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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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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ONT size=3>任命制的张维迎和聘任制的邹恒辅</FONT><BR><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 </FONT></FONT><FONT size=3>邹恒辅和张维迎，张鸣和李景治，郑也夫和景天魁，他们之间的事在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都有一方是打抱不平的，有一方是当权的。抱不平的一方说了很难听或很多的话，当权的一方都不说话或少说话。从舆论的反应来看，好像比较普遍站在打抱不平一方。争论的热点好像是人品和学术问题，但事实上这是个制度问题。<o:p></o:p></FONT></P>
<P ><FONT size=3>张维迎的院长是任命制的，邹恒辅的教授是聘任制的。换句话说，张院长是正式工，<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邹">邹</st1:PersonName>教授是合同工，命运自然很不一样。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到企业，现在逐步推广到事业单位。在认识方面就是逐步打破铁饭碗（对农民来说是，他们本来没有铁饭碗，使还给他们被充公的土饭碗），实行聘用制。然而，就像价格改革一样，现在还处于双轨制：领导是计划管理，群众是市场管理。领导的岗位当然也不是稳固的，但基本上是调动、提拔，除非犯了大错一般不会被免职，更不会下岗失业失去生活待遇。群众就不一样了，不仅工作不好会失业下岗失去生活来源，单位发展挫折、领导心里挫折都可以让人失去生活来源。当然，教授们因为还是比较珍贵的因此一般也能找到去处的，所以敢于和领导者抗争或对抗。至于职位较低的教师，尤其是合同制工人，那是一条小命完全操纵在他人手中。<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o:p></o:p></FONT></FONT></P>
<P ><FONT size=3>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仅仅让弱者承受风险和做出牺牲不公平。张维迎在北大推行教师聘任制度改革，旨在通过给教师压力提高北大实力，必然受到较大的阻力。首先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凭什么领导就不会被解雇，群众却会被解雇？如果校长是由校务委员会聘任的，院长是校长聘任的，那么院长雇用<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和解聘">和解聘</st1:PersonName>教授顺理成章，邹恒辅无话好说。当然，顾及到中国国情，校长和书记由教育部任命也可以，反正他都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但是，学院院长那个是教学和学术工作的管理者<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当然清华北大之外也有很多院长只能从事行政管理，必须以学术为最高标准。由校长来聘任学术名流无疑是最好的，而学术优秀的院长也能最好地选择教师。张维迎和邹恒辅的学术水平在中国都是一流的，如果让他们公开竞聘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估计失败的人都无话好说。没有院长聘任制，其他学术水平很一般但人际关系较好的人，没有当上院长也愤愤不平。从学术标准来说，张维迎或邹恒辅是院长最佳人选，否则就不能面对清华的钱颖一。从钱颖一的稳定来看，北大用人肯定存在一些问题。像光华管理学院这样新锐的学院，应该有改革先锋的气势，尽快转变为像工学院和软件学院类似的管理模式。未来学院的管理模式，甚至大学的管理模式，应该都是那样，争论就会少得多，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平也会高得多。<o:p></o:p></FONT></P>
<P ><FONT size=3>有人认为张维迎是学术不如邹恒辅才把他挤走，因此人品有问题。如果真是这个问题，也只有靠制度改革才能有利于学术和道德。其实，我们应该预见到，文人相轻，自古如此。越是把学术当作生命的，学术受到批评就越要了他的命。所以，像北大这样学术水平较高的学校，矛盾和斗争无疑会比那些以行政领导为中心的学校多。没有学术才能的教师，只好听从没有学术才能的行政领导的指挥，整个学校干的都是行政工作，学校不过是一级行政单位。这样矛盾是没有，但是学术也没有。想要学术就必须承认学术地位，这样一来学术地位<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高的">高的</st1:PersonName>教授就可能和学术地位低的院长就可能有矛盾。没有学术水平的院长是绝对领导不好学术工作的，但是学术水平最高的院长也不一定能领导学术研究工作。院长必须有一定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但是学术也必须是第一流的，否则他领导和组织的就不可能是学术工作。我认为张维迎在学术上完全能够胜任院长要求，但在领导思路上确实有问题。他急切地要推行教师聘用制度改革，但是他给与教师的主要是解聘的压力。压力当然是要的，没有压力也就没有动力。但是北大教师的压力估计不用张维迎去加码，在人才济济的环境中压力是必然的，而且也只有这种压力才是有益的。脑力劳动靠外在压力和强制力从来不会创造出什么好成果，只会导致抄袭、跑关系等学术和道德腐败。如果仅仅限<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时评">时评</st1:PersonName>教授<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和副">和副</st1:PersonName>教授就可行的话，教育部早就要求许智宏限时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萨达姆要求伊拉克科学家在限定时间内搞出比美国更先进的武器，比美国军队训练更好的军队。作为教育管理者，应该多思考如何改善教师工作的动力和条件，而不是靠解雇的压力来恐吓。其实，邓小平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破铁饭碗，他首先是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并让他们得到了实惠，否则改革根本不能推行。提出打破铁饭碗的时候，市场经济已经蓬勃发展，人们已经有了新的出路，甚至更好的出路。改革说到底是要让单位和个人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生活选择，仅仅要求教师做出牺牲不公平。北大的事情要靠北大教师去做，仅仅说北大不是中国的北大而不是北大教师的北大，单方面要求教师有觉悟没有道理。<o:p></o:p></FONT></P>
<P ><FONT size=3>至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人品，不了解的人不好说。但是，确实不能把张维迎的学术观点作为他道德人品的依据。职业道德必须以职业为最高标准，在学术观点是不诚实，刻意迎合一般道德要求，这是沽名钓誉，对学者来说是最坏的职业道德。把张维迎看作是资产阶级代言人，说他心里没有工农劳苦大众，这是应该否定的用政治情感来评判学术的道德标准。这是文革的作风，只会把国家和社会带入颠狂状态。张维迎在学术上很真诚，这点在学术上是值得尊敬的。职业道德之外还有一般的道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品，他身边的人尤其他妻子会清楚，我们从网络上难以了解。不过从他和邹恒辅这件事来看，我看邹恒辅不见得表现更好。邹恒辅可能受到伤害了，所以想把一切都抖出来，但是这么做有失师道尊严。个人恩怨，何必闹得满城风雨呢？鲁迅这么刻薄的人，不想和人家同在中山大学，走就是了。一个大学问家，出一口恶气的心里，太有失斯文。从他<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周末致北大同仁的一封信<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看，他倒显得拉帮结派，挑拨矛盾。至于说什么<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经济学家不再要对金钱和女性太感兴趣<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自命清高，伤及无辜，实在不理智。又说什么自己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人民的走狗<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实在没有必要。邹恒辅好像总想表明自己学问比中国所有其他经济学家好，人品也比所有经济学家好。学问我不能评判，但如此恰恰人品有比较大的问题。还想说到的是，学问不仅仅是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孔老夫子还述而不作呢，能说没有学问吗？太看重论文，这也是目前的毛病啊。<o:p></o:p></FONT></P>
<P ><FONT size=3>沸沸扬扬的事情本身从来无益，但是如果让我们认真去思考，或许还是有点益处。真希望邹恒辅找个学校安安静静地研究中国经济而不止是以国际期刊论文为荣，大<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家对邹">家对邹</st1:PersonName>教授的研究实在所知不多。希望张维迎院长踏踏实实地做好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学和学术管理工作，在教师聘用制度方面多一些动力少一些压力。像林毅夫、钱颖一那样，确实是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比较好，他们是我心目中的大家。</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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