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十一五”规划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吴敬琏：“十一五”规划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主持人：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走进《财经大讲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地加快，但是政府业一直多次地强调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那么就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借交通大学110周年校庆的机会，邀请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走进我们的《财经大讲堂》。他今天为我们演讲的主题就是‘十一五’规划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吴敬琏教授。

　　吴：各位老师和同学，我先简单作一下自我介绍，我今天想给大家讨论一个“十一五”一个比较热门的问题。最近的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草拟的第十一个，就是从2006年到2010年的五年规划，今后的五年，我们就是执行这个规划。“十一五”规划，把实践从以资源投入来支撑的到多方的增长，到靠效率提高来支持的集约增长。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社会，放到了中心的地位，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虽然它是一个规划，不是一个行政性配置资源的计划，但是它也有一个中心，或者是叫做主线，这个主线就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改变。我今天想环绕这个问题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过去的增长方式它的由来，和它导致的后果。
第二个问题就是最近两年来，关于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问题，有很热烈的争论，在我们经济界，在我们的学术界有很热烈的争论。所以第二个部分里面，我想介绍一下它的争论和它达成的共识。那么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它有很多规划都是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之上。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一讲“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战略重点。这个“十一五”确定的战略重点，也就是我们转变增长方式所需要着力进行工作的要点。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我自己考虑怎么能够完满地实现“十一五”规划。下面先讲第一个问题。

　　从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1953到1957年这个计划开始，我们就曾经企图沿着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来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条工业化道路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它是用投资和资源的投入来拉动的。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进入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里面，它采用了不同的道路，或者说不同的增长方式。从工业化道路来说，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这条工业化的路线的主要的特点是靠资源投入，大量的资源投入来拉动。其中特别是资本资源拉动的。这条道路又叫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斯大林把它命名为叫作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路线。

所以它具有第二是特点就是：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各个产业的发展。这种工业化道路和增长的模式，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造成了许多社会经济的矛盾。所以在我们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末期，已经发现了他造成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在五十年代中期他的著作里面，主要是在《论十大关系》里面就提出来，就是苏联这个模式存在问题。造成了重工业的片面发展，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所以他当时提出来，农、轻、重要协调发展。不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都没有能够突破斯大林这个框子，所以当1956年提出说，农、轻、重要协调发展的时候，还是加上一个帽子，加上这个前提，就是要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使得农、轻、重更加协调。实际上沿着这么一条道路，是不可能实现农、轻、重的协调。而且即使这个提法里面，农、轻、重协调，它也是把服务业就是第三产业放在外面，还是在老的一种工业化的思路里面打圈子。

所以接着来的1956年提出，农、轻、重要协调发展，接着到了1958年，就“大跃进”，“大跃进”是以钢为纲，就更加片面地强调了重工业的发展。结果，就造成了一系列的经济乃至社会的灾难，比如“大跃进”，不但是经济的灾难，而且造成了大量人的生命的损失。所以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就力图来克服这么一种增长方式，这么一种工业化道路所造成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做过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这个所谓调整国民经济，就是要克服这么一条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农业的衰退、轻工业不振这么一种状况，恢复农业，适当地加强轻工业，适度地发展服务业。到了90年代后期，进一步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

　　附带说一下，这个转变增长方式这件事情，是在60年代后期苏联提出来的。苏联在60年代后期总结了他们赶超美国的经验。发现苏联和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他的主要问题不是在增长速度上，而是在增长的质量上。就是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些国家，他的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所以这种增长方式，它虽然速度很快，但是质量很差，那么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他之所以能够在技术水平，生活水平上走在前面，主要原因是它增长方式是不一样的，不是靠资源的大量投入，而是靠效率提高。所以当时苏联就提出来的增长方式，所以从60年代后期以后，苏联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都规定了要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来实现增长。不过，苏联因为他在体制上，他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不敢突破原有的框子，所以一直到他的崩溃，它的增长方式始终没有转变成。

　　我们在1995年的一次中央全会，在提出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时候，就规定了要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这个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我们当时比起苏联，在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九个五年计划就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而且党中央指出，第二个转变是实现这两个转变的关键。确实我们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因为当时是执行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个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叫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它实际上是要建立市场经济的宏伟蓝图。因为从94年开始，就是准备进行全面的改革，建立市场经济，所以正好这第九个五年计划是和执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应该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导之下所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宏观经济改革，是财税体制的改革，一个是银行体制的改革，一个是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这几个改革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得比较好。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经济效率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这个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微观经济方面的一些改革进行得并不是那么好，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这个改革，这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期，在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企改革决定》以后才起步，而且这中间碰到了一些障碍，它进展比较缓慢。所以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从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障碍，实现这项第九个五年计划目标所讲的，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个体制。但是因为我们执行十四届三中全会改革宏观经济改革方面进行得比较多，宏观经济方面，特别是，比如我们说外汇的体制改革，特别是从94年的改革是非常的成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1994年以后，我们对外经济的关系方面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包括这个像银行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这些方面进行得不够快。也就是说实现这个增长方式转变存在一些体制性的障碍没有扫除。换一句话说，就是旧体制有一些遗产还严重地存在。这两年讨论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体制性障碍作了一些梳理。前两天“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有一个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上我曾经介绍过，政协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他在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访问的时候，汇集了各方面的委员的智慧，梳理出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大体上有四个体制性的障碍。

　　第一个，政府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按照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也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它就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市场经济下了定义，在这个角度这种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就是说，要由市场形成的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来配置资源。但是，我们许多重要的经济资源，这个配置权力，现在还是掌握在政府手里。

　　第二个问题，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拥有很大的权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他们政绩，评价他们的政绩，主要用的标志是GDP的增长。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财税改革，1994年进行了我们的财税改革，这个财税改革总体上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中间有缺陷，比如说中间有一个缺陷，就是我们各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大概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是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这种生产型的增值税，税收的多少是跟产值的多少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各级政府官员要追求产值，追求产值的增加。产值增加得快，那么这个地方它的财政收入就多，日子就好过。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就使得各级政府的官员，愿意用手里头配置资源的权力，投入资源，去追求产值的增长。

　　第四个原因，这个也是一个计划经济的遗产，就是叫做要素价格扭曲。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资源配置不是靠价格，而是靠行政命令，这个价格不起配置资源的作用，经济是不靠价格的，是靠行政命令，它不起配置的作用，是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内部的事情，所以计划经济，它有一个传统，就是把上游产品的价格尽量定得低，原材料，生产要素的价格定得低，这样，从下游产品，从商业，国家就很容易就把这个纯收入纳上来，这个传统在支撑生产的状况下就保留下来，所以所有的生产要素价格都是定得低的。劳动要素，一般说来，各级政府都愿意把这个工资福利压得低，压得低一方面国有企业赚钱，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外来的投资。资本的价格低，就是利率低。利率低，一碰到通货膨胀的时候，实际的利率就变成负的，经济学上说，实际利率是负的，也就是说，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话，那么这个钱根本没有交利息，是倒贴的，所以人们都愿意用钱，都愿意用银行里的钱。原材料的价格是低的，越是上游，价格越低，这么一种扭曲的价格，就刺激了官员、刺激了企业浪费资源。所以在这样一种，存在这样一种体制障碍，这个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很难进行了。特别是到了“十五”期间，“十五”期间，这种障碍变得大了。这种毛病变得比原来还要大了，是从两个方面看的。
__________________
一方面是政府手里掌握的，各级政府手里掌握的，配置资源的权力，绝对地增大，比如说很突出的就是土地。在以前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不那么快，十五计划期间，这一点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加快了，城市化的过程加快了，各级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来农民的土地。征收来农民土地以后，由官员主持批租，这个批租的过程，一般来说都是把价格压得很低，谁拿到土地，谁就拿到了我们叫做租金。各级政府就用这个权力来进行，所谓经营土地，来搞形象工程，来搞政绩工程，来搞大量的投入城市建设和一些项目的开发。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权力并没有加大，这个旧的体制也许它的遗产也没有什么扩大。但是，因为经济发展了，它对经济对于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办法施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提高了。但是，政府的改革，不管它叫经济改革也好，叫做公共治理的改革也好，叫做政治改革也好，跟不上去，跟不上去就造成了增长方式改变的障碍。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这市场在早期，在我们改革开放的早期，这个市场是局限在一个地区，所以这种市场，经济学上叫做人格化的市场，或者叫做熟人市场。这个熟人市场上的交换，它的交换合同是可以靠熟人关系、血缘关系、乡亲关系等等来保证执行的。他熟人之间履行合同是可以靠双边或者多边的信誉来维持的。因为都是熟人，所以你要失信的话，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某某人是靠不住的，别人就不给他做生意了。所以这样一个机制，它就迫使每个人都小心谨慎，不要违反合同，违反合同以后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不守信。就不跟你做生意了。但是后来我们这个市场扩大了，市场提高了以后，就变成了生人的市场，这种交换是匿名的，这个交换的对象之间原来不认识，今后也许也不打交道了，距离也很远，在地球的两边。这种市场它的合同的执行，需要第三方执法，特别是需要正式的法庭来执法，这就要求实现法治。

　　但是，我们这个法治的建设，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很重要的政治改革就是实行法治，这是十五次代表大会1997年提出来的，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它的进展很慢。进展很慢，这个失信的现象就很严重。这个市场就缺乏了效率，腐败就会流行，所以要靠这样的市场来提高效率，那是非常麻烦的。那么，一些经营者与其靠提高效率不如靠搞关系，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来取得，这样效率就很难提高。

　　在“十五”计划期间，旧体制毛病，因为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绝对的旧体制的遗产，绝对地起更大的作用，另外一种情况相对于经济对它的要求来说，新的体制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就使得旧的增长模式复归，这种现象非常明显。所以就出现了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每当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年增长9％－10%这个水平的时候，很快，几个月内，就出现了原材料、能源、交通的紧张，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简单的说就是经济出现了过热。

　　第十个五年计划执行到第3年，就是03年出现了过热，虽然经过一个非典，有所一直抑制，可是到了下半年就表现的比较明显，所以04、05这两年，我们跟过热进行斗争。这当然是一个坏事，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好事，促使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就爆发了一场争论。

这个问题的加剧，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归结为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后果，概括起来说，这样一种工业化的道路和增长模式有这么七个方面的消极后果的表现。

　　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够扬长避短，提高效率。这是一个总的概括。我们知道要求提高效率，一个基础性的要求就是按照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我们这个资源禀赋的基本状况是什么呢？中国的资源禀赋的基本状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这是我们资源禀赋的基本状况。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是人力资源丰富，而其他的方面就很一般。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的状况，那么我们应该去发挥我们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要尽量回避那个短线的部分。

　　但是按照旧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它恰恰是扬短避长，集中力量去发展资本密集，容易造成环境破坏的重化工业，这样当然就会使得效率下降。我们是一个人均占有的资源相对贫乏的一个国家，而且这些相对贫乏的资源大多数都是不可贸易的，就是不可能从国外进口的。其中有的可以从国外进口，比如说石油资源，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所以从国外进口也有很大的困难，它是一种准出口贸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着重发展耗费大量资源的产业，就是像北京人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扬短避长。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状况，我们占世界的GDP的比重只有4%－5%。我们各种资源的消耗量都占世界的7%一直到40％、50%，这样高消耗是不能支撑的。土地资源是贫乏的，但是我们耗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生态环境是脆弱的，但是我们发展了很多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造成的结果就像胡总书记说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那样我们不仅无法向后代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子孙后代交代。

　　我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但是我们没有着重发展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而是发展了那些创造就业能力很差的化工业，使得我们就业的状况趋于恶化。因为我们都知道，创造就业能力最强的是服务业，是服务业中间的中小企业。但是因为我们大量用了我们资源去发展这个劳动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结果我们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下降了。

　　在90年代，我们GDP每增加1％，就业可以增加0.43％，到了90年代就降到了0.11％，到了21世纪的前四年劲到了0.098％，我们长线部分没有充分发挥。这样就使得使得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率虽然很高，但是它的效率很差。

　　我们发展了一些重化工业的产业，比如说有色金属，比如说黑色金属钢铁业。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铝锭。因为我们在90年代后期，国家对这个电解铝工业采取了价格优惠政策，大概半价。电解铝工业就是靠电，把氧化铝电解以后变成铝锭。电价我们前面讲到过，作为生产要素本来定价就低，加上他们对耗电工业采取半价优惠的政策，刺激了我们电解铝工业超常的发展。

　　90年代年产有300万吨，到了2004年年产970万吨，而03年这一年就出口了125万吨。当时看起来用用扭曲的价格计算是赚钱的，其实你用真实的价格，就是我们经济学上影子价格去计算，其实是赔钱的，出口的越多，我们的国民损失越大。

　　另外从我们的出口情况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服务业发展不够，所以我们主要是靠做这个装配，做加工这样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它的附加值是很低的，它的盈利性是很差的，结果就出现一种现象，在我们对外贸易里面，一方面出口数量很大，从表面上好象是赚钱了很多钱，但是实际上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着一个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并不在这里。

　　举一个例子，2004年1月，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作用。里面举了一个例，就是苏州的一个外资企业叫做罗技，个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鼠标的生产商，这个报道讲，它年生产2000万个鼠标，现在生产一亿的鼠标了，不光企业，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在用罗技的鼠标。但是他是说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价值链中间占着什么地位。

　　罗技这个鼠标实际上是个普通鼠标，每个单价是40美元，40美元是这样分配的，罗技自己得了20％，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37.5％，15美元，零配件供应商，就是原件，比如光敏原件，GR、摩托罗拉得35％，才4美元。苏州工厂，包括工人工资、电力和其他经常开支得3美元，占7.5％。它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什么呢？是说这个罗技公司货舱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缩影。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的快速增长加强了美国在世界的经济霸权。

　　这么一种增长方式，引发了一些短期问题。国民经济大的比例关系上说，就是一个投资和消费结构的扭曲，就是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消费占得比重越来越低。前面引用过的一篇文章里面讲，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GDP中间用于投资的大概占10％－20%，我们是40%－45%。从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它的表现就是产能增加过快，而最终需求不足，节造成了企业经营上的困难。而短期的宏观经济越来越多的要依靠出口，而出口会引起我们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

　　长期金融风险，就更加值得注意。如果依靠投资来实现增长，而投资单纯依靠投资增长它又会造成投资的报酬递减。为了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投资的比重就要不断的提高，而投资的效率逐渐的下降。

　　在经济学里面，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ICOR）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也就是说你要产出一块钱你要投入几块钱，这个指标如果数值越大的话降低效率越低。在上面讲的文章里面说，美国、德国、法国、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一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2亿元，我国01－03年是5亿元。就是说（ICOR）人家是1至2倍，增长一块钱，而我们要5块钱，跟国际接触的数字，我们最近一些年效率太低。低到什么水平呢？大致上是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前，东亚发生危机的一些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因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特.科曼）教授，在东亚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指出了，他认为东亚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因为效率太低，会发生问题。这是他在94年很有名的文章提出来的。他的文章里提出来的，当时这些国家，当时世界银行正在宣传他们的合题叫做东亚奇迹，大家认为这些国家发展的很好，但是（科特.科曼）认为有隐患，这个大问题就是效率太低，他就举出了这个数字，就是ICOR过高。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0 回帖

关键词：中国经济 增长模式 经济增长 十一五 吴敬琏 中国 规划 模式 经济增长 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