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访谈：人不仅仅是一个写论文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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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21 11:06:40 来源:南方都市报
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谈大学人文教育
人不仅仅是一个写论文的机器
文化课的效果和成绩还要再等十年、二十年才看得出来 南方都市报：你五一刚刚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退休后还会做一些跟教育相关的工作吗？
张信刚：会。清华大学邀请我今年九月在清华开一门两个学分的课，叫做《游走于文明之间》，教一个学期。北京大学因为我是他们的名誉教授，明年春天他们也请我去，和一些学者一起设计一个为非人文专业学生开设的文化课程，针对北大的包括法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等等设计一个简单一点的人文课程，让学生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脉络有一个熟悉。
南方都市报：人文教育几乎贯穿了你退休前后的教育事业。
张信刚：我想是这样的。因为去北大清华都不是我主动要做这个事，而是他们找到我的。他们都跟我比较熟了，觉得我挺适合做这事。比如清华最早的人文学科在王国维的时代很强，后来比较偏重理工科。他们的校长顾秉林教授就跟我两次提到说，你要来现身说法多好啊。因为我以前是学理工出身的，最近十几年又提倡人文教育。他的话其实也给我不少压力。
南方都市报：你这些年宣扬人文教育的观点，内地高校的同事都认同你吗？
张信刚：是的。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内地高校的负责人，对这点都很认同。我没有听到过反对的。
南方都市报：最近一则新闻引起内地很大的讨论：教育部建议高校必修语文课，汉语不过关不能毕业，赞同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强烈。和这个非常相似的是，你十年前也在城市大学实行文化课为必修课。当时学生有没有抵触情绪？
张信刚：我设置一个课程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我们有一个学校教务委员会，是经过严格的程序决定下来的。每个本科生不管是什么系，都要念6个学分一年的中国文化课程。当文化课成为必修课之后，它影响到的就是每个学生了，那他会怎么想？确实有极少数人因为文化课不过关不能毕业的。但是这些年下来，学生从最初的不理解，以无可奈何的心态来念它，到后来同样这一批人回到学校告诉他们的学弟学妹说，你们可要好好念这门课，这个课程可有用了。他们说的并不是学了文化可以具体用到哪里，能让你今年加薪两次什么的，而是说大学毕业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具有了这种素质，在工作的际遇中可以让他感觉到自身有文化的价值。
南方都市报：现在这门课已经开了近十年了，效果如何？
张信刚：我觉得效果很好，没有人说它不好。但我觉得它真正的效果和成绩还要再等十年或者二十年才能看得出来，因为现在刚刚念过这个课的人才三十岁左右，还看不出来他的事业是否因此更为顺利，生活是否因此更为丰富。我想当他们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回顾这段经历，他会感觉到，就是这个课引导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让我在这二十年学到了什么东西，而不仅仅固定在学校上的专业课。
南方都市报：其实你自己对这一点应该就有很深的体会。
张信刚：对，事实上我就是因为自己的亲身体验，才会这么热心地做这件事情的。我是学工的，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打小从家庭、从老师那里受到的人文学科熏陶是一个优势。点点滴滴这么积累起来，我自己觉得内心明白很多，然后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也会更加正确一点，品位应该也高一点。这个和你的科学论文写得好不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人不仅仅是一个写论文的机器吧，人毕竟是要生活的。
“不了解人类社会，你当一个精算会计师也当不好”
南方都市报：你是世界知名的生物医学工程专家，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但你做了很多关于文化的事情。像在电台开节目“张信刚随想曲”，在报纸上长期发表文化随感，在大学设置文化必修课。作为一个理工出身的大学校长，这种做法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
张信刚：(笑)我觉得应该分两段来说。一个是因为我从小家庭的环境和经历，师长的开导等等，我对历史、地理、民俗、语言学等等都一直保持兴趣，几十年来累积了一些知识。但它还是置于我的专业工作之下的。我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工作就是在实验室，然后做系主任、院长，一直都在工学院。直到我五十五岁来到城市大学之前，人文的一切都只是我个人的爱好，我的工作从来没有需要我发挥它们。
但1996年到城市大学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工学院长了，我所思考的问题成了如何最有效地教育下一代的学生，所以，如果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教育方法，那么它就是“务正业”了。
南方都市报：我知道香港城市大学主要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你为什么觉得人文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呢？
张信刚：城市大学的学科设置确实主要是培养应用型的专业人才。比如我们的政治系不叫政治系，叫公共行政管理系；不叫经济系叫经济金融系，不叫心理系叫社会研究系等等。
但我一直觉得，这些人在二十一世纪为了能够更出色地完成工作，以及更美好地过他们的生活，就需要在专业知识之外追求一定的人文内容。比如说不了解人类社会，你当一个精算会计师也当不好。尽管城市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学工学商的，真正学人文的很少很少，但如果他们能够视野广点，心胸开阔点，知识面宽点，对他们的专业一定有很大帮助。即使没有帮助，这个人的生活情趣，品位也会高点，对整个社会也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你有两个最突出的身份，一个是世界知名的工程专家，一个是推动大学人文教育的教育家。你自己会更看重哪个身份？
张信刚：这个问题我真是没有想过。事实上在来城市大学之前我在工程界做得挺成功的。我也是美国工程学会的会长、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的工学院也是我一手创建的，所以单凭工程这一个方面我也算是很心安理得的。这一点是我的本，我吃饭的家伙，所以我不希望别人只知道我是个文化校长而不知道我是学工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方面，仅仅某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这个人。
南方都市报：大概是三年前，你作为政协委员曾经提出一个议案，建议硕士学位由三年缩短为两年。此后不久，很多高校实行了两年制。但近一两年，不少高校又认为两年制硕士质量下降，就业困难，把学制调回了三年。这件事最近引起了内地媒体的热烈讨论。你现在对此持什么看法？
张信刚：我觉得因为学生就业不理想就认为硕士要学三年的想法是不对的。就业竞争力涉及到高校工作的很多环节，关键是看你的专业设置、教学方式是不是符合市场的需要。很多专业本科生都比博士要容易找工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应该调整对硕士研究生的期望值。目前欧盟国家是这样的，大学本科缩短为三年，硕士两年，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要连续读完五年的，中途退出属于异常。国外的硕士研究生要么是巩固型的，把本科阶段的学习巩固一下；要么是为继续攻读博士作准备的。并不是说读了硕士就有很强的就业竞争力。
“我是‘短笛无腔信口吹’，张信刚的口胡吹的意思”
南方都市报：说说你这次的新书吧。你的多数文章都是关于东西方不同地域文明的联想和比较。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和多年在欧美生活的经历来看文化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会有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眼光？
张信刚：我想应该有这样的不同。比如在我历次的文章里面，我会常常提到一些科技的东西，我可能比一些纯粹从文科角度出发的人更能体会到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推动促进作用。另外可能我去的地方比较多，我也会三种语言，这样可能容易做一个比较，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交流，这样也容易触发我的联想。
南方都市报：从相对论到科举制，从张骞通西域到世界工厂，你的随笔思维总是古今中外地自由跳跃。有人曾经说很像“意识流”。
张信刚：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他也很喜欢这些文化的东西。如果他来写文章和演讲，我估计也是这样的。我自己开玩笑说我这种文体是“昌龄体”，因为他有一句话叫做“秦时明月汉时关”，把秦和汉、月和关都拉到一起，时间、地域跨度都比较大。有一次演讲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我是“短笛无腔信口吹”，这个“信”就是张信刚的“信”，张信刚的口胡吹的意思。当然背后并不是没有条理，没有一根线索。
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书里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你年轻时候在美国学习，曾经从工科转向生物医学专业。你说自己如果不是因为一块豉油鸡的缘故，你可能就转行做计算机系统工程了。
张信刚：(笑)对，豉油鸡的故事。我当年考大学，台湾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是最难进的，所以我就报考了。进去以后念得还不错，也拿到斯坦福的奖学金。但我进斯坦福以后发觉自己没有巨大热情，不是一辈子想做结构工程，那时候就想以后念博士换一个专业。
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国同学星期六去中国饭馆饱餐一顿。我一个台湾的同班同学在饭桌上就很兴奋地跟我说他现在在做一种试验，就是把很多个晶体管一次做成放在一个手指那么大的晶片上，叫做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我那时念的是力学，我也不懂什么叫IC。我最喜欢吃豉油鸡，那天我要抢吃那块豉油鸡，所以他的话给我的印象不深刻，后来这位朋友成了今天Intel公司最高层的一个华人。就是那块豉油鸡害得我没有想到要转行。要是知道那个IC的重要性的话，我可能也转行念微电子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文章中说，你去到土耳其看到他们正在出现奥斯曼文化的热潮，跟国内的传统文化热一样。这些年国内关于儒家经典、中国历史解读类的书都很热，《百家讲坛》推出一系列专家讲述孔子、孟子、李白、三国、红楼等传统经典的节目，收视率高，相关图书都非常受欢迎。你觉得现在出现这种潮流的原因是什么？
张信刚：中国也好奥斯曼也好，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有过辉煌的文化，但他们近100年弱下来了，所以就希望能从古时候的文化里吸取一些力量。但我觉得今天之所以在中国出现这种文化现象，还包括了今天中国人缺乏一个普遍有效的共同信仰。可以说，放眼看去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情况会像中国过去三十年那样，那么多的人口整个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形态和社会组织方式，而原有的一些教条化的理论也普遍都不提了。今天又是一个信息的社会，因此我认为一点也不意外，某些人会希望找到一个更为宁静的内心世界，找到稳定自己内心的力量，而不仅仅是过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内心的和谐需要某一种美学的修养，需要一种文化的支撑，也往往在很多人身上需要一种宗教信仰的支撑。像蔡元培这样的人不需要宗教，他们靠美学和文化的支撑足够了。但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需要某一种宗教的支撑。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复古热可能是众多人在寻找一种内心价值观的体现。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孙骁骥
张信刚头上有一大堆光环：生物医学工程专家、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曾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但在公众当中，他最著名的却不是自己的科学家身份，而是一个推动高校人文教育的“文化校长”形象。据说，当年张信刚回香港，发现香港学生都只会背诵一首古诗“床前明月光”，这直接刺激他萌生了在城市大学设置文化必修课的念头。
5月，65岁的张信刚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同时出版了他的随笔集《尼罗河畔随想》。埃及、巴黎、印度、土耳其，这本新书汇集了他对世界各地的文明、历史、社会、科技和教育的种种思考。从相对论到科举制，从张骞通西域到世界工厂，他的思维跳跃联结古今中外，展现了一个科学家的文化思考视野。
《尼罗河畔随想》，张信刚著，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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