就是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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