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之“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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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全国性的价值和精神危机，生活中缺少情感和友爱，冷漠弥漫在当下社会各个角落。为什么经济水平提高了，人们内心还有空虚感？为什么我们缺少个人价值和社会集体价值所应有的成就感、归属感和同胞情谊？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灵魂的麻木。如何才能走出这种精神真空？面对“灵魂的癌症”，教育应当是一剂良药。但是，过去几十年的教育是治不了当下的“灵魂癌症”的，否则，也不会有当下社会的种种弊病。在教育方面，我们应该好好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社会？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继承人应该有哪些品质？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对于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的“中国梦”，是应该排在首位的。但是，中国对于大学生的培养，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大学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甚至人们都没有认真思考一下什么是大学？

        关于大学的定义，我比较认同的是20世纪国际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科南特（Conant，1893-1978；曾任哈佛大学校长20年）的观点，他认为大学是“一个学者们高度独立的自治区，进行专业化的教育，促进知识的进步，培养通识教育的场所，以培养未来公民的领袖”。而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针对学生成为未来的公民而设计，没有为健全的生活和人生而设计，更没有美国大学教育中“对未来领袖的培养”的理念，这主要是过去60年来中国大学过度的“专业化”所造成的。大学毕业生可能有某一种技术或专门的训练，也许专精，但同时也狭窄，而很少得到如何做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称职的父母、一个健全的人的教育；学生接受太多的专业教育成为某一行业的能手，然而缺乏生活的乐趣、欠缺与人沟通的能力。大学不是仅仅传承知识的场所，否则成了补习班；大学的目标在于发展心灵，要发展心灵，当然先传授知识是必需的，但目的在于运用知识以开启心灵，而不是用大量知识的记忆和背诵来压制学生。依我看，大学教育至少还应有三个具体目标。

        首先，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教给学生知识，因为教育不是用各种知识塞满人的头脑的过程，而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辨识好坏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不仅会解决自己专业内的难题，他还能解决好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能够在其他对专业知识要求不深的方面迅速成为“专家”，因为他懂得如何去收集信息、如何分析问题、如何找到主要矛盾。一个有辨识好坏能力的人，能够辨识出“好人”和“坏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会被官方的舆论牵着鼻子走，不会被错误的价值观误导。如果社会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有独立思考能力，那“文革”式的事件就不会发生。大课堂的灌输式教育，是培养不出学生的这些能力的；而通过小课堂的参与式讨论，可以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表达能力和批判能力。而如果一个国家大学教育首要目的是“知识”，它就主要采取“灌输”形式了。但是，技术发展迅速，大学所学的那点专业知识，很可能在几年内就又过时了，那学生如何应对这种技术变化吗？光靠灌输知识的教育形式，行吗？而一个有能力的人，在某个领域，很快就能成为“专家”。因为他知道如何在一个领域内去学习、去提高、如何解决问题。

        其次，教育还要培养一个人的文化涵养。老百姓认为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除了认为他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之外，还应该有文化、有涵养。有知识不等同于有文化。文化这个词很抽象，我认为有文化的人，应有一定的常识，包括生活常识、人文常识、历史常识、自然科学常识。比如对于历史常识，不能仅仅通过教科书的途径去获知，那可能不是常识，要通过阅读一定的历史书籍，才能获取。一个有专业知识的大学毕业生，如果连一些常识都不明白，那说明我们的教育目标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再次，教育还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正直、善良、有责任感的公民。到过国外的人会发现，在欧美等国家，人们很热情，很乐意帮助人，也很文明。喜欢足球的朋友都知道，欧洲和美洲的球队总体是非常团结的，而不像中国人的单打独斗。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方面的人越来越多，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给人一种“人情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感觉呢？

        如果大学教育的目的仅仅是教给人专业知识，那很难培养出有能力的人、有文化的人、有品格的人。而美国大学实行的“通识教育”（或称博雅教育、通才教育）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健全的人（the whole man），即培养内在的完整的、泰然自若的、坚定的人，它归根结底源于某种完美的人生哲学，最终培养的是一个好公民。公民身份并不意味着毫不质疑公认的社会目标的那种忠诚。一个社会如果不允许公民批评其目标和方法，就没有机会纠正其失误和弊病，就没有机会更新和改善制度，最终必然非死即僵。一个好的社会应有那些具有独立的观念，既考虑自身利益，又愿意使个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公民组成。

        有人还会反驳，一个国家的发展，看中的是科技，学那些常识有什么用？读那些小说有什么用？了解那些人类文明有什么用？可是，我们都实现了50多年的“专才教育”了，那为什么就培养不出来创新性人才呢？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都调整成“通才教育”了呢？如果专才教育更管用，他们为什么不坚持专才教育呢？为什么美国实现通才教育后，出了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呢？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钱学森在临终前对《人民日报》的最后谈话中曾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教育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教育中的“实用主义”思想太重，专业划分太细。中文专业的学生，不学数学，数学系的学生可能不会去学习历史、哲学、音乐史，不会学国际关系。所以，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学生视野不宽阔。从哲学道理上来说，看起来越实用的，越无用；看起来越无用的，越有用。这就是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致词中说的“文学和科学比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的没有用处正是它最大的用处。”人文和社会科学，看起来似乎无用，但是，正是他的“慢”，他的润物细无声，才能出“细活”，最终打造出了人的品格和灵魂。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罗索夫斯基认为“通识教育的好处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身心的成熟、世事的洞察和生活的经验而越发显著；同时教育的价值是难以捉摸的，是专业学术能力在其最高层次的实施中所不可或缺的。”

        教育，不是从一个模子里批量造模具，不能速成，要培养一个个独特的、个性化的人。中华民族过去有那么辉煌的文明，我们培养的人应该考虑继承中华优秀文明，应该能够开创未来，实现“中国复兴之梦想”。而中国现在也处在国际化的潮流中，需要担负一种世界责任，要有能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是否应该在高等教育中增加对他国的文化、制度、文明等了解的课程呢？我认为21世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不应有地方的狭隘性而忽视其他地区和其他时代的文化，我们必须了解塑造现在和未来的其他地区和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文化和力量。正如罗索夫斯基所说，一个人有无受过高等教育，最大的区别之处，就在于生活经验是否能用广阔的视野来省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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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识教育 我的大学 诺贝尔奖获得者 培养什么样的人 诺贝尔文学奖 教育 我的大学

（二）

       什么是通识教育呢？通识教育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共同教育。通识教育不是让学生记住或知道多少事实，而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教会学生如何去思考和评论，怎样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识教育不是以专业化为主，不是以科和系为主，而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能培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在科学上要想有创造性的科学突破，离不开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有“关联性”思维能力，从而可以跨越各领域的思维。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纳什对于博弈论的突破，来源于他在学生俱乐部对于追求女生的关联性思考。此外，阅读文学作品，还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这对于科学创新点子的构思是很有裨益的。文学能使学生有机会通过最好的作者的慧眼看到人生的可能性和规范。艺术能带来快乐、能陶冶情操、能提高悟性。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通识教育包括文学史、哲学史、音乐史和艺术史，文理学院的每个学生都要求学这些课程，这些非专业的核心课程占教学的40%时间。在大学阶段，受过这样全面的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是大有裨益的。举一个我所研究领域的人为例说明，加州大学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是鸟类生态学家，但是，他对人类学方面有许多思考：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为什么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不了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一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写成的专著《枪炮、病菌与钢铁》，获得了著名的普利策奖。他还写过另一部著名作品《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因此成为全球惟一两度荣获英国科普图书奖的作家。要想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需要作者有生态学、遗传学以及人类学知识。如果他受的是专才教育，没有“人类学”等课外课程的视野，他可能一辈子只能在鸟类学专业方向有科学贡献。试想，在现有的中国教育体制下，是否有可能出这样的人才？有时候我们都感叹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获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获普利策奖的人才？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鼓励生去阅读不同领域的书吗，比如学理工科的，去鼓励他去阅读人文社科方面的“闲书”吗？教育界上层没有一流的、先进的教学理念，是很难培育出一流的人才的。人才培养，是离不开适宜特殊人才的“土壤”的。

       大家意识到中国现在的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所以必须得思变，得变革。美国现有的教育，也是经过一步步的变革的，早年学习英格兰式牛津、剑桥的“教学”功能，后来引进德国大学的“研究”功能。二战后，美国的教育面临一系列挑战，理论界就有争论“美国教育为什么差强人意？”“教育改革怎样进行？”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学生自由大学”实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Santa Cruz)的住宿学院式通识教育，布朗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等。其中我认为在通识教育史上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在二战刚刚结束，哈佛大学组织了12位教授，用3年时间思考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教育，探讨通识教育的可行性，最终写成了《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使得通识教育从几所试点性的高校推广到全国。像麻省理工大学这样的理工科大学，也意识到通识教育的必要性，认为即使理工科的大学教育，必须具备广博而有系统的核心通识教育，使理工专业教育相得益彰。因此，除了加强写作和语文的坚实基础之外，麻省理工大学将人类文明的历史、社会、科学、工艺、伦理、政治等编成颇有连贯和完整的核心课程，这些科目是所有麻省理工学院大学部学生的必修课。美国已经在教育体制上探索了上百年，有过争论，有过教训，才了今天比较成熟的模式。中国的教育，可以借鉴美国成功的方面，可以避免自己探索所走的弯路。

       就我个人来说，从我2008年攻读博士学位至今，才后知后觉地去主动阅读了大约150多本小说、历史、哲学、诗歌、传记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书籍，才去聆听音乐会，去美术馆欣赏美术和书法作品。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虽然没有能够在大学期间就阅读这些人文社科书籍，但总算在不太晚的时候补回来了（幸运的还有我的导师没有反对我反而鼓励我们研究生去阅读“闲书”）。我是真真实实地感觉到受这些“通识教育”的好处，作为一名受益者，我特别期盼中国能够在大学实现“通识教育”。

     当然，我不是排斥“专业教育”，也不能否认专业知识的重要性。通识教育是有益于专业教育的，因为它提供广博的视野和观点，使个人成为更有效的工作者，提供多样的角度，使个人在工作中有多面的考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通识教育可以被比做一棵树的树干，而专业教育是树枝。专业帮你打开一个用人单位的大门，之后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的判断力、理解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关思想看法方面的、有关性格方面的品质，开始起作用，并且工作越重要，职位越高，这些品质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大学只有专业知识，那一个人在事业上的后劲就会不足，难以取得大的成就。要改变专业教育占主导的大学教育，改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相结合。

        中国的教育需要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体制改革。可以先选择5~10所大学进行试验，前两年主修“核心课程”，让学生灵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追求新方向的能力，后两年进行专业课的教育。关于核心课程的设置，可以参考美国后来修正的比较成熟的模式，在试点中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微调。核心课程主要分为三大类：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具体包括六个领域：

(1)    科学

    通识教育中的科学课程，是为那些非主修数理科学，不打算成为自然科学家的学生设计的；因此课程的目标是对科学进行一般性和广泛性的认识，比如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了解进化论的概念和发展历史，如何从上帝“造人说”到“自然选择”。

(2)    社会分析

    要让学生“具备历史文献分析和数理统计的方法，以探知现代社会的问题”。比如我上面说的Jared Diamond对人类学的思考，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崩溃了？有些却成功存活下来？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地理成因是什么？

(3)    历史研究

    历史学学习中，不能再是我们中国人从小受的历史知识的灌输式学习了，应该以现代世界的重要问题或争论作为开端，来探讨其历史的背景和发展过程，说明复杂性和各种可能性，以激发学生个人的灵感和见解。比如对“台湾问题”，不是简单地的“是”与“不是”的认识，还应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可以通过下面方法来讲授：让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分别站在“台湾”、“大陆”、“美国”、“日本”四个角度，站在各自的立场来辩论，然后每个小组都轮流扮演一篇四个立场，经过这样的辩论，相信每个学生对台湾问题的认识就不是简单的是非了。

(4)    外国文化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与各个国家打交道，需要了解他国的文化与文明，这样才能知己知彼。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应该有地方狭隘性而忽略其他地区的文化。

(5)    文学与艺术

    应该让学生大量阅读经典名著，比如以我个人阅读经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值得推荐，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约翰密尔《论自由》、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6）道德推理

    核心课程中的道德思考的教学不是教导或宣扬某一种道德或哲学，那是不正确的，也将注定是灌输式的。目的应是“讨论人类经验中重要而且经常出现的有关价值和选择的问题”，比如让学生大量阅读相关书籍，然后一起讨论自杀问题、同性恋问题、与不同人群的和谐共处等问题，从而显示对正义、责任、忠诚、个人责任的理性思考与反省。

参考文献：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哈佛委员会著（194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国大学教育写真》，朱幸福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黄坤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识教育”的问题在于教育的“产业化”。