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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二】忘却的水
【评论一】理性与偏执碰撞出的狂人http://book.douban.com/review/5869305/
2013-04-15 21:24:20 来自: 老爱书
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的评论
5 对于邹恒甫，相信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会有所了解。这主要源于他与北大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公开矛盾以及去年他在微博上揭露的“梦桃园事件”。然而，在多数人眼中，更了解的是张维迎，邹恒甫则显得有些陌生。而这本《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就是让我们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位自诩为“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狂人。
一本书是否值得读，要看这本书是否能带来除了书内容本身的其他东西，站在读者角度，可叫做“有用性”。《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这本书通看之下有些“八卦”性质，又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而邹恒甫的语言又充斥着狂妄和怨气，但在仔细品位后。这本看似非常另类的自白书，或者个人传记，除了让读者深刻认识邹恒甫之外，还带给我们如下的思考：“邹恒甫会不会成为中国最后的狂人？邹恒甫的今天会不会成为我们的明天？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理想？”而这些，和每个人确实是息息相关的。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的还是邹恒甫的处事风格和他做学问的标准。
关于邹恒甫，无论学历、经历，还是学术成就，毫无疑问他都是一位顶级精英，是最优秀的学者，但是他的特点也很鲜明，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个偏执的“愤青”。有些人可能会疑问，为什么称为“愤青”的人还被以偏执来形容，其实愤青一词并不能完全的斥之以贬义，因为大多数愤青虽然很容易失去理性，但是大多还是就公共议题表现自己的愤怒，然而邹恒甫与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恩怨显然和他们之间对于大学教育、国家经济问题的观点争议同时并存，甚至还要更多，这里凸显的就是他性格中的偏执状态。邹恒甫因为自己在北大以外办学以及曝光北大内部的丑闻，受到张维迎的排挤，因此就直接指责张维迎甚至对他的个人品质都提出了很多质疑，在某种层面上他的这种指责明显丧失了公正。
而张维迎等人对邹恒甫的态度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从邹恒甫打算将世界级大师引进北大讲课开始，张维迎的那种酸酸的态度就已经充分说明了什么叫做文人相轻，而且还有很强烈的嫉妒心。邹恒甫也打心里看不上张维迎、茅于轼甚至吴敬琏，他认为学者就要有学者的态度和风格，但是现今很多经济学家都同时从政、从商，这在邹恒甫看来就是欲望膨胀的结果。
谈到这里，其实这是现今社会的通病罢了，并不是什么新的看法，中国学界自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没有恢复民国时期的独立学术的精神，更参杂了深重的功利主义色彩，这是物质决定论的异化。学者们难免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大氛围内，保持始终扎根象牙塔做好学问的唯一使命，邹恒甫认为这就是不务正业，也正是中国难以产生大师和大师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我很认同他。邹恒甫的身上虽然有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狂妄、自大、偏执，但是身上也有很浓的自由、独立的精神，这一点在当今中国的学界非常难得，敢于直接向院系领导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向教育部长告状，并试图改变大学管理体制，值得人尊敬。
大学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地方，不仅仅要产生出各行各业的精英，更要产生出社会文化的标的，这一点邹恒甫很清楚，他自己的求学经历更让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在我看来，理科、工科等自然科学的壮大，技术设备等硬件上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支撑才行，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就要有储存大量文献资料的图书馆和大师级的学者，才能真正的做大做强，以此为基础大师的时代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哈佛大学至今已经为世界各国培养出了许多精英和领袖，其中的管理方式和具体的高等教育模式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来邹恒甫一再提及西方学者的优点，而极端贬低国内学者也是值得商榷的，更兼之在一些学者强调经济学要符合中国自己的特点后他非常排斥，这些都是要站在更高的层面来解读。国内经济学家不论是否在国外学习过，都不可能否认经济学学科是舶来品，但是有一点更不能否认即这些经济学家的价值观形成大多在国内，也因此经济学在他们的身上有了很重的中国文化背景。当中国文化背景与舶来的经济学相融合后就有一种新的东西，可能它身上有很多毛病，但绝不能彻底的否定，以所谓的正统权威反对中国化的经济学者。再者，中国的国情确实不同于国外，不论邹恒甫是否承认，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整个体制都有别于国外，因此谈中国化的经济学并不过分，或者说并不能一概否定。
邹恒甫的问题在于其人格中的自信已经超过了某种临界点，他深厚的经济学功底没有让他变的更为谦逊，总是以学问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有问题的，学术与生产力是不能直接等同的，他们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的阶段，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因此就必须有脱离学术从事实际问题的准备。当然我认为中国当前参与经济决策的学者中并不包括张维迎、茅于轼之流，因为他们的私心太重，执政党和ZF也没有完全的信任他们，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也始终不能成为执政党的主流经济政策。邹恒甫虽然没有深入到体制中从政、从商，但是他的观点确是让我关注了，他的观点其实与郎咸平的观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根本上是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就像他对自己的称谓“中华民族穷人的最忠实走狗”。
有时候经济学就是需要有“良心”的，但是总有一些经济学者总是站在所谓的理性经济层面谈论政策制定，这样的学者总是认为自己学到了真理，殊不知却丢掉了人最为根本的东西。邹恒甫在国有企业和中央、地方财权分配问题上的观点，我是比较认同的，即将国有企业的分红和盈利投入到社会保障和二次分配中去，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改变国有企业垄断和特权的形象，这一步骤不仅将提升国家财政的利用效率，还能强化国有企业在社会的整体观感，更能促进国有企业的长期有效发展，何乐而不为。至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力的分配上，要进一步的巩固中央财权，保证财政透明化和整体化，彻底改变地方各自为政，大搞政绩工程的结局。
一个人容易的是要么理性、要么感性，甚至偏执，但是很难有一个人能集这几种意识于一身，邹恒甫就是这么一个几近疯狂的人。他理性的时候能把经济问题与现实结合起来，一点也不输给那些在政界和商界的同行；他感性的时候能把穷人的利益放在心中，将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自己始终的目标并持续影响高等教育和社会本身；他偏执的时候甚至让人讨厌，虽然我也不喜欢张维迎等人，但也不喜欢他的那种批评方式。理性和偏执是天平的两端，他们之间的碰撞总是能产生一些意外的效果，邹恒甫这个狂人就是这种意外的集中体现，当然我们大家还是应该去细细的品味其中的妙道，而非邹恒甫的那种“狂”了。
【评论二】忘却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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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木/文
一个叫郭川的人，驾驶着帆船,在大海上航行了100多天后，于今年4月5日回到了原点，成为第一个完成单人驾驶帆船不间断环球航行的中国人。恰是在郭川完成环球航行壮举的时候，邹恒甫，这个去年在微博上爆料“北大院长奸淫梦桃源服务员”而随后被北大起诉的经济学家，因为《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这本被称为“史上最另类的自白书和最尖锐的批判书”的出版而再次进入公众的视线。
我有幸第一时间读到出版前的书稿。书中散溢出的或高贵、或狂妄、或豪爽、或霸蛮的气息直刺时代的庸俗，读之精神为之一振，如饮甘泉。初读此书时的疑惑消失殆尽，直觉如孔夫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或者，用本书编辑的话说是“完全被情绪所裹挟，时而击节赞叹，时儿痛心疾首，时而欢欣鼓舞，时而义愤填膺”。这是一本溅起时代疼痛、欢笑、呼吸的书，但显然是与时代气息不相吻合的书。 前两次，邹恒甫进入公众的视线多少显得有些“哗众取宠”，而这次，从《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深刻、全面、立体的邹恒甫。“走狗”、“狂人”、“拓荒者”、文人、经济檄文散论家以及经济学家，本书以“碎片化”的方式来分别解读邹恒甫，同时也回答了在1994年创办武汉高等研究中心，后又相继在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十余所中国高校推行当代经济学教育的拓荒者邹恒甫，为什么在赢得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尊重、赞誉的同时，还要挑战中国的教育体制？以致完全把自己在从事的教育职业之路堵死了。
一个意气风发的经济学家，一个不合时宜的教育家，一个从中国落荒而逃的书生，一个让人敬佩的邹恒甫。你看，他“永葆赤子之心”；他争的“是一个普通教授的人格尊重”；他“十几岁就认定自己要办学”，并骄傲地认定自己的“事业是非常光明正大、最有前途的”，所以他要跟这些人斗争，那些反对、阻挡他的人，都将成为历史的“**”。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自信与骄傲。然而，弥漫着的本已存在的忧伤，不由分说地侵蚀而来。或许不单是忧伤，或是时代不由分说设置的藩篱，或是生命的疼痛。他如此孤独。
入骨的孤寂。邹恒甫之为强者，乃是他于孤独，于荒诞不经之中坚守生命之自由，精神之高贵。且不去管他崇敬陈寅恪、顾准、孙冶方等有节气的读书人；也不去管他把陈寅恪的“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当做自己的品格典范；或者即兴自创一首“新新古典诗”痛斥、调侃下当下的人与事。仅就他直接致信教育部长，挑战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他真的如此自信？真的以己之力就能扭转整个教育的风气、乃至整个教育体制？在翻读这本书之前，我总觉着“狂人”这个称呼太过于极端，或者说，鲁迅先生创造的“狂人”怎么能随便乱用于他人身上。我设想了其他称呼，但无论是教育家、拓荒者，还是什么堂吉诃德，终究觉得这些称呼是薄弱的，都不足以概括这个人的精神气质，也许“狂人”这个词是更合适的称呼。他的身**真有一种气，湖南人的执拗、堂吉诃德式的悲壮，或者就是一种书生的豪气，任侠的狂气。
早先我一直以为，百年来拥有这股气的人非傅斯年莫属。傅斯年是史学大家，还是一流的学术组织家，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无不留下他的功绩。但同时，傅斯年还是一个拥护ZF的自由主义者，他说：“与其入ZF，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如此豪杰气，能在其中游刃有余，而又保持气节的人舍此无他人。在今天看来，为“狂人”的邹恒甫虽未做到游刃有余，但是他气节、他所恪守的理念以及他的行走之路，似与傅斯年相似与同质。投身学术、热衷教育，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还自称是中华民族的“走狗”，同样是拥护ZF的自由主义者，恪守着学术独立，为中国穷人代言，斥责一些经济学家信奉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存在一致的关系，等等。如此元气淋漓的行者，活脱脱是傅斯年的再现。
不过，对坦白率真的邹恒甫来讲，这些事情都是区区小事，他最为让人乐道的是他剥开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煊赫的“外衣”。他说，林毅夫和他是三流经济学家，张维迎九流，国内其他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并点名直斥郎咸平、吴敬琏、张维迎等经济学家“一边骂权贵，一边帮权贵”，说一套、做一套，“当**还要立牌坊”，一时间都颇为轰动。其实，他从未失去他的本真，这是他的赤子之心使然。似他这样，看见经济学家造新闻他骂；看见学者“以爱国的名义敛财”他骂；看见教育招生中的黑幕他还骂……整日骂骂咧咧，大概凡是社会上不平之事，他都要骂一骂，写一写新新古体诗嘲讽下。在他的眼中，经济学、教育学都是事关天下，牵系众生的事情，读书人怎能读了30年书，却没了正义感，没了羞耻心，没有了替穷人说话的激情呢？所以他始终以一个农民儿子的身份，严于律己，且责成经济学家要讲良心，不能剥削穷人。
不理解他的人，以为其不可理喻，有如此身份竟然这么不爱惜羽毛。知他者，如林毅夫、郎咸平、其恩师董辅礽等无不对他非常支持、尊敬。郎咸平说的最为直接：“中国经济学界唯一值得敬重的是邹恒甫！”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邹恒甫似一个闯进瓷器店公牛的时候，也须对始终对邹恒甫表示支持的林毅夫等人的胸怀表示赞赏。他的同学简新华提到老一代经济学家治学和为人处世的风范如今已经鲜见，“孙冶方与于光远先生当年学术观点不同，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但私下是好朋友。” 如此“狂人”的存在，没有这种处事风范，任何思维的碰撞都必然导向私人关系的恶化。若再遇学术官僚，或者政治动物，则狂人岂能安在？ 这几乎是一种历史悲剧的必然轨迹。偌大的华夏大地容不下一张邹恒甫的讲台，他只能选择离开。他在中国教育领域的拓荒之路也不得不中断。 茨威格在《到不朽的事业寻求庇护》这篇文章中说：“一个人生命中最大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这是茨威格在歌唱太平洋的发现者巴尔沃亚——这个冒险家，或者狂人，发现了生命的使命，要在“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的赞美诗。
毫无疑问，我是羡慕巴尔沃亚的。我拿茨威格的赞美诗赠与邹恒甫。回望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在同一片土地上，我看到了刘文典、傅斯年这些学人的“狂”。在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航海家的郭川的“狂”。我很感激，还有一位书生邹恒甫，十几岁的他就发现了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办学，“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一千倍”。也许“书生自由嶙嶒骨”，也许“读书不肯为人忙”，这是他渴望的书生，也是他期盼的，逝去已久的民魂。 用生命说话的本色书生定是真狂徒。
在一个书生血脉已断、道统失落已久，浑浑噩噩的庸俗世界中，中国太需要这样的“狂人”。邹恒甫的出现，纵然于世事无补，但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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