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的科研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80年代，张维迎在国家体改委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主要学术成绩包括：（1）1984年在国内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被决策部门采纳，对中国价格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论文被美国学者翻译成英文在美国《Chinese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2）1985年与李剑阁一起提出并论证了人民币汇率双轨制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设想，并与黄江南一起主持了姚依林副总理委托的《外汇外贸改革课题》，提出的建议影响了当时外汇和外贸政策的制定；（3）1985－87年期间，与宋国青一起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发表多篇论文和一本专著，多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对8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4）从1983年开始，系统研究了企业家的职能、素质和生存环境，出版专著一本和多篇文章，是国内最早研究企业家的学者，首次提出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的观点，论证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的命题，推动了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5）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次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的改革建议，被广泛接受。 1990年张维迎去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以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作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4年学成回国，主要从事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并从事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普及教育，出版三本专著，并发表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张维迎在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企业界有广泛影响，张维迎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中国微观经济学“第一把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语）.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的占3篇。 张维迎自
90年代以来的学术成绩可以概括如下： 一、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是过去二、三十年家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之一，它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交叉，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改进了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运行和企业组织行为的认识。张维迎在企业理论方面的贡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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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所有权安排和资本雇佣劳动：
完整的企业理论面临三个主要问题：（
1）企业为什么存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决定？（2）企业所有权如何在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特别是，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成为一种主导的企业制度安排？（3）企业委托人（所有者）如何监督和激励代理人？已有的企业理论主要讨论第（1）和第（3）个问题，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企业理论》主要回答第（2）个问题。 这本专著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非对称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企业组织内部的非对称契约结构和决定这种非对称契约结构的深层原因这一很具挑战性的问题，特别是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这一长期困惑经济学家的问题。张维迎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个人之间的企业家能力的差别。企业是人们之间合作的到一种方式，在企业中，最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从事经营决策（制定决策），而企业家能力较低的人从事生产活动（执行决策）。企业的价值就在于通过这种分工来提高效率。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给定个人能力难以观察，如何保证把最有企业家能力的人选择出来经营企业？二是给定个人在团队中的贡献难以测度，如何保证企业成员不偷懒？张维迎将这两个问题概括为“经营者选择问题”和“激励问题”。所谓企业制度安排，就是通过在不同企业成员间分配“委托权”（principalship）（即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办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全书正文共5章，第1章对有关企业理论的已有文献，特别是交易费用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了一个批评性的回顾，指出，已有的理论没有能解释企业委托权的最优安排问题。本章也对全书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作了简要概述。第2－4章是本书的主体，分三步讨论了最优的委托权安排。第2章用一个隐藏行动模型(hidden action)证明，为什么在存在团队生产和行为难以观察的情况下，经营者应该是剩余索取者，企业决策者如何成为“企业家”（承当风险的经营者）。这里的基本思想是，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分配给最难以监督而又最重要的成员，而经营者正是企业中最难以监督而又最重要的成员，所以，由他们索取剩余导致的激励损失最小。第3章用一个隐藏知识模型(hidden information)证明，为什么当企业家能力难以观察时，资本可以成为传递企业家能力的信号，从而为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这里的逻辑是，只有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才最没有积极性说假话（虚报自己的能力）,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是保证将最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选择在经营者岗位的一个机制。第4章建立了一个企业家职业选择的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财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合作形式即股份公司的出现，以及在均衡情况下，能力和财产在人口中的分布如何决定什么样的人将成为企业家，什么样的人将成为职业经理。第5章对全书的内容作了总结，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如何约束经营者的行为。
张维迎曾于1993年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青年经济学家小组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受到在场的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好评。根据本书第2章改写的英文论文《Optimal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in Teams》（与栗树和合作）发表在著名学术刊物《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zation》，被权威的匿名评审人认为“开始填补由Hart等人倡导的现代企业产权理论的一个非常棘手的方面”(that begins to fill a very troubling aspect of the modern property right theory of the firm as championed by Hart and his coauthors.) 根据第3章改写的《Why Are Entrepreneurs Liquidity-Constrained》发表在《Annals of Economcis and Finance》2000年第1期。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1995年9月在国内出版后，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最畅销的学术著作，被其他学者广泛引用。据统计，仅《经济研究》1995－1997年三年间就被其他作者引用16次，是被引证最多的论著。《中国书评》1996年第10期上同时发表的汪丁丁、张春霖和张曙光三位经济学家的书评称：“（1）它以作者长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背景，提出对主流经济学一个核心问题的解答。（2）它以一个特定的企业理论为题目，为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典范，即在系统把握了微观经济学以后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以及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叙述理论，这本书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使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在融入经济科学主流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学术传统的重要努力之一。”（汪丁丁）“其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娴熟地运用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为背景，综合了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推动了企业理论的研究，是一本既能够融入当代经济科学主流，又能够推进中国经济研究传统重建的著作。《企业》的出版标志着张维迎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张曙光）（见附件） 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为本书召开了又
30位经济学家参加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获得
1998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产权与公司治理结构：
《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提出如下论点：（
1）理解企业制度变革的关键是把“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从概念上区别开来。财产所有权指的是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而企业所有权指的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财产所有权是交易的前提，企业所有权是交易的方式和结果；（2）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是企业中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资本雇佣劳动”可以说是这种不可分离性的一个逻辑推理；（3）企业所有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即不同状态下企业的所有权归属于不同的人――比如说，正常状态下企业所有权属于股东，破产状态下企业所有权属于债权人；（4）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的表现形态，由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契约规定的制度安排，“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这个私有制逻辑是理解公司治理结构的一把钥匙。
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中国企业改革的文章可以说汗牛充栋。在过去的几年里，张维迎尝试着将自己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学到的企业理论和自己在企业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国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写了一些论文，在经济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张维迎在这方面的贡献包括：
1、《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分析了公有经济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对效率的影响，证明，公有经济的效率随着初始委托人和最终代理人（企业）的数量――从而委托－代理层次的增加而递减，从而让代理人索取剩余可以改进效率。张维迎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与中国经济改革有关的如下问题：（1）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2）为什么财政“分灶吃饭”会刺激经济发展？（3）为什么“放权让利”会导致国有企业效率的改进？这篇论文的英文版由《Economics of Planning》杂志于1998年发表。
2、《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和绩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运作的一个理论分析》用合同模型分析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之处与不成功之处，其基本观点是：中国过去十几的企业改革在解决经营者短期激励方面是相对成功的，但在解决经营者选择机制方面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企业经理仍然是由政府官员选择而不是由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选择。这篇论文的英文版由《China Economic Review》于1997年发表。
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从资本结构看国有企业重组》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等论文运用现代企业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原因，国家控股公司改革思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
4、《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公有制经济中的重复建设和兼并障碍来自控制权的不可有偿转让性（或曰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张维迎将企业收益分解为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两部分。在公有制下，一方面，控制权收益由在职经理或相关的政府官员占有，而至少在法律意义上讲，货币收益归于“全体人民”，尽管在职经理和官员对货币收益拥有相当的事实上的占有权，但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只能通过控制权来实现，失去了控制权，就失去了一切，而不仅仅是控制权收益；另一方面，私有股份公司中存在的缓解经理抵抗兼并的赎买机制并不存在。即使兼并带来的货币收益非常大，“全体人民”也不可能用“赎买”的方式贿赂经理和官员，这不仅是因为贿赂是非法的，更主要的是因为人民太多，“搭便车”行为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这样做。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革产权制度，使得经理的个人收益与企业价值更为对应，或创造出有赎买积极性和能力的股东，才能更好地推进有效率的兼并的发生，同时避免无效率兼并的出现。
5
、《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与栗树和合作）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资料两方面解释90年代开始的方兴未艾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浪潮。文章的基本结论是：80年代初的地方分权政策导致了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又反过来引发了民营化。由于产品市场上的地区间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保持生存所需的最小市场占有份额。为了促使经理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一般地说，产品竞争越激烈，引发的民营化程度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如果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给地方政府设定一个固定的税后剩余分享份额，或者两个地方政府能够完全合谋以获取联合收入最大化，则民营化就不可能发生。本文的英文版发表于《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0年6月期。 6、《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与马捷合作）认为，恶性竞争的原因来自产权制度和技术因素两个方面。就产权制度而言，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国有企业中，厂长、经理在事实上控制了企业。但是，他们在拥有企业权利的同时，却不必承担与此相匹配的责任。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企业权利与责任关系上的不对称程度愈大，愈有可能卷入恶性竞争。就技术因素而言，张维迎们发现，技术愈是落后的国有企业愈有可能卷入恶性竞争。在一个静态一期双头古诺(数量)竞争构架之下，本文不仅严格证明了恶性竞争的存在性，而且逐个情况地讨论了它发生的具体条件，分析了它的福利效应。特别地，张维迎们证明：（1）在混合经济中，非国有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是其成本优势足够大；否则，国有企业的恶性竞争行为就会“封锁”非国有企业的进入。（2）需求弹性越大的行业恶性竞争的可能性越大。（3）国有行业中企业数目愈多，恶性竞争出现的可能性愈大。这后两点意味着，在国有经济中，“充分竞争”一定意味着恶性竞争，或者说，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是不相容的。此外，国有企业的恶性竞争也有可能是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操纵的结果。这是一个有待形式化的假说。
7
、《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一文的一个基本假说是：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与企业的所有权安排有关。在对称情况下，我们证明，企业内部成员占有的股份越大/经营能力越高，每个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越大，从事权力斗争的积极性越小；内部成员权力斗争的技能越高/控制权收益越大，每个成员的生产性努力越大，权力投资越小；并且，权力斗争受随机因素的干扰越小，当事人越善于权力斗争，控制权收益越大，则所有权的效应越显著。在非对称情况下，我们证明，为了使能力低的成员不追求控制权，必须使他们拥有足够数量的股份；并且，增加高能力成员的股份也有助于减少低能力成员从事权力斗争的积极性。本文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解决国有企业的“内耗”问题，必须从改革产权制度着手。
三、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博弈论专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张维迎于1996年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可以说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被国内多所大学和台湾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学校选作研究生教材。出版后不到两年，这本书已发行
2万册，许多大学经济学研究生人手一册，被《中华读书报》评为1997年最畅销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还获得1997年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唯一的特等奖。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教授认为这本书是“国内最好的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他在一篇书评中写到：“对策论和合约理论的数学模型进入主流经济学和成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学发展的特色。这些理论的特点是非常适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比传统的经济理论更符合现实情况。但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根深叶茂，所以在西方很多大学，能教这些新理论的人并不多。加上这些新理论的数学化结构，又与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不同，所以只有西方一些好大学的经济系在这方面才能在教学研究方面赶上这些新的发展。令人惊异的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张维迎博士完成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写出了这样一本涵盖前沿研究的新书，使中国在这方面的教学研究能迎头赶上。”“此书不仅对与中国有关的模型讨论比Kreps有名的类似教科书更为详尽，而且对一些重要的模型（如拍卖模型、不同类型的逆向选择模型等）也比Kreps的书更详尽。”“以我在国外教学研究的经验，若此书是英文的，在英文世界也会有相当的影响。”“我也会采用它作我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工业组织课中对策论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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